中国文化要义-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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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期而有些类近，乃至有某些类同随后就个性渐显 ，各走各路。其间又从接触融合与锐进领导，而现出几条干路。到世界大交通，而融会贯通之势成，今后将渐渐有所谓世界文化出现。在世界文化内，各处自仍有其情调风格之不同。复次，此世界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倒可能次第演出几个阶段来。
五 申述夙见结束上文
上面大意，早曾见于我的旧著。所谓阶梯观与流派观，在十七年前出版之《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就提出说过。而其见解之所本，又在二十七年前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二三十年来，我对于中国文化的见解，自有不少修正与许多补充。但只是补充修正而已，没有根本改变过。
以下有四点意见，皆曾见于旧著，而现在为结束上文，需要在此处提醒一下：
第一，中国非是迟慢落后。流俗有见于中国不及西洋之处颇多（例如西洋已经过产 业革命，而中国还没有），便以为西洋进步快，捷足先登，中国进步慢，遂致落伍。其 实错了。要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终有一天可以到达那地点；若走向别一路去，则那地点永不能到达。中国正是后一例。所以我曾说：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小字本第65 页，商务版。）中国不是尚未进于科学，而是已不能进于科学；中国不是尚未进于资本 主义，而是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中国不是尚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而是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2）（《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97页，中华书局版。）
第二，中国已是陷于盘旋不进了。中国走上了与西洋不同的路。而它在此路上，又走不出去；遂陷于盘旋不进。中国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不见有革命，即此盘旋不进之表露。我曾说它是“不痛不痒无可指名的大病”，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它会要长此终古。我又指出它是“上下交相牵掣，自陷于绝境”。其所以致此之故，旧著两书已有所说明（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3页；《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 后觉悟》第97页。），本书将更详究。
第三，中国较之西洋，是因其过而后不及的。例如科学和德谟克拉西，在中国皆曾有萌芽茁露，而且萌芽甚早。后来之不见，是萎缩荒废的。当其萎废时，不是无原无故忽然萎废；乃是它向别途发展去之结果。因此所以中国文化有些不及西洋处，亦有些高 过西洋处。正因它有所超过，而后乃有所不及的。旧著均曾论及，本书更阐明此义。
第四，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这是我二三十年来没有改变之根本观念。旧著已发其端，本书正图完成其说。
第三章 集团生活的西方人
一 中西社会对照来看
现在我们继续研究“中国人的家”这一个问题，莫妙于把中西社会对照来看。
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丽于骨干的。若在社会构造上，彼此两方差不多，则其文化必定大致相近；反之，若社会构造彼此不同，则其他便也不能不两样了。此并非说，其他都是被决定的，不过指出这里是文化要领所在。我们选择“中国人的家”这一问题为研究入手处。正为此。然而昔人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人关在中国社会构造里面，反而弄不清头脑。且先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那便立即恍然了。
我们张眼向外面世界一看，就看到英美与苏联对立的问题。他们彼此立国之道，亦就是 他们的社会构造，正好不同：一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一方是社会本位的社会。其问题 ，即在各偏一端，彼此相非难。而稍一寻究，便知这是西方人的老问题了。西洋自中世 纪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终就在团体与个人这两端，此高彼低一轻一重之间，翻覆 不已。这是他们生活上亦是思想上闹来闹去最大问题之一（甚至可说唯一大问题），所谓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全体主义”……如是 种种，热闹非常，聚讼不休。但在我们历史上却一直未曾听说过。假若你以“个人主义 ”这句话向旧日中国人去说，可能说了半天，他还是瞠目结舌索解无从。因为他生活经 验上原无此问题在，意识上自难以构想。虽经过几十年西洋近代潮流之输入，在今天百 分九十九的中国人，亦还把它当做自私自利之代名词，而不知其理。中国社会构造之悬 殊，此其明证。
顷所谓此高彼低翻覆不已者，必须不嫌词费，在这里叙明它。这最好就从德谟克拉西说起 ——
德谟克拉西，虽远自希腊已征见于政体，但毕竟为近代乃有之特色。西洋社会人生，从中世到近代为一大转变。其间经过所谓“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启蒙运动”，“人权宣言”……外观上形形色色，骨子里一贯下来，原都相通。德谟克拉西风气，即构成于此。既经种种运动，许多奋头，以至革命流血，而后乃得奠定其原则，实现其制度。这当然不是往世之所有，亦不是他方所能有了。
要知道近代这一转变，实在是对于其中世社会人生之反动。所谓从“宗教改革”以至“ 人权宣言”一贯相通的，无非“我”之觉醒（1）（参看商务出版，蒋方震译《近世我之自觉史》前半部。），直接间接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抬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近 代文化之主潮；从思想到实际生活，从生活的这一面到生活的那一面，始而蓬勃，继而弥漫，终则改变了一切。它不是别的，它是过强的集团生活下激起来的反抗，见出一种离心倾向，而要求其解放者。所以果能从这一点，向上追寻，向下观望，则前后变化无不在目；而社会演进上中西之殊途，对照着亦可看出了。
德谟克拉西风气，实为人类社会生活一大进步之见征。所谓民主制度，正不外一种进步 的团体生活。进步的，乃对于不进步而说。其特征在：团体中各个分子从不自觉渐有了 自觉，从被动渐转入主动；团体于是乃不能不尊重其个人自由，并以团体公事付之公决 。盖社会契约说（doctrine of social contract）不合于人类历史实情，学者之论证已 明。人类之集团生活，不出于自觉地结合；其间多数人之处于被动，从古已然。必待经 济进步，文化增高，而后渐渐改变。此改变在任何一较高文化社会要莫能外。然以西洋 中古社会，其集团性太强，对于个人压制干涉过甚，从而其反动之来亦特著。离心倾向 于社会生活，虽非佳兆；然在此，则适以救其偏而得一均衡。均衡是最好的事。团体生 活经其分子自觉主动地参加，尤见生动有力。一二百年间，西洋社会所以呈现高度之活 泼，进步如飞，造成晚近之灿烂文明，要得力于此。
事同一理，日本以东方小小农国，在短短四五十年间，所以实飞猛进，大大提高文化水准，侪伍西洋，称霸东亚者，正亦得力于明治维新，接受此近代潮流，以自由权公民权付与国民，社会生活不变之故。
但此所谓近代潮流者，到今天早已退落，成为过去了事了。其转捩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这就是与个人本位相反的社会本位思想，与崇尚自由相反的讲究统制，不惜干涉人们的一切。
这一新潮流席卷欧洲，却打从两面而来：一面是布尔塞维克发动于俄国；一面是法西斯出现于意大利，又加之以纳粹在德国。虽重个人尚自由最早且久如英美，趣味夙深如法国，时势所趋，几亦莫能有外。事事步趋西洋如日本，常常处于被动如中国者，更不论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本虽败，潮流未改。盖这不止是一时风气；其方针 所指，实将开出人类社会之新局（社会本位的社会）。
为什么转变到如此相反，实为百余年前的人所梦想不到。（1）（英国前首相自由党首领劳合乔治曾深有此叹，见1934年2月报纸。）寻其转变之由，盖当个人解放之初，经济上深得个人营利自由竞争好处者，后来社会上却大受其弊。特别是盲目生产，经济上陷于无政府状态，演为周期恐慌不能自休；在内则阶级斗争，在外则民族斗争，整个世界苦痛不安，人类文明有自毁之虞。方利弊互见之时，早已有反对理论，乃至反对的运动。然而它未发挥到尽头处，事实上不会转弯。卒以第一次大战结束前后，时机到来，此伏流遂涌为高潮。虽因各处背景条件不同，表现之姿态各异，然其倾向一致固自明白。要而言之，集团又压倒了个人，保护干涉替代了放任自由，最近潮流正为近代潮流之反动。
三十年来（1917—1947），此相反之两面，各自经过许多宛转变化，而到今天，一面是依然不衰不弱——这就是英美；一面是崭新然益强益固——这就是苏联。其各自经过之宛转变化，诚然说之不尽；然而亦可一言而尽。那就是各自守定宗旨不放，而于团体与个人之两端，却尽可抑之扬之，时张时弛。宛转云者，殆不外是较小之翻覆。
最近三十年来其各自之宛转变化，不过更加证明他们的问题在此，不详论亦可。现在要问的是：他们西方人究竟怎样走进这问题中，而我们中国人何以会留在这问题外？
二 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以我所见，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宗法社会的生活无所骤变（所改不骤），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中国遂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
试依据历史一步一步加以指证，则西方人是怎样走进这问题中，便不难明白。以下先叙希腊罗马古代社会。
希腊罗马古代社会，不但与近代欧洲社会不同，抑且与他们中古社会亦两样，却转而与我们中国多分相似。此看法人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著《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 究》可知。古氏著作极精审，为此项研究中之名著，今者李玄伯先生译本，在商务出版。译者颇为用心，于前所述许多情节有合于中国古礼古俗者，均引经据典为之注明。虽李君注文，未必皆是；然固有助于读者了解西洋古代社会，正与吾土多相肖似。
书中所述，一言总括就是：崇拜祖先，以家族体系组成的社会，所谓宗法社会者是。其社会所由组成，一恃乎宗教。他们亦有法律，亦有政治，亦有战争，亦有社交娱乐；但一切一切原本宗教，而为宗教之事。那时人对于神敬畏甚至；但家各有神，不能相通。不但不能相通，且各守私（门必），隐相排斥嫉忌。所以严译甄克斯著《社会通诠》，论到宗法社会的宗教，亦是说，（一）可私而不可公，（二）本乎人而不出于天，（三）宜幽不宜显，是其三大特征。积若干家而“居里”；积若干“居里”而为部落；积若干部落而为邦。社会组织之扩大，与宗教观念信仰对象之开展，要必相因相待。社会组织最大止于邦；信仰亦至于邦神而止。然而每个小范围（家、居里、落部）仍各自保有其祭祀、佳节、集会与首领，此即谓之多神教。
后来罗马以希腊、意大利千数邦中之一，而竟可征服其余，似为意想不到之事。这自是人类社会单位向前扩大之势不可遏；而罗马恰亦具有其特殊条件，并且遵循了巧妙途径 ，盖人类生活经过好多世纪不能不变，意识方面开展进步，情操亦即不能株守于家神邦 神的信仰崇拜。势不免要打破了邦，而前进于更大组织局面。此时罗马人恰好不是单纯 一族一宗教者，而是杂糅的。乃至“罗马”之名，亦难确定其属于何种语言。有谓为特 拉文者，有谓为希腊文者，有谓为拉丁文者，更有人信其为爱特利文。古时人依宗教为 结合；两城邦若有共同信奉，即算亲戚。罗马的宗教既为杂糅的，因而多与其他城邦有 关系。罗马即注意保存这些亲戚关系的证据。例如它保存“爱纳”的纪念，它就为意大 利、西西里、希腊、特拉斯、小亚细亚各处三十个城的亲戚。——以上所说，即其特殊 条件。它的政策最巧妙处，是不强迫那些被征服者信奉它的神，却将被征服者的神移来 增加到罗马。罗马于是有较他邦皆多的神，仿佛宗教的总汇。它就利宗教的吸引力，助 成其统治。
罗马以不违于当时人心理习惯的巧妙政策，配合它对于各邦之实力征服，着着进展，而罗马帝国之伟大局面遂以造成。然亦正由当时家神邦神的宗教精神失坠，仅存习惯，邦的组织宀/浸失维系之故。现在这伟大局面造成了，它自己却还没有与这伟大局面相应 的伟大宗教。只以旧宗教之衰而罗马兴，罗马盛时，旧宗教乃益衰。而由于宗教荒虚，人们精神无主，罗马亦不能不衰矣。这里古朗士有几句话，是值是介绍的：
古人（初民）间彼此那般不同，那般不羁与善变，社会的联系与统一是不易建立的。…… 自然必须有件事物，较实力为大，较利益为尊，较哲学学说为具体准确，较契约更为固定；它即在人人心中而对人人有权威——这便是宗教信仰。信仰是我们头脑的产物，而我们不能随意改变它。它是我们的作品，而我们不自觉。它是“人的”，而我们以为“ 神”，它是我们力量之结果，但莫有比它对我们更有力量的了……人固然可以使自然降服于人，但人永是他自己思想的奴隶。
罗马当时于此紧要处，既无善法，社会之腐化堕落遂不可免。直到基督教从东方传来，填补这一空缺，西洋古代文明乃得一意外的续命汤，卒且孕育出其近代文明。——这是后话。
三 基督教与集团生活
如史书所云：“斯巴达人白昼处于露天之下，夜宿营幕之中，饮食相共，人无独居之时，亦罕家庭生活。”（1）（见冯雄译桑戴克著《世界文化史》第117页，商务出版。）这自是集团生活一极端之例，与其尚武善战相联，并非那时社会生活之通例。然而我们要知道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却一般地通是集团生活。它虽以家作核心，而以（一）附属人数众多，（二）阶层分别，（三）家长威权，（四）产业共有，种种情形，其生活不能不说是集团的。生活是集团的，但以其精神低浅，意识狭隘，不可能为大集团。大集团不再以一家一姓作核心，必待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出来，而后得以构成。严译《社会通诠》有云：“种人排外之不深，异族之能即于和，而大邦有缔造之望者，真景教之力也。”正谓此。自宗法制度既破，凡说到集团，就是超家族的；只有超家族的组织，乃足以当集团之称。
以下我们试看基督教怎样开出超家族的集团组织来。基督教精神全然与旧的宗教相反，可约之为三大点：
第一，神绝对唯一。此与从前有多少家多少邦，即有多少神者，完全不同了。神不在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