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二〇〇六年第十一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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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
　邵水游　
学界新论　作家的根在哪里？
　邓晓芒　
　
学界新论　　传奇年代的“终结”　景凯旋　
　
边走边看　　越界的身体　任亚荣　
边走边看　　从“断袖之癖”到“断臂情节”　马　　潇　
　
尘影斑驳　　海宁“二吴”　散　　木　
　
尘影斑驳　　汤先生怒了　刘　　超　
尘影斑驳　　“被冷落的缪斯”　罗银胜
　
尘影斑驳　　萧也牧的悲剧　盛禹九　
尘影斑驳　　念刘大杰先生　叶　　隽
　
灯下随笔　　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　张晓唯
　
灯下随笔　　“恐惧的美德”及其他　张宗子
　
灯下随笔　　当贡斯当穿越自由的“海格立斯柱”　鲍永玲　
灯下随笔　　民歌里的民俗　毛　　翰
　
灯下随笔　　边缘的优势　陈心想　
　
编读往来　　谈“自编词集”与“编词入集”　韩立平　
编读往来　　“新词”漫议　万　　方　
书屋品茗　　强作惊人语背后的曲解与悲哀　耿　　法　
书屋品茗　　阅读绘本　李红叶　
教育论坛　　讲坛的高度　李林荣　
史海钩沉　　倡导公共卫生的方石珊医生　贺宝善　
史海钩沉　　蔡元培、胡适红学论争　陈　　辉　
法制经纬　　潦倒穷汉与美国宪法　陈　　伟　
旧事新解　　在华心路四十年　王　　昊　
旧事新解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傅国涌　
来稿摘登　　美学经典重读的“知性”　厉　　梅　
来稿摘登　　“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　葛栋玉　
封　　　　二　　空城计　高马得　画　许宏泉　文　　
封　　　　三　　无　　题　

　　《书屋》二〇〇六年第十一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邵水游
　　“小说”确有“大义”存焉。近代“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无不指向思想启蒙、惠及大众一途，及至五四，一脉相承，人文蔚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无疑是激扬近代文艺革命之余波，手段与目的相互辉映。先是现代诗歌萌芽，再延及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齐齐破土，一时全民踊跃，洛阳纸贵，说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决不为过。当年，任何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本著作，一出笼必引来万人争观，莫不耸动，煞是热闹。那时，西学东潮同时迸发，颇为壮观，至今想来那些似懂非懂的理论著作，读书人差不多人手一册，可以说十年的光景，国外几百年来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成果，国人都迫不及待地拿来啃过遍。九十年代以降，消化不良的后果才出现，多元化掩盖了种种孱弱，荆棘满目，歧途纷纭。
　　对八十年代的反思，绝非新世纪才开始。当时，韩少功先生一篇《文学的根》是一引子，它既是小说转向的一种标榜，又是文学自身反省内力的爆发，人们因过多地关注其标志作用，反而错过了整体反思的机会。及后，韩少功先生更多地以思想者的角色出现，不停息地在进行批判，至真至诚。其实，这股反思的力量一直在延续，横跨世纪，或隐或露，不绝声响。今年，查建英女士与八十年代文学界热点人物对话录的出版，残雪女士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厌恶”的发言，格非先生以一部小说《也不过是垃圾》为标识，三桩事件最为醒目。
　　文学走到今天，似乎已完成了一个轮回，正在寻找突破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可能来自形式的革命，因为这些年的实验，已将各种花样玩尽，也绝不可能来自下半身革命，因为网络裸体流传，已再无私秘的空间，真正的力量应源于生活里深刻的真实、人性的高度和引导想像的实力。我们可以一遍遍地重温革命或世俗的“传奇”，但总有一股活鲜之力会从其中产生，因为人们总会拒绝平庸，总会接受人性与写作高度的挑战，来应和思想的律动，文学总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找到真正的价值，并包孕“大义”。
　　本刊自去年以来，一直对当代小说、散文、杂文等进行检讨，包括这期邓晓芒、景凯旋等先生的文章，实在是想看到文学走出困境的方向和愿景，也使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中国古地图——
　　历代舆地图
　　毛泽东爱读史书，但苦于读中国古史时对古地名之今域所在不易悉知。1954年秋，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毛氏相询于吴晗，吴便向其推荐了一部地图集，即杨守敬所绘《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简称《历代舆地图》。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今宜都市）人，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书法家和藏书家。幼年习商，后对沿革地理产生兴趣，与邓承修共同修撰《历代沿革险要图》，复与饶敦佚一道修订，于光绪五年（1879）刊行。光绪末年，在门人熊会贞协助下，杨氏对该图再次补充修订，以《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典籍及历代正史地理志、郡国志等为主要考订依据，以清初实测之《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又参阅宋人税安礼之《历代地理指掌图》、清六严之《舆地图》及胡渭《禹贡锥指》中之地图等，融古代地理资料与近代地图绘制技法于一体，终于编成这部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仍是卷帙最为浩繁、内容最为完整的历史地图集。学界视之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的一个里程碑。自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间陆续刊行。据《观海堂地理书目》统计，该图共分三百五十八卷，四十五个图组，分装三十四册，线装成册。开本尺寸纵二十九厘米、横一十九点五厘米。采用”古墨今朱”法双色版套印，以便古今对照。图集首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七十幅（一作”七十一幅”，含当时未刊之”水经注图”），略示历史境域之大势，然后按历史朝代之先后顺序安排图幅，将自春秋迄于明代之山川、疆域、政区、都邑等自然、人文地理要素的变迁资料几乎收罗殆尽、展现无余，其中隋代以前各幅地图多附有序、表或札记等。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便是在此基础上修撰而成。
　　此外，杨氏又与熊会贞合撰《水经注疏》，并费时三年合作编绘了一部《水经注图》，以《疏》《图》互证历代水系之变迁。该图集亦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采用朱墨套印形式绘制，以便古今对照、通古观今。图集共四十卷（一作”八十卷”），分装四册，亦采用”古墨今朱”双色套印。编绘时，对于某些疑误处，杨氏还亲历故址实地勘察，并综合各种资料精详考证。它不仅为研究《水经注》的重要工具书，也是堪称杰作的专题历史地图集。
　　（万　方　周宏伟　文）

　　作家的根在哪里？

　　——从对《如焉》的讨论谈起
　　？　邓晓芒
　　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发表于《江南》杂志2006年第1期后，引起了评论界和思想界的极大关注，好评如潮，甚至地摊上还出现了盗印的单行本。今年4月21日至22日在武汉东湖公园举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邀集了我们武汉和外地的一些名人或非名人，大都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这次讨论会后来由《南方都市报》作了专题报道，主要是在思想界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由于残雪的介入，而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但在文学评论界，尚未见有人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对此加以评说。不过我觉得，残雪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文学评论界认真思考的，这就是作家的根究竟植于何处？她的提法有一种观念上的突破。忽视形而上的问题而只对一部作品作形而下的评价，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文革中发挥到极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主流。我们总是动不动就说这部作品“宣扬”了什么，“揭露”了什么，并由此引申出我们应该“提倡”什么，“鞭挞”什么，却永远也无法理解一部作品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残雪为什么那么厌恶八十年代文学的“传统”的缘故。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情况有所改变，有一大批作家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而说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说的话了，所以，我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期。不过，这个年代的文学仍然大都具有某种两可的动摇态势，它既可以是中国作家向人性深处突围的开始，但也可以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叛，有一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例如，即使是在最极端的两性问题上的冲击（《废都》、《丰乳肥臀》、《上海宝贝》等），也仍然有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它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熏一旦意识形态的压力消除，就可能失去其力度，甚至成为一种更新了的意识形态的同谋。但如果这些作家继续努力向人性的深处探索和挖掘，也是完全有可能在纯文学的意义上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可惜这些作家大都没有对自己的“根”的明确意识，也许是由于本来就扎根不深，天分有限，进入二十一世纪，通常都江郎才尽，有的改行，有的勉强支撑一个空头门面，成为更具弹性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的一环。到今天，外在的可供选择的题材已经几乎被用尽，除了某些太敏感的话题不能说以外，性交、乱伦、同性恋、魔幻、怪力乱神、精神病、梦呓、戏说、语言狂欢（“无喱头”）、吃人肉、变态……已经被中国作家玩了个遍。中国读者的神经已经受过了一切可怕的考验，如今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们感到惊奇和闻所未闻了，在这样的时代，作家何为？
　　我认为，真正的作家不屑于趋附潮流和时尚。这并不表明他们脱离时代和社会现实，而只说明他们的现实更深地埋藏于人性的内部，他们凭借自己的天才和敏感而发现了它，并且让它在自己的作品中喷涌而出。他们不需要到某个地方去“体验生活”，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生活，既生活在日常现实的世界（家庭、单位、菜场、医院、公交车等等），也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外部生活和内部生活是一体的，他们的生存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In…der…welt…sein）。在外部生活中，他们和“常人”没有两样，但他们和常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赋予在世以自己个人“此在”（Dasein）的独特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他们装出来的，也不是从流行理论中借来的，更不是用来向人炫耀、用来谋取其他好处的手段，而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此外，这种意义即使在他们自己内心也是飘浮不定和捉摸不透的，因而是作家的痛苦之源。每当他们模模糊糊地抓住了一点什么，他们就喜不自胜，有一种要把它完整地表现出来的冲动。或者说，只有在这种冲动所激发出来的写作欲望中，在如醉如痴的写作过程中，这种模糊的意义才能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但总不能达到完全的澄明。半吊子的作家虽然也模模糊糊地抓住了一点什么，但却以为这就是一切，因而他们的痛苦只是一时的，随着作品的完成，他们就志得意满，不思进取，甚至用他们的一点成就向社会要价。至于那种看别人眼色行事而玩弄文字技巧的写手，是连“作家”之名都配不上的。今天人们呼吁作家用自己的才华为社会“服务”，或者去“关注”什么、“批判”什么，这无异于要求作家成为“写手”。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得好，作家不是医生，而是“病痛”。
　　当然，对作家的这种呼吁一般说来也并没有错，如果这种呼吁并不是特别对作家的呼吁，而是对一般人、包括对广大民众的呼吁的话。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家当然也属于“匹夫”之列，并不具有特殊的身份。作家也是人。但这种呼吁的迷惑性也正在这里，它仿佛是特别针对作家而发的，似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作家的“责任”和“使命”。人们往往举一些著名作家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例子来论证作家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如左拉在“德雷弗斯案”中，或萨特在抗议越战中所起的作用。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好公民，而不能证明他们是好作家，好作家还是要由他们的作品来证明。作家最好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的作品，连恩格斯都说，作家的倾向性越是隐藏起来就越好（所谓“莎士比亚化”）。作家既然生活在社会现实中，他当然也会有政治态度，正如他也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一样。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这些倾向性都应该在艺术的熔炉中经过陶冶，成为他的艺术创造力和艺术感觉的材料。至于凭借作家的政治态度来评定他的作品的优劣，这种片面武断的文艺观多年来已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失，也是完全不符合世界文学史的客观实际的，在今天实在不应该再重新占据我们的头脑了。
　　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问题，作家的根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就在作家内心的“敏感性精神”中。“敏感性精神”（l'esprit
　　de　finesse）原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的用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几何学精神”，一种是“敏感性精神”。前者是论证的、推理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后者是在日常应用中的良好的洞见力，能够从异常繁杂的事物中凭借“极其细致而又十分明晰的感觉”而一下子把握整体。这两种精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相渗透的，但“敏感性精神”要比“几何学精神”更高，因为它直觉地把握到的东西，用“几何学精神”来推论却会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1〕。这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它虽然也离不开理性（几何学精神），但并不归结为理性，而是把理性当作它自身的工具。所以，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力，或者说独创性，而这种创造力和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上，他能够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态中独具只眼，见到特殊的审美价值，甚至凭借情感和情绪所要求的想像力构思出一种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事态来，并通过熟练地驾驭文字把这些审美价值表达出来，感动他人。我们通常把这种能力称之为“天才”。作家的天才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一个是对语言的敏感性；而对语言的敏感性其实也是对情感的敏感性在语言上的体现和引申，它使对情感的敏感性带上了自己的特殊类型，也就是以“写作”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艺术家气质。另外一些人如音乐家和美术家则是以另外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艺术家气质的人。
　　所以我认为，作家的根就在于他对人类情感、首先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敏感性，以及把这种敏感性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感人”的）能力。立足于这一点，我们对一个作家作品的评价就有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打动了我们内心最隐秘的情感。有人也许会说，我内心的情感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不需要别人来打动。这就是那种不理解人性深度的人所说的话。其实人在日常生活中最不了解的恐怕就是自己了，哪怕他生活了很多，也积压了很多不吐不快的情感，甚至积聚了一股巨大的情绪，但他说不出来。既然说不出来，也就模模糊糊，不能确定，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于是就想，如果有一个小说家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都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就好了！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很大的遗憾，甚至是终生的遗憾，就是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都写出来，我们说：“可惜我没有写小说的才能！”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其实都是一部小说，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当然，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来帮你写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