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二〇〇六年第十一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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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可是，从事党政活动的“超然”姿态，并不意味着内心深处全无评判，更不等于对现存秩序的麻木迁就。蔡元培本来即是一个是非心极强的知识分子，置身政治舞台，对于自己周围的“党内同志”也自有一番观察和评判，只不过此种“自由议论”不轻易向外界道及而已。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国土沦丧，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狂轰滥炸，形势危急。此刻，蔡元培忧心如焚，郁积胸中的不满终于在1932年2月初中央研究院的一次活动中倾泻出来。
蔡在纪念周作时局报告时“先说明他前次留在南京维持危局的苦衷，后来又表示对国民党前途的悲观。他第一个指斥的是宋子文，他说当美国劝阻日军进占锦州时，日军暂按兵不动，那时宋子文便邀拉西曼氏纵酒狂欢，庆祝胜利，谁知不久，日军便进占锦州了。这些地方便表现出宋子文是怎样的幼稚，宋少不更事，固不足论。最可怪的要算所谓党国的领袖第一，胡展堂那位先生，在和会（即宁粤和谈——引者注）以前满口承诺合作，对于既往概不追究，而在和会时，他便首先作梗；在和会以后，他又负气不到南京，自己在广州组织起三个委员会来。其次要讲到蒋介石，他的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只要看他的政府，一切措施无不出自私心，财政部长辞职时，他可以将一切事务官完全引跑了，他们的薪水非但分文不欠，并且他们临走的时候，还每人发干薪两月，而其他各部人员的薪水都欠几个月，教育（部）竟积欠几百万。蒋临走的时候，还请了三位军人做省政府主席，他的合作精神及和平诚意，已可见一斑。蔡个人表示时局艰难，政治尤一无办法，言下不胜唏嘘”（《文艺新闻》1928年2月8日）。
这通牢骚和议论，真可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从其中涉及的对日外交内幕、宁粤和谈经过、蒋氏二次下野前的部署等细节来看，非局内之人难以道及。蔡氏在中央研究院内部发言时的此番抱怨，吐露了其内心的不满、无奈和忧虑，与他后来同最高当局的离心倾向相对应，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同时，也可借以观察蔡氏充当救火者和“和事佬”表面活动的实际内心感受。
晚年蔡元培是否真的如后人所说曾经历了跌宕起伏和左右摇摆？就一般规律来说，人们步入晚年思想观念基本定型，大分大合的变化比较少见。有时即使外在表现一时令人费解，其内在逻辑的相对稳固仍有线索可寻。蔡元培在“清党”时反对滥杀青年，后来又公开撰文追念“不嗜杀的总理”（孙中山），再后来参与民权保障同盟活动，营救政治犯等等，其间显然有一以贯之的价值主线存在。作为国民党人，蔡元培亦不乏团体的大局的意识，这一点可能与五四时期有所不同。对于处在执政地位的本党而言，他以党内元老身份努力消弭内争，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力促团结御侮，显示出为国家为民族的远见。因此，周恩来赞誉其“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揭示了蔡氏基本价值观的稳定性。
至于蔡元培与最高当局蒋介石之间微妙起伏的关系演变，目前仍缺乏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从一些迹象推断，二人关系似经历了由合作到疏离的变化过程，只不过彼此关系并非一味恶化，大体是分分合合不甚协调而最终亦未决裂。不论是反蒋军人抑或“第三党”似曾有过推戴蔡氏作为魁首另立一帜的政治设想，如陈铭枢晚年回忆所提及的那样〔6〕。但这毕竟仅仅是“设想”，且极有可能属于“单相思”性质，蔡本人是否知情且同意尚是疑问。蔡确乎一度信任像杨铨这样的助手，但杨的政治意图并不能完全代表蔡的主张，至少在直接“证据”阙如的情况下，某些暮年忆述“孤证”恐怕还难以采信。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与宋庆龄虽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可是二人的基本动机尚有差异，近年刊布的《胡适日记》附有当年胡适“退盟”时与蔡的往来信函，显示蔡、胡之间的“灵犀相通”之处〔7〕。蔡元培具有国际声望，有时就不免成为国内外各种势力争取和利用的对象，这与蔡本人的主张和倾向未可完全等量齐观。
注释：
〔1〕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2〕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88页。
〔3〕王世儒编：《蔡元培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页。后文所引当年报刊资料均出自该谱，页码分别为555、567、579、727～728页，恕不另行注出。
〔4〕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四期。
〔5〕《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2页。
〔6〕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7〕《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恐惧的美德”及其他
？ 张宗子
先主武侯
刘备貌似仁义，而气度狭小。略具奸雄的特质，而无奸雄之智。故曹操虽谬称之为英雄，并不太把他当回事。否则，他既身入樊笼，岂能容他轻易脱身？
劝曹操杀吕布，一方面说明他有眼光，另一方面，见其为人之刻薄。刘备素以义气为世所称，但义气有限，及于亲而不及于天下，甚至不及于他标榜为鱼水之亲密的诸葛亮。
草庐三顾传为佳话，只是个愿者上钩的钓鱼故事。吴起爱惜士卒，士卒之母哀哭，不是出于感动，是知道儿子死期不远了。受人恩惠，当抵死相报。诸葛亮只有一条命，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有别的选择吗？
君臣遇合，以天下相托，不要说姜尚遇文王，就到孙权待鲁肃的分儿上，诸葛亮就算幸运。然而刘备的野心，只在自己做个皇帝，这和后来的李自成、张献忠一班强盗草寇毫无二致。看到兵马，看到地盘，城头大旗一竖，一夜之间便龙飞九五。至于国计民生，想不到，也不懂，也不想。
王夫之感叹说，刘备的草头大王瘾，惟关羽之流最能理解，所以始终最能相得。《读通鉴论》卷十：
谈君臣之交者，竟曰先主之于诸葛。伐吴之举，诸葛公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公之志能尽行于先主乎？悲哉！公之大节苦心，不见谅于当时，而徒以志决身歼遗恨终古。
公之心，必欲存汉者也，必欲灭曹者也。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此心也，独子敬知之耳。孙权尚可相谅，而先主之志异也。夫先主亦始欲自强，终欲自立，与关羽相得耳。故其信公也，不如信羽。
所谓鱼水，过去常说水之冷暖鱼能自知，鱼的冷暖，水能知道么？
刘备又善做戏，俗云“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演义中，徐庶归曹，刘备送别，下令士兵尽伐丘上树木，自言树木阻挡了视线，不能一路望徐庶远去。何其矫情乃尔！但纯是矫情么？当然不是。戏不是演给徐庶看的，徐庶已去，等于废物。戏是演给身边的那些还需要他们卖命的人看的。
刘备义气，关羽也义气。置兄弟间的私人义气于国家大事之上，焉得不败！刘备最信关羽，可怜赫赫战神的关玛法，连一个要命的荆州都守不住。
汉朝的屁塞
鲁迅的小说《离婚》中，写到爱姑去见七大人，七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在自己的鼻子旁擦，并向身旁的客人炫耀：“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买得，至迟是汉。你看，这一点是‘水银浸’……”
七大人玩的“烂石似的东西”，可惜爱姑不懂，是新出土的汉玉，相当珍贵的。文人雅玩，不仅放在鼻子上擦，还可以穿了绳挂在胸前，爱之成癖的，或有拿舌头舔一舔的，据说是鉴定真伪的一个方法。
报上看到编译的古代笑话，有一条与此类似：
有个魏国人善于识辨古物，偶然捡到一只铜器，形状如酒杯，两旁饰以花纹，铜花斑驳，精致可爱。魏人高兴，招来朋友欣赏，并以古杯斟酒劝饮。这时候进来一位客人，见此情形大为惊讶，说：“这是古时摔跤的人用来保护生殖器的‘铜裆’啊，怎能拿来喝酒呢？”
前些年，北京周围吧，建筑工地很挖出几批烧制的男性“那话儿”，有素瓷的，有彩陶的，粗精不一。记者也许在征询了专家意见之后议论道，这种整齐的成批的有意埋藏，显示了我国古代的生殖器崇拜，云云。
其实呢，黄永玉早在文章里讲过，明清的太监，死后下葬，讲究个全尸，一些太监当初阉割之时，就把割下的物件小心收好，死后一同入棺，那些没有这样仔细的太监，只好用人工制品代替。据说烧制此物，已有相当的市场规模，产品也形成不同档次的系列。
烹狗论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汉武帝很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人才是杀不完也糟蹋不完的人。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每一个重要的位置，都有成千上万的合格候选者；每一个行当，都有无数英才。他们哪一个都不比别人差。
比起睿智的汉武帝，开国老祖宗刘邦终归不过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小流氓而已。刘邦的小聪明，加上没有道德束缚的阴狠，不过搞出了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俗套。可是，前有句践的首创发明，后有朱元璋的变本加厉，不前不后，还有赵匡胤春风化雨式的杯酒释兵权，和他们比，刘邦算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啊！
杀钩弋夫人以绝后患，把亲情和政治的关系处理得无懈可击。这一步棋，不管是想不到，还是想到了却于心不忍，刘彻之外，我不知道谁还走出过。刘彻的了不起，更在于他能超越皇帝们的定势思维，把一项最珍贵的权谋遗产弃之如敝屣。狡兔死绝，才可以杀掉猎狗吃肉吗？太不会变通，太胶柱鼓瑟了。兔肉吃腻了，走狗随时可以杀掉；不想吃狗肉，随时可以撵走。须知天下的好猎狗多如牛毛，还怕再出猎时无狗可用吗？
汉武帝的几十年，文臣武将走马灯似的换，地球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的消失而停转，武帝的文治武功反倒辉映青史，治下人才之盛，也为后世艳称。想想那些良相佐国一佐几十年的狼狈结局吧，就是诸葛亮这样的旷世奇才，仍旧无力回天啊。
陀斯妥也夫斯基
多年来，一直没找到机会把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读完。耿济之的译本，自大学毕业便压在书箱里，在可预期的将来，大概还将压在那里，直到奇迹发生。回想从前读过的几部陀氏著作，最喜欢的是两部手记——《地下室手记》和《死屋手记》，至于那些大部头的小说，虽然因其伟大的名声而敬服，却始终喜欢不起来。这样的话说出去，是要被人笑话的，幸而发现鲁迅也有类似的偏见，而他提出的理由，尽管我并不真的很懂，却不妨顺手借来一用：
一读他二十四岁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斯陀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绝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我不知道鲁迅的感觉，但我自己，极端厌恶像“拷问”这样丑陋的词。我既不需要自我拷问，更不容别人来拷问。报刊上屡见“拷问灵魂”的说法，我倒要问，是谁赋予你如此的权力呢？你凭什么要拷问他人的灵魂呢？
拷问官的快乐，不是单纯用施虐就可以解释的，其实还是权力之暴力的快乐。而罪人的苦恼，也不是单纯的受虐倾向，其实是对权力之暴力的屈服和认可。
无独有偶，罗素在论述尼采时，也表达了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不满：
必须承认，也有某类的基督教伦理，尼采的酷评对它可以用得上而公平合理，巴斯卡尔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品德上都有某种卑劣的地方。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正当的自豪”是无缘的。他要犯罪，为的是来悔改和享受忏悔的快乐。我要承认我和尼采有同感，认为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意气消沉是可鄙的。……根源在于恐惧的美德没一件是大可赞赏的。
所谓“恐惧的美德”，是就尼采的观点而言的。尼采“谴责基督徒的爱，因为他认为这种爱是恐惧的结果：我害怕他人会伤害我，所以我使他确信我是爱他的”。
不言而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忏悔和谦卑，都属于这种“恐惧的美德”。
奥勒留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晚期斯多葛派的三个重要人物，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尔库斯·奥勒留，他们的身份，一个是大臣，一个是奴隶，一个是皇帝。尽管生活状态判若云泥，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却在许多哲学问题上完全一致。对此，罗素深有感触地说：
尽管社会环境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哲学，但个人的环境之影响于一个人的哲学却往往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么大。哲学家通常都是具有一定的心灵广度的人，他们大都能够把自己私生活中的种种偶然事件置之度外。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超出于他们自己时代更大的善与恶的范围之外。在坏的时代里，他们就创造出来种种安慰；在好的时代里，他们的兴趣就更加纯粹是理智方面的。
按罗素的说法，奥勒留是一个悲怆的人，他的御位时期为种种灾祸所缠绕。作为万乘之尊，他的负担沉重；他所有的行为都一本良心，但大多数却都没有成功；他还要抗拒一切世俗欲望，包括对宁静的乡村生活的欲望。
《沉思集》是为自己而写的，也许可以归于第一种情况：创造出安慰。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相信，智慧确实是使人超越世俗之烦恼的力量的源泉，因为智慧的背后是一种优越感，凭借着这种优越感，奥勒留们（苏格拉底的例子更有说服力）得以蔑视一切应该被蔑视的，得以自信，并最终体现出优雅、高贵和从容。
奈斯脱流斯的舌头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讲过圣徒赛瑞利的故事，说他是一个虔诚、狂热的人，生平事迹包括几次煽起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他的名声“主要是借着施加私刑于一位杰出的贵妇人希帕莎而获得”。希帕莎的罪状在于热心依附于新柏拉图哲学，并以其才智研究数学。结果，她被人“从二轮马车上拖下，剥光衣服，拉进教堂，遭到读经者彼得和一群野蛮的狂信分子的杀害。他们用尖锐的蚝壳把她的肉一片片从骨骼上刮掉，然后把她尚在颤动的四肢投进熊熊烈火”。
赛瑞利劳苦功高，因为“自此之后，亚历山大里亚便不再受到哲学家们的骚扰了”。
这里有两个词使用得极为高明，但高明的方向正相反：其一是私刑，因为“私”字既可以表达某种道德的判断，也可以把责任局限于个人；其二是骚扰，我相信罗素或其中文译者在此表现的是恰�
![[雷·布雷德伯里_李罗鸣] 二00二年八月夜遇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