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二〇〇六年第十一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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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从被关系束缚住的社会导致落后的角度看，内地落后的问题可以解释，同时走出落后的路子也要从这些原因里发生出来。传统的中国是乡土性的，一个基础特点是从土地里讨生活。如果进一步说关系束缚的社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束缚在土地上造成的。土地不像货币可以自由流动。从土地里讨生计，受到环境、节令影响很大，而且一片土地上一年的收成是有限度的。人力和肥力的投资达到一定程度再增加就不行了。有足够的资本和人力，工业生产可以扩大生产。农田的工作是不行的。土地的不流动造成了人们的流动很小，从而关系在一个地方也就年深日久沉淀下来，形成了格局，束缚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而在这种农业生产方面的边际效益递减的局限，造成了追求财富的强大阻碍。有限的资源和稠密的人口，造成了一部分人想突破这种局限，讨一个富裕生活，于是他们便利用关系和权力剥削他人。权力在关系中，于是各种关系网络编织了起来，当官然后贪污成了苦心积虑地追求。提起来贪污和利用职权的腐败，人人恨得咬牙，而有的人实际上恨的不是贪污本身，而是自己没有机会贪污。这种文化是很可怕的。为了攫取这个机会，极尽拍马逢迎瞒上欺下之能事，取悦上级官员，可以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从而可以有机会有条件剥削他人了，造成为了个人私利不顾大家死活的价值取向。
再者，被关系束缚住而落后了还容易形成一种落后的文化：小圈子文化。有学者研究美国黑人社区亚文化，发现他们形成了与主流不同的但却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的由关系束缚住的小圈子文化。同一社区非裔黑人青年群体，大家都不学习，不愿接受高等教育，如果某人努力学习，成绩优秀，那么就成了整个小圈子的公共敌人，成了小圈子的“叛徒”。这种关系的束缚是一个人发展的大碍。记得怀特在其经典著作《街角社会》里，街头帮的两个头头的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命运。脱离了小圈子的头头获得了好的工作进入了体面的阶层，选择了小圈子的那位街头帮头就终老街头了。从这里我回忆起了大学毕业实习时，带队老师曾在闲聊时告诫我们毕业生，选择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离家远些，不然家乡那些关系，包括父母的关心和疼爱，是负担，都会很大地影响一个人的前程。依赖心理会使人倾向于向关系里讨资源，而不是辛苦实干通过竞争去争取自己的福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个人而言，“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就在关系格局外的个人的优势而言，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围棋大师吴清源。郑也夫认为吴清源的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一个边际人：
在日本的围棋传统面前他（指吴清源）是个外来户，虽然他也厮杀在其中，但在心态上他仍处在“边际”，他感不到“传统权威的沉重压力”，这却是“内中人”难于摆脱的，所以这位少女一样秀气的少年能够轻松地把棋子放在本因坊的禁区（如三三）上，而武士一般的日本棋手竟不敢越雷池一步。作为一个边际人，他可以吸取“主流文化”（或曰“中心文化”）的一切长处，又易于保持住自己的客观性、超然性、批判性。永远不接触“主流文化”，便笃定是个“乡下人”，而一旦把主流文化与从它外面带来的特殊禀赋融合在一起，就往往造成一种“特异”的气质和才干。历史上无数成大事者来自中心文化之外，道理即在于此。另一方面看，没有一个民族、地带能长久保持住中心文化、主流文化的地位。要保持优势就要形成格式，而格式一旦形成就不易破除，最后竟往往依赖外部来人去批判地继承。
“不易破除”并不是说人们完全无法作为，落后毕竟可以追赶，保持优势的时间长短也有差别。一个可为的办法就是必须不断“走出去”，同时还要“请进来”。走出去是接受新鲜营养，请进来是输入新鲜血液，以此打破原来的关系格局，重组关系，增加活力。“走出去”和“请进来”都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行，不然，请进来的会被同化，走出去的一旦回来，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据说达尔文曾在非洲某部落里带出来一个婴孩，在大英帝国接受了最新的教育，成人后被送回到原部落，他的命运不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而是被送上了部落的餐桌。
谈“自编词集”与“编词入集”
——与金文明先生商榷
？ 韩立平
《书屋》杂志2006年第9期载金文明《治古典文学者不应有的知识欠缺——读章偶得》一文，该文第四部分的小标题是：“北宋早有人自编词集，陆游根本数不上第一”，文中引了章培恒先生在接受陈村采访时所说的话：
［对于写词］简直是认为不好的事情。所以北宋的人不把词编到自己的集子里。到了南宋，欧阳修的后代请人给欧阳修编全集，才把欧阳修的词编进去。那已经是很晚了。活人自己把自己的词编进去，是从陆游开始的，陆游的《渭南文集》里边把自己的词编进去了……
金文明接着举出两个反例，用以驳斥章培恒先生“活人自己把自己的词编进（文集或全集）去，是从陆游开始的”这一论断。一个是黄裳《演山居士新词》，另一个是贺铸《贺方回乐府》。但是这两个反例，都不能证明金先生的论点，笔者现将理由一一指出，以与金先生商榷。
首先，关于贺铸的例子。金文明引了张耒《贺方回乐府序》：“予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携一编示予，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金氏接着说道：“贺铸去世时，陆游还没有出生。这也足以证明，贺铸自编词集远早于陆游。”的确，贺铸自编词集是早于陆游。更早的唐五代，冯延巳就已自编《阳春集》，宋嘉祐三年（1058）陈世修序有“日月既久，录而成编”之语，但这与章培恒先生的话题毫不相关。章先生是说陆游首次将自己的词编入文集中，并没有说陆游首次自编词集。“自己的集子”意谓作者的文集或全集。“北宋的人不把词编到自己的集子里”并非说北宋人不自编词集，而是说北宋人不像陆游那样自己把词编入文集里。自编词集与编词入文集或全集，这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金文明此文的小标题是“北宋早有人自编词集，陆游根本数不上第一”，又引贺铸的例子，说明他根本没有读懂章先生的话。驳斥对方也得先弄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呀，否则就是无事生非了。
我们知道宋代词集大致可分为三种：丛刻、总集、别集。丛刻如南宋嘉定间长沙刘氏书坊刊行之《百家词》，钱塘陈氏书棚刊行之《典雅词》。总集如敦煌石窟唐人写卷本《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编《花间集》；而别集则又可以分两种：一种是词附见作者本集，如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内一百三十一卷至一百三十三卷为“近体乐府”，王安石《临川集》一百卷，第三十七卷为“歌曲”。陆游《渭南文集》也属于此类，其卷四十九、五十为词，共一百三十首。另一种是词别出单行，如苏轼有《东坡词》，辛弃疾有《稼轩长短句》，皆于其诗文集外单行。章培恒先生所谓“把词编到自己的集子里”，即为上述别集中的第一种情况。清人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人别集凡一百三十部，其中附词者四十四部。但这些附词的别集，从现存资料来看，并非都是作者身前自编，唯陆游《渭南文集》可以确定为其晚年手订。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陆游作《长短句序》，嘉定十三年（1220）其子陆遹《渭南文集跋》云：
（陆游）尝谓子遹曰：“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别谓“渭南”。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卢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
可见陆游是模仿《欧阳文忠公集》之例，而将自己的词附于《渭南文集》中。词在宋代被视为小道，将其与诗文这种高雅文体合编，似显不类，故“本当别行”。只因将词别出单行容易散失，出于这种考虑，陆游才把词编入自己的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已开先例，陆游跟着做，便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欧阳文忠公集》并非欧阳修自编，“活人自己把自己的词编进（全集或文集）去，是从陆游开始的”，这句话并没说错。
其次，关于黄裳的例子。金文明引黄裳《演山居士新词·自序》：“演山居士闲居无事，多逸思，自适于诗酒间，或为长短篇及五七言，或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金氏接着说道：“据上序文可知，这本《演山居士新词》……其内容有‘长短篇’（词）和‘五七言’（诗）两类，可见是一本诗词合编的集子。”金文明此处举了一个诗词合编的反例，说明他似乎听懂了章先生的话，听懂了章先生是说编词入文集或全集，而非说自编词集。但是金文明此文的小标题及贺铸的例子，又表明他没有读懂章先生的话。究竟读没读懂实在令我难以确定。贺铸的例子与黄裳的例子，所说明的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问题，不知金文明何以将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用在一处。而金文明说《演山居士新词》“是一本诗词合编的集子”，这也是不能成立的推论。单从集名中的“新词”，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诗词合编。“新词”这个概念是不包含诗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宋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黄裳只是在序中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而已，这并不表明其《演山居士新词》就会收有诗歌作品呀。若序中谈及某种体裁的作品，则集中必收此体裁之作，金文明的这一推断以及将“新词”概念涵盖诗、词，实在古今未有、闻所未闻。
黄裳确实有诗词合编的集子，但合编以后集名叫《演山先生文集》，而非《演山居士新词》。此文集共六十卷，含诗、词、文，为其子黄玠重辑，于南宋乾道二年（1166）刻于建昌军学。然此集宋刻本已失传，现存影宋抄本和源出宋本的抄本，卷三十为词，凡五十三首。这本附有词的文集非黄裳身前所编，故而无法用来推翻章培恒先生关于“活人自己把自己的词编”入文集或全集始于陆游的论断。关于宋人词集的具体情况，读者可参阅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及香港饶宗颐先生《词集考》。
“新词”漫议
？ 万 方
在《谈“自编词集”与“编词入集”——与金文明先生商榷》一文中，韩立平先生以黄裳《演山居士新词·自序》之“集”名中有“新词”，便认为“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诗词合编。‘新词’这个概念是不包括诗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宋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金文明的这一推断以及将‘新词’概念涵盖诗、词，实在古今未有、闻所未闻”。
笔者向来安贫乐道，对专家学者提出的“古今未有、闻所未闻”之常识性问题，自然不愿意卷入来这一混水。我觉得做学问的常识是，要下一个结论，尤其是否定他人说法的结论，至少首先必须查一下工具书，或者上网检索一下，以避免自己在常识性问题上犯错误。其实，《汉语大词典》第六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5页即收有“新词”条，第一个义项便是“新作的诗词”，单以诗，便引用了唐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一、清吴伟业《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和民国鲁迅《赠人（二首）》之一等三处诗句例子；倒是词，却只引用了辛弃疾《丑奴儿》一个例子。原书俱在，读者自可查阅。
这里再举几个另外的例子。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三：“新词婉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薛能《杨柳枝》：“数首新词带恨成，柳丝牵我我伤情。”以上均见《全唐诗》卷28《杂曲歌辞》。该卷及《全唐诗》卷441还收有白居易五言《小曲新词》二首；另《全唐诗》卷457又收录白居易七言《长洲曲新词》一首。宋元以降毋论，清吴嵩梁之《挽姬绿春》诗亦有“定情诗扇教随殉，谁诵新词遍九泉”语，可见“新词”并非专指“词”而兼及诗，当无疑义。
《旧唐书·李白传》云：“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这里提及李白所造之“十余章”新词，似应包括人所熟知的“云想衣裳花想容”等七言绝句《清平调》三首；而所谓“乐府新词”，指的是供廷音乐机构乐府（梨园）演唱的新诗歌（歌词）了。此即《全唐诗》卷438所收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诗中所说的“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这类“新词”又称“乐府新歌”、“乐府新辞”，此为常识，不赘。而刘禹锡、白居易等所称所写的“新词”，则是为民间曲调（民歌）所填写的“歌词”，体裁还是五言或七言的诗，而不是长短句的词。
回到黄裳《演山居士新词》来。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之《宋集珍本丛刊·演山先生文集》提要云：“黄裳平生所为诗文词自编、自序数集，主要有《演山集》、《言意文集》、《长乐诗集》、《演山居士新词》等。……《长乐诗集》乃徽宗政和五年‘以长乐所为词章书刻于石’。《演山居士新词》乃闲居无事时所为长短篇及五七言。”该《提要》所据所引，为黄裳自序中语。黄氏《演山居士新词·自序》所称“演山居士闲居无事，多逸思，自适于诗酒间，或为长短篇及五七言，或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正清楚地表明该“新词”集所收之内容包括“长短篇”的词及“五七言”的诗，而且与刘禹锡、白居易一样也是为“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而填写的“新（诗歌）词”。至于《提要》所称“以长乐所为词章书刻于石”之《长乐诗集》中的“词章”，更清楚地表明“诗（集）”乃至“诗文（集）”均可以称之为“词章”。与“词”搭配所组成的可以泛指诗词文的语词还有许多，有兴趣者可以自行查阅有关工具书。
顺便提及，韩立平先生说到：“清人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人别集凡一百三十部，其中附词者四十四部。但这些附词的别集，从现存资料看，并非皆作者身前自编”。何谓“并非皆”？这一未定之辞表明韩先生也拿不定是否还有那么数部不能排除其为“作者身前自编”，怎么接着又自相矛盾武断地说“唯有陆游《渭南文集》可以确定为其晚年手定”呢！看来行文遣字还是多推敲一下好，以免犯史料或语词上的常识性错误。
强作惊人语背后的曲解与悲哀
？ 耿 法
张耀杰先生《〈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一文，没有掌握或发掘出任何新史料，只是凭断章取义地摘录《两地书》中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便武断下结论，实在有强作惊人语而违背史实之嫌。
《两地书》中第一封信是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写给鲁迅的求教信，鲁迅于当日即回信，见解坦率真诚而深刻犀利。首先，我们来看看张耀杰先生是如何“引用”鲁迅的第一封回信的呢？请看：“被许广平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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