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二〇〇六年第十一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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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令人感动，面对大量的文化、政治、观念上的障碍和不理解，格蕾丝没有丝毫的怨言，始终保持了她坦诚、谦逊的风格。就在丈夫去世两个月以后，他们一家辞退了厨师、保姆，搬出了那个曾经被她称为“温馨的小套房”的公寓，搬进了一座由十七户“蓝领工人”共同居住的“年久失修的大洋楼”。从那时起，格蕾丝和她的儿女们完全融入到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在新的生活环境中，格蕾丝学会了做饭、生煤球炉子，了解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开始习惯自己处理日常事务。与此同时，她与普通民众间的那种距离感也日渐消退，她从周围妇女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她们一同洗衣、做饭、生炉子、参加街道的政治学习及活动。女儿妮妮后来回忆：“我们搬家之后，她生活在很多人中间，邻居们马上都过来帮忙。他们都非常善良，我觉得这让她从自己的小天地中走了出来，这对她可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当然，格蕾丝与中国社会群体的这种相互认同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此时的格蕾丝已经完全具有了“局内参与者”的角色意识。
1956年夏，格蕾丝做出了一个令朋友们颇为吃惊的决定，她和三个儿女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返回了丈夫的家乡陕西富平西刘村。这一举动的现实意义颇为明显，就是要让子女们更深地融入中国社会，了解他们父辈的文化传统。格蕾丝来华的二十余年里，还从未随丈夫回乡省过亲，而在丈夫去世后，她却坚决地“要让她的孩子们了解他们的父亲的根在哪里，以便可更好地了解他们身上的中国文化背景的一面”。刘茀祺在世的时候，在这个有着中美文化背景的双语家庭中，夫妻二人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和个性，同时也对对方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保持着高度的尊重。长久以来，刘茀祺热切地希望子女们以热烈而深沉的情感去认同这个民族与国家，接受他们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命运。那时，夫妻二人对于子女们的前途有所考虑，但刘茀祺最终认定：“我们说不准今后他们将面临什么情况，但是，这是他们的家。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未来不会比过去更糟。”在丈夫去世后，格蕾丝依然尊重丈夫对于子女们的文化选择，克服诸多困难，继续履行了一位妻子与母亲对于家庭和家人的责任。重要的是，1956年的那次“寻根之旅”的结果更为出乎格蕾丝本人的意料，“到旅程结束时，她发现此行实际上是为了她自己”。这表明，格蕾丝已经有了一种文化选择上的自觉，这种自觉并不仅仅是迫于一种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压力的结果，更多的是出于她对家庭与家人，乃至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尊重。女儿妮妮后来的回忆便印证了这一点，她认为格蕾丝对子女们的成长问题有过认真的考虑，她鼓励孩子们尽可能多地接触中国文化，“既然你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便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你必须择其一而尽自己的义务。你必须了解自己。我们与中国、中国人站在一起”。
1957年秋，当格蕾丝成为南开大学外文系的一名教师后，她由中国社会的“旁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进入到关键性阶段。在此后的日子里，她更像一位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此时的她已经加入中国国籍，而且她的生活起居、言行举止、思想观念也明显具有了那时中国的时代色彩。那时的格蕾丝每天早上“都在五点半起床，然后到楼下的早点铺里买点刚出锅、炸得脆脆的油条”，回来后和孩子们“裹着煎饼或泡在豆浆里吃”。如果将这一生活状态和格蕾丝初到中国时“真成了个安逸、奢华的夫人。我们有男仆给我们做饭、清洁、购物，兼做所有其他事务”的情形相比，实在是有天壤之别。不过，这种于普通人群中的生活确实又在精神上给了格蕾丝极大的激励，以致“那些年中她真是玩儿了命的工作”。
自1957年秋至1974年秋返美探亲，格蕾丝在南开大学一共工作了十七年。对于南开校史研究而言，或许她的这一经历颇具历史价值和典型性。但是，若将这十七年的经历置于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领域中进行考察，则又会发现，格蕾丝在1957年后的心路历程与人生轨迹与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经历与经验大体吻合，似乎没有太特殊的典型意义。1958年，格蕾丝曾在一份“自我批评”中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做过一番完整地剖析，她称“几年来，我都在研习马列主义的著作，因此，我以为自己本来就是以劳动者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了，就以为自己成功地脱去了小资产阶级的外衣”，“学生们给我贴出的几张大字报揭示了其他一些细微的、非常容易被我自己忽视的小资产阶级迹象。当彭子美说我在课堂上做的练习中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时，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怎么可能呢？我想道。他一定是听错了我说的英文。但是，他对我的批判几经翻译，我听了之后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我该编的对话实际上听起来好像我在淡化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邪恶与苦难。这让我深深地感到我必须对自己所写、所说的一字一句都要非常警惕，如此一来，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才不会有机会溜进来”。对于上课使用外国材料的问题，她又称：“（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你是否是为了人民、为了劳动人民，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教书，是否在授课过程中给学生传授了某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这一点很可能是真实的。”这种话语所反映出的心态应与当时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相似。尽管格蕾丝的这种心态转变的过程与中国知识分子会有所不同，但他们所经历反右派斗争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结果却基本相同，那就是要树立“为人民服务”和向劳动人民学习的观念。
虽然，格蕾丝并没有完全经历过与中国知识分子类似的思想转变与改造的过程，但她也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这种经历也是促使格蕾丝由“旁观者”向“参与者”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别人对于她的“政治评价”已经成为了她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要的“政治标准”。从那时起，格蕾丝开始以不同的眼光来反省自己，这是她以前从没有过的。“我认为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都是要‘又红又专’。……但是要让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红’，需要的不仅是刻苦的学习，而且还需要世界观和性格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要‘红’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要有透彻的理解，而且清楚地认识到党的领导高于一切的重要性——坚决和工人阶级保持完全的一致，努力像工人阶级一般严以律己，发扬共产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当格蕾丝自愿地参与到思想改造的运动中来的时候，已经表明了她由“旁观者”向“参与者”社会角色转变的完成。然而，格蕾丝本人的社会角色转变的彻底完成还需重要一环，就是要获得中国社会群体的承认。尽管会有种种事实和迹象能够表明中国社会对格蕾丝表现出了接纳的态度，却还是让人感觉有些遗憾，因为我们能够找到格蕾丝被完全视为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的直接证据，似乎只有在那份她逝世后由南开大学给出的“追悼词”里寻找了。
（爱丽诺·麦考利·库珀、刘维汉著，傅志爱译：《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三联书店2006年版。）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与我“比邻而居”的司徒雷登
？ 傅国涌
我家的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边上还有一个他父母这一辈就开始传教的“天水堂”。上我家来的朋友，常不无惊讶地羡慕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关于司徒的，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有着火一样性格的闻一多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比较完整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并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司徒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开篇就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这条耶稣堂弄，在武林门外，当时还比较荒僻。他父母都是虔诚的牧师，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定居杭州，那时杭州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但不像现在这样繁华，而且是个贫民区，周围就是农村，“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周围乡村的美丽景色，给他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天水堂”传教（曾被叫做“天汉州桥教堂”，其实是“天水桥”），这里成为司徒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前后一共生活十四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他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后来成为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里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尤其是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更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十一岁那年（1887），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直到1904年冬天，在完成神学院学业之后，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再次回到杭州，踏上了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十八年，他幼年时学到的那点语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了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他认为传教的事业几乎是“创造一个国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应邀到金陵神学院任教，这年夏天起，他告别了杭州。
但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我而言，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徒，是曾国藩的女儿，八十三岁那年还造访过燕京大学，回到杭州后，还给司徒雷登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十七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知道，昔日那个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会成为未来的“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他七十三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凡四十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八十三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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