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二〇〇六年第十一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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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市场的结合，使现实的人分裂成两半。对于身处优越的作家们，写痛苦不真实，写幸福又不文学，作家们失去了现实感，却以为至少还能把握历史。王朔的成功，促使许多作家转向大众，与通俗文学暗通款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再次成为热门题材，王安忆的《长恨歌》写一个女人错过一生中好几次爱，永远在不幸中踽踽而行，是那种非常精致的浮华疲惫。苏童的《妻妾成群》则是一个旧时大家庭的故事，冲突在争风吃醋的妻妾们之间展开。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作家们出生之前很久，写的是陈旧的主题和情节。几十年的文学，兜了一个圈子，又从革命浪漫主义回归世俗浪漫主义，这令人想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传奇作家张爱玲，甚至想到张恨水、林语堂。仿佛是似曾相识的故事又被重新演绎一次，仿佛中国几十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通俗文学的实质在于没有自我意识，不从人物身上体验人生，因而形不成作家的个人世界。傅雷曾批评张爱玲的作品“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但张爱玲毕竟还有某种人生苍凉的况味，这些作家又有什么呢？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故事是要有点新的质地的，然而没有，因此它们看上去就像摆在现代超市里的一套折旧家具。
　　张爱玲后来漂流海外，作品也转向写实，已超越她一贯的饮食男女生活感悟，弥漫着一种生之悲悯。在《海上花》译后记中，张爱玲谈到“伤痕文学”，曾说了这么一句：“仿佛我们没有过去，至少过去没有小说。”她认为，当代中国文学中断了好的写实传统。其实何止是“伤痕文学”，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全都是如此。多年来浪漫主义的观念已被纳入一种政治文化的价值体系，渗透到作家们最深层的意识之中，一旦这体系的外部脱落，露出来的便是这么一个传奇的架子。
　　四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发生的人文精神争论，起因便是大众文化的冲击。作家当中，王蒙是支持大众文化的代表，在他看来，左的政治文化仍是最大威胁，而反理想、反英雄的世俗化恰是对左的否定。张承志、张炜则是支持人文精神的代表，在他们眼里，大众文化就是商业化和鄙俗化，不具任何终极关怀的意义。一方要逃避崇高，一方要反对媚俗。然而，这场争论虽然针锋相对，却又都言不及义。对于什么是文学，争论双方都不可能给出一个真正的答案。因为他们各执的两端，正是加缪所说的宣传品与奢侈品——文学逼仄之路两边的深渊。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界相安无事，真正的原因便在于此。相较而言，倒是不反对大众文化的作家写出了较近真实的作品。作为罗素的信徒，王小波在他的杂文里强调了思想自由。小说《黄金时代》讲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对男女知青的性爱，以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故作无知，向那个禁欲年代挑战。只是拿身体的浪漫来反抗情感的浪漫，得付出代价，作品的荒谬感缺少更深刻的内涵，便是代价之一。
　　更加年轻一代的作家是不会关注这场争论的。他们大都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对文革的集体记忆比较淡漠，文坛上无休止的主义之争，更是让他们不屑一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自我中心的一代，受过良好的教育，常在作品中表现个人的记忆和存在，要从自为的物化的都市生活中发掘出原乡诗意。这一点，从他们的作品题目中也可以看出来，如朱文的《我爱美元》、何顿的《生活无罪》、张旻的《自己的故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在写作上他们已从宏大叙事转向私人叙事，从民族国家话语转向个人话语。主人公往往是作者自我的体现者，世界因他们的感觉而存在。比如，同是女性作者，王安忆在反男权中心文化的同时，还不忘记把它上升为反西方霸权文化的政治高度，而林白、陈染的作品则代表了一种纯粹女性主义写作，通过身体政治性的阐释（比如对女人手淫、同性恋的直言不讳），向男权意识发起挑战。但作家们将“私人自我”从“公共自我”中分离出来，用以对抗集体主义意识，使得九十年代以来日益尖锐的社会与思想矛盾在其作品中全都付之阙如，却又吊诡地失去了我们称之为“现实感”的东西。他们的作品难以使我们产生恒久的感动，因为对生命的世界而言，无论现代人将群体还是个体视作一切价值的基础，都同样是不可信的。
　　而对于现有的文学秩序，年轻作家们确乎已急于表现出“断裂”的姿态，在他们看来，鲁迅的创作太过于社会化，也太过于现实化，已经成为阻碍今天创作自由的“石头”。还有的作家则是从另一个方面指责鲁迅，比如冯骥才近年就曾用时髦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指责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拾传教士的牙慧，为西方文化侵略张目。时移世异，中国的传奇作家们终于可以向启蒙复仇了。
　　启蒙运动的开创者曾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如今，全民的审美品位再一次降到人的水准以下。人们不再迷信思想，而是迷信身体。在这种情况下，欲望成为小说的唯一道德。继女性主义作家以后，一批更加大胆的“美女作家”登场，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突破情欲与道德的临界状态，将身体与政治的关系转变为身体与物欲的关系。她们的芳照被贴在封面上，她们的写作被称为是“用下半身写作”，以招摇过市的情色风靡一时。这些作品大都属于半自传体小说，没完没了地写手淫、同性恋和吸毒，而不追求任何社会文化意义或艺术目的。就文学而言，性题材本身并非就一定是坏小说，决定作品的好坏其实还在作者对性的态度，与世界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品不同，这些作品表现的不再是欲望的虚无，而是欲望的充实。然而，道德仍然不是这些作品的真正问题，这些作品的真正问题在于美学虚幻，编造出一个人欲横流且又自我实现的现实世界，没有任何人生的阻碍。她们的出现，使得文坛再次被划分为“严肃作家”和商业作家。“严肃作家”们指责美女作家堕落淫荡，无可救药，但却显得言不由衷。他们当然并不真的以为在今天，文学对社会的道德影响仍然巨大，也不是因为美女作家完全没有艺术目的，或没有将性描写上升为一种政治文化（比如女权主义）。他们恼怒，是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就像张爱玲说的：“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说到底，这种“下半身写作”难道不是从来就没依托过一个真实价值的当代传奇的逻辑发展？
　　“严肃作家”们早已高扬起欲望的旗帜，像发现真理一样宣称“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余华语）。在先锋派、新生代和女性主义小说中，肉体作为一种虚幻的颠覆力量，被不厌其烦地使用。即使那些偏重民族叙事的作家，也把肉欲视作过去时代的核心经验。因此，就身体写作而言，“严肃作家”与美女作家并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前者叙述的是别人的性欲，后者叙述的是自己的性欲。在陈忠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等描述前现代社会的浪漫故事中，欲望成为历史的解读物，或者被历史所解读。这与其说是出于生活的逻辑，不如说是出于市场的逻辑。既然中国作家们以前就未曾找到过反抗精神教条的力量，那么今天他们的价值缺失就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因为他们采用的是民族叙事，所以更加缺少个人的体验。构成冲突的人物的阶级性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性和民族性。以前万恶的、卖国的豪绅土司变得有情有义，至少在民族大义上，他们是无愧于心的爱国者。真正的敌人依然存在（尽管这往往被作为背景），但已经不再以阶级来划线，而是以民族来划线。这种历史阐释的视点，与过去阶级斗争年代和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一样，仍然是主流话语的操作和体现。然而，只要稍微观察一下我们周围就会发现，在民族主义话语高扬的同时，当代人的自我危机都在变得更加深重。
　　经历了几年的沉寂，先锋派作家纷纷转型，相继推出他们的新作。莫言的《檀香刑》依旧沉溺于久远年代里残酷的诗意，书中对酷刑的展示多出于想像。看多了他的作品，就觉得处处露出伪民俗的痕迹。但我认为，要写出人性的恶，是不需要任何虚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表明，在这一点上，精神的展示要比器物的展示更加真切。格非的《人面桃花》在精致纤巧的叙事中向传统回归，作品的弊病在内容贫乏做作，处处袭用旧式小说的语句，还让土匪与人质在雅舍里吟诗作对。评论界对此一致叫好，好像读者不知道文学史上有过鸳鸯蝴蝶派作品，这只能说明当代文学界已经完全丧失了现实感和审美品位。余华的《兄弟》再次写到文革，夸张鄙俗的性欲构成了全篇的主干情节，欲望导致文革中的家庭灾难，又导致患难兄弟在新时期反目，最终造成人亡欲尽的悲剧。作者想对文革和新时期做出马尔卡斯式的百年阐释：一个自为的世俗社会突然遭遇到历史。在作者的心里，依然保留着对“活着”本身的品赏，小说中反复言及李光头偷窥女人下体的情节，便是为了阐释这一点。然而，毫无顾忌地展现欲望并不表明作者获得了内心的自由。由于精神被限制在肉体之内，作品缺乏更高的人生观照，成为一个白纸上的悲剧。艺术的法则从来都是，从永恒的角度去领会现实，而不是相反。如果让欲望主宰我们的心灵，我们看到的将永远不过是欲望的幻象。
　　中国当代小说一直存在着两个突出的特征：政治和传奇，二者其实都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传统。虽然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从来都不是那么天真，但对于文学却持有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看法，唯有在小说中我们可以逃避现实，抚慰人生。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其实问题还在于，传统和现代文化缺乏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它造成了中国人为活着而活着的心理。不是活在真实之中，而是活在当下，并以此去想像这个世界。这种文化心理上的结构性缺陷，使得大多数中国作家不能超越自身，发现和描写生活的真相，甚至在处理苦难的题材时，他们也往往会将它写成一个奇特的故事。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部当代中国小说史，缺少的从来都不是传奇，而是生命的写实。
　　注释：
　　〔1〕Leung，Laifong；　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　1994）一书中对陈建功的采访。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六章第二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第四章，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不忘历史，冯骥才图文书〈三寸金莲〉》，载《京华时报》2004年3月4日。
　　〔5〕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三联书店1998年版。

　　越界的身体

　　——当代女性小说中的同性之爱
　　？　任亚荣
　　如果我们暂时抛开狭义的同性恋文学，只是把同性爱作为一种现象加以考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大批女性小说的出场，确实显得很突兀。
　　这些小说重新审查自身与自身所处的两性关系的实质，与发声于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论述遥相呼应。然而，不同于那个时期女作家如凌叔华、庐隐等人在小说中营构的同性之间的浪漫，只有精神、灵魂而身体缺席的特点，这批小说中的同性爱导引出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身体的出场。
　　女性同性爱的进入小说首先源于命名冲动。早在1989年王安忆发表的中篇小说《弟兄们》当中，就出现了同性爱的萌芽。三个女性特质并不明显、处处大大咧咧的大学女同学称呼彼此为“弟兄”，长期的亲密相处，使她们感觉到很自足，甚至质疑丈夫们存在的必要，进而对婚姻这种男女在世俗生活中结成的僵化关系感到怀疑、厌倦甚至绝望。“因为异性间是无可避免地要走入歧途，以情欲克服了思想，以物质性的交流替代了精神的汇合，而肉体最终是要阻隔精神的。所以，同性间的精神对话实际上是唯一的可能”。“弟兄们”其实是亲如姐妹的三个女性对彼此关系的命名，她们用这样的命名直接地表达了对男性世界的轻蔑。
　　显然，《弟兄们》中的三个女性之间的情谊仅止于精神的沟通，身体或者说“性”还是一个无法与情感合拍的问题，女性并没有摆脱传统文化的重负，王安忆企图让这些女性的友谊有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显得顾虑重重，所以，这篇小说只是有了同性爱的因子，到了随后的陈染、林白等的作品中，身体才开始在同性爱中凸显。
　　陈染《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在男性世界里屡屡受伤，与父亲、与男老师Ｔ、与恋人尹楠建立的关系很是残破，她只有退回自己世界里，去寻求另一种拯救的可能。这时，寡居的邻家女性禾出现了，禾是倪拗拗的世界里近乎完美的一个女性，是她在整个青春时光找寻到的唯一的“同谋者”：
　　禾这时候，掀起她的衣襟，解开里边胸罩的扣子，两只桃子般嫩白而透明的乳房就跳跃出来；像吐丝前的春蚕，凉凉的，好像一碰就破。
　　“亲亲它，拗拗。”
　　我把它含在嘴里，像小时候吃母亲的奶一样，蠕动我的嘴唇。假装吃起来。
　　我这样吃了好长一会儿，渐渐我听到她的气息急促起来。我抬起头，看到她紧紧闭着眼睛，她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腿间蠕动。
　　和缓的叙事节奏，抒情的叙事笔调，这一切都配合着她们之间的默契和谐的亲密关系。禾的存在，足以满足倪拗拗所缺失的一切：
　　而禾，才是属于我内心的一座用镜子做成的房子，我在其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照见自己。她身上所有的空白都是我的沉默，她的喜悦在我的脸上总是映出笑容。当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一天天长大成人，用她那双纤瘦的手指攥紧生活这一根带刺的铁栅，我的手上立刻就感到疼痛，指缝里便会渗出鲜红的血珠。她站立在屋门的门框前，一只手放在额头上遮住刺目的阳光，另一只手支撑在她疲惫的腰间，望着我像一只离巢的大鸟独自去觅食时的那一种神情，使我感到她是我的母亲，但她的确不是我的母亲。她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孤独无助地站立在那里等着我，等待我长大成人。空气中充满了焦虑与渴望。这一切使我的嘴唇对她失去了所有的语言，我试图说些什么，但我不可能找到适当的词语。只有我的身体本身是我的语言。
　　精神顺从着身体感觉的指引，身体也在精神的喃喃细语中升华，于是，禾的怀抱接纳了倪拗拗。着眼于女性幽微的生命感觉的相通，林白《回廊之椅》中七叶和朱凉之间的同性之爱同样令人难忘，曾经的身体和情感上的愉悦使得七叶在朱凉去世多年之后，仍对她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到了卫慧的《上海宝贝》，行走在追求诗意与控制情欲的夹缝中的倪可对德国女导演莎米尔的理解和赞美甚为感动：“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最了解女人的无一例外地总是女人。一个女人总是能精确无误地揭示出另一个女人最细微最秘密的特质。……她的嘴唇里的潮湿和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