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二〇〇六年第十一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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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海蹦晁芯淇淇冢核健暗苯裱酥校挡├廊菏榈模挥兴娜耍毫喝喂⒊乱 ⑻评迹倬褪俏摇薄�11〕。彼时他在英伦讲学，曾撰写有《〈红楼梦〉探源》，后又著有《〈红楼梦〉探源外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等，此外还有旧体诗词集《罗音室诗词存稿》等。
吴世昌（1908…1986），早年因家贫辍学，曾当过学徒、店员，后考入嘉兴中学，以工读生名义读书。1927年，他考入南开大学，翌年转入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获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的资助，终得硕士学位。随即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编辑，后又先后任西北联大、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及系主任等。1947年，他赴牛津大学讲学，任高级讲师。
吴世昌在哥哥吴其昌的影响下，也是一位“两栖”的学人——既有淑世的关怀，又有学术的专攻。时间到了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吴世昌像其他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最早承认了新中国。此后的1954年6月，中英两国又达成了互派代办的协议。当时吴世昌正在牛津大学执教。不久，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对海外学者展开工作。1956年7月，时任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的周鲠生奉命写信，并委托赴英国参加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举办的亚洲史学史讨论会的宦乡带信给吴世昌，随即又通过吴世昌转告信息给当时也在英国的陈源（此前代表国民政府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希望他回国参观。由吴世昌，再至陈源（后来周鲠生利用赴瑞士开会之际，顺道在伦敦会见了他），以致又通过陈源告知在美国的胡适（并通过与会的胡适的学生杨联陞），这是当时国内传达给海外学者的一个试探性的信息。对此，吴世昌做出了回应，而陈、胡没有立即给予反应。
1962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了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后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祖国》、《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随后，他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1962年，按说正是新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末，吴世昌此时返回祖国，立即受到人们的一致赞扬，所谓“子不嫌母丑、犬不嫌家贫”。大概因此他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回国的人文学科的一位专家，也因而在当年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斥责为“假洋鬼子”，甚至在“文革”期间的1969年冬，他竟被赶到乡下去做猪倌了——当时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联以及作协的“五七干校”设在了河南罗山、息县，吴世昌与同仁俞平伯、钱钟书、吴晓铃等都被打发前去，他们的任务是喂猪，显然这与他们学者、教授的身份实难相符。不过，当时他们的思想已经过无数次的“冲洗”，已经变得“纯洁无瑕”，比如他们当中的“汉园诗人”何其芳，这时创作的诗歌就已是《养猪“五字宪法”歌诀》了，诗中写道：“主席指示：养猪重要。品种要好，圈干食饱。粗料发酵，采集野草。小猪肥猪，多加精料。强弱分圈，隔离病号。夏天太热，河里洗澡。新生小猪，防止压倒。注意卫生，防疫宜早。猪瘟难治，预防为妙。其他疾病，努力治疗。”〔12〕所谓诗人，真是斯文扫地矣。
1971年，吴世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他可以提前返回北京了。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干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的形式，心里又急着打点行装，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大家既谈接受教育的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了一番，偏偏吴世昌一言不发。最后，军代表让他讲话，吴世昌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不假思索，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在场的人惊魂失魄。军代表愣了愣神，又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题了吗？”他的讲话，逻辑性强，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吴世昌身上还有许多，正如后来社科院文学所的刘再复对他的评价：“正声满学院。”吴世昌就是这样一个敢想敢说的人。后来他看不惯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说：“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其性情由此可见一斑。
注释：
〔1〕夏晓虹：
《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2〕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
《清华汉学研究》1994年第1期。
〔3〕《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4〕〔5〕〔6〕《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8、280、281页。
〔7〕〔8〕〔9〕吴其昌：《梁启超传·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0〕龚育之：《听毛泽东谈哲学》， 《北京党史》2003年第6期。
〔11〕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12〕《何其芳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
汤先生怒了
？ 刘 超
汤用彤先生是老辈中的大人物，但和晚清民国那一茬个性丰盈的文化人比，他大概还算不上顶特别。说来，他其实是个忠厚长者，或者说谦谦君子更为妥。
可是，即便是这位谦谦君子，也曾有过极为锋芒的一面。
话说抗战时期的1943年，国民政府第三届鼓励著作发明遴选结果出来，汤用彤先生见自己榜上有名，大为震怒。
是汤先生觉得自己有所得菲薄吗？未必。这可是民国时期学术界的最高奖，这是万千学人梦寐以求的何等荣誉啊！汤先生得的可是一等奖，且是本届哲学类中唯一的一等奖。是先生觉得与自己一同获奖的人物不够格而自觉辱没身价了吗？恐怕也未必。此届获奖者中，文科方面获一等奖的还有两人，他们是陈寅恪和刘节，获奖著作分别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刘氏已是学苑闻人，而陈公更是儒林巨擘，照说在这方面汤先生不会自觉掉价。
要知道，彼时国中文风鼎盛，学术璀璨。名校济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号称中国四大名校，且在世界饶有盛望，即便如李约瑟、费正清、伯希和、钢和泰者亦对此惊羡不已。自然，这样的大学群落中，必是文理兼盛，大家如云。如在西南联大，就在人文学科方面，也是人文荟萃，单以汤先生所在的哲学（心理学）系而论，就可见一斑：熊十力是现代大儒，是罕见的哲学体系创立者之一；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的权威，早已饮誉世界哲学界；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最卓越的研究西方哲学的大家之一；贺麟也是自创体系的现代鸿儒。至于陈康、沈有鼎、王宪钧、冯文潜、郑昕、张荫麟、周先庚、容肇祖、孙国华、王维诚、敦福堂等诸位先生，都在各自的领域内达到了极高的成就，有的还是难得的通儒巨子。在哲学界，与汤先生在名望、实绩处于同一重量级的熊、冯、金诸公都处于自身学术创作的黄金期甚至巅峰期，都各自推出了堪称经典的著作，如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等大都已先后面世。可是，即便如此，冯、金诸公在此次评奖中也没能获此殊荣。
在联大的其他文科院系中，历史系中除陈寅恪外，其他名家如钱穆、雷海宗、郑天挺、傅斯年、皮名举、刘崇宏、王信忠、吴晗、邵循正、向达等也未能有幸获得大奖。而钱穆已有《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扛鼎之作行世，无论是人望、资历，还是学问是文章，还是实绩，钱先生是理所当然的人选，可是他硬是没有得奖。至于理科中，获此次奖励的华罗庚、周培源等均属一时之选。
这么说来，汤先生该不会有理由为此发怒、而且是震怒吧？
可事实上，汤先生不仅是怒了，而且是真真的震怒。
敢问先生到底为什么反应如此剧烈呢？
这要看先生紧接着的另一句话：“我的书还要别人来评奖吗？！”——原来，此书是先生极为自得的心血之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这本书当然是大书，但是，汤先生的这句性情之言更是颇有意味。且看其中三处，一是“我的”，二是“别人”，三是“评奖”。所谓“我的”，是指书是先生自己呕心沥血精研涵泳后的原创作品，是心血之作。书由“我”写，书中有“我”，“我”的心血、心得，“我”的识见和情怀。对此，他有绝对的自信，有所依傍和抱持，所谓有恃于内，无惧于外。若是今日，有几人胆敢当着行家之面挺直腰板毫无愧色地说：“这本书是我写的！”
所谓“别人”，也体现出先生高度的主体意识。事实上，汤先生确是中国佛学方面有史以来有数的泰斗级人物，更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打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的旷世大哲，在其所涉领域内，当世罕有可与对话者。自然，对其心血之作，人们品咂则可随意，评断则不可大意。很多“别人”（包括教育部的人士）去对他进行评判，他都不以为意。此中不乏执拗，但其中不更蕴涵着高度的自信么？可在我们现今，不少所谓教授学者忙于造论文出新书，且饶谙“汝苟欲成名，工夫在书外”之道。其所重者，不是书中之“学”，而是书外之“术”。每有新作出笼，便四处活动，请这个题字、写序，请那个作评，还请一帮子人来捧场、促销和宣传，其用意无非是少耕耘而多收获，获取与自身成绩毫不对等的名与利。如此地把主要的时间、精力和聪慧都用在了著作之外的地方，在资质寻常者也许不免可鄙，可是对饶有天分者，则实在是可笑可惜亦可叹：丢了西瓜拣芝麻，浪费。汤先生则不然，自知只要“自己”尽心尽才尽力写好著作了，别人怎么评，就已不是最所关注的了。对待学问，他力行“尽人事”；而对名利，则躬行“听天命”。此中境界，颇可咂摸，烛照今人。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第三点：“评奖”。是评奖有猫腻吗？恐怕未必。一般来说，民国时期知识界颇为独立，政治界对知识界无力干预也无暇干涉，因此，知识界还是相对清明的，其时学风普遍较好，这一点，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筛选以及部聘教授的遴选中就反映颇多。至于此次评奖，且不论其程序是否健全，至少其结果就颇为公允、权威。以汤先生阅世极深的经历，他不会不懂所谓人情世故，不会不知利害得失。可是，汤先生还是怒了，不仅想了，而且说出来了。就此说来，汤先生之怒倒确乎见出几分书生意气，这书生之气倒也来得格外本真、率性，也就格外可爱。在汤先生看来，著作的价值就在著作之内，而不在之外。汤先生当然不是介意他人品阅其著作，不是的。事实上，越是高贵的头脑就越是渴望深层的对话，越是深邃的心灵就越是渴求真切的交流。这须得是真对话和真交流，而不是走过场的假热闹。著作的价值在于流传，尽管有所谓“藏诸名山”之说，可最后还是归于“传之后代”，失去了流传，任何经典对社会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汤先生所拒绝的不是流传，不是评奖本身，而是隐在评奖之后的某些东西。著作是著作，评奖是评奖，著作本身的价值费不上“别人”的评奖来肯定，而且也未必是评奖者有此资格来做出评判。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首先在于求趣求真，求真经世，在追求真理，以“有益于世道人心”（汪曾祺语）。若仅是“著书都为稻粱谋”，以书求一己之私，求名求利求权求色，恐怕已有失著作的本真，更有违“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公共情怀和担当意识。此类人物，于古于今都不乏其例。当时，汤先生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在高层不乏人脉，以汤先生的便利处，只要他略微“伸手”，就可以够着很多东西。可是，他硬是不“伸手”，他硬是恪守真正学人的本分，并不做出位之想。此等风范，能有几人欤？！
除此而外，饶有韵味的一点还在于：汤先生不仅想了，而且说了；不仅说了，而且是当众说。“我的书难道还需要别人来评奖吗？！”显然，这话不仅是说给近在身边的“自己人”听的，而且也是说给远在重庆的“别人”听的。是的，著作为谁而写，这是个问题。是为自己而写吗？当然。是为读者而写吗？更是。在汤先生看来，可以为学术而写，为真知真情真理而写，可以为社会历史和读者行家而写，但就是不可以为写而写，为评奖而写。这是先生的执拗处，亦是其聪明处，其真可爱处。所谓真名士，所谓大智慧，当如斯。
汤先生之所以能想到这一点，足可见出其良知；汤先生之敢于说出心里话，足可见出这群文化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还有自由之言论。
现而今，像汤先生这样执拗和顽固的人物似乎不太多了，每忆及此，不尽感慨系之。
“被冷落的缪斯”
——早夭的诗人吴兴华
？ 罗银胜
“我不过是一个做梦的人／日夜游荡在缓变的梦里／而不能指示给他人我奇异的梦……可是现在我醒了／我听见窗外卖花女的喉音／而惊觉自己还是在劳苦的世界里……”吴兴华在诗中样写道。
吴兴华（1921…1966），诗人、学者、翻译家，原籍浙江杭州。1937年年仅十六岁的吴兴华，就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的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在燕京大学就学期间，他的语言和文学天才就开始引人注目。现在人们评论吴兴华，经常引用其燕京的英籍导师谢迪克的话：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
非凡的语言天赋，使吴兴华不仅精通英、法、德文，还熟悉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1941年吴兴华毕业留校任教，同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强行接收、解散燕京大学，部分师生离开北京到内地重办燕京大学。吴兴华的父母这时已过世，有一群弟妹需照顾。他只得滞留北京，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兼一点差。为了维持生计，他曾与一位德国神职人员合编一部德华字典，参加辅仁大学《思泉》词典的编纂工作，还为中法文化协会翻译了一些法国诗人的作品。日本占领北京期间，他的两个妹妹不幸病殁，他自己也身患肺结核。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在北京复校，吴兴华回校任教，1948年二十七岁时即被聘为副教授。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并入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兼并了燕京大学。于是吴兴华就随着进入北大，开始担任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两年后任系副主任。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吴兴华才华横溢，年轻有为，加之心怀坦荡，刚直不阿。“反右”时，他因为反对苏联专家教英文的方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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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布雷德伯里_李罗鸣] 二00二年八月夜遇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