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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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赶着要给巴塞尔交问卷表，也因为模型的复杂性，我们没能作出一个数字实例来说明模型的运作，也没有写出像大通那样系统的报告。后来在向领导人物汇报的时候，也就根据巴塞尔问卷作描述。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最后收集了成员国26个银行的调研问卷表。所有资料都是匿名的，用英文填写，最后的总结归纳工作由巴塞尔掌管。 1999年，巴塞尔出了一篇长达65页的调研总结报告，题为《信用风险模型：当今的实践与运用》（Credit Risk Modeling： Current Practices and Applications）。其中心结论为：信用风险模型，作为计算监管资本的基础，尚为时过早。同市场风险模型作对比，信用风险模型的数据质量不可靠、数据库有限、资产的价值不是按市定价、模拟的持有期长、难以通过回溯检验来验证模型的可信度，等等。
现在所推行的举世瞩目的巴塞尔第二协议（Basel II），或称新巴塞尔协议，基本定稿于2004年，经历了艰难曲折、旷日持久的过程。它在巴塞尔I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进展，尤其在明文强调第二支柱〃银行监管〃和第三支柱〃市场惩律〃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支柱的〃银行监管〃，其方式方法和政策步骤，同美联储银行监管的原则规范如出一辙，为此，美联储为全世界充当了经典、模范（本书第四、五章会作详细描述）。
第三支柱的〃市场惩律〃，意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有生力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共同完成监督、管辖、奖惩银行的职责。这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有生力量包括：银行的股东、债券投资者、信用评级公司、审计公司、各种金融分析机构、国内国际各类监管机构，等等。银行经营和产品越来越市场化，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增加银行监管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但在所定的第一支柱〃最低资本金要求〃的计量上，尽管设计了高、中、低三种不同方案，却也只允许银行运用信用风险模型的一些参数，并非完整的模型本身，距我们十年前所做的信用风险模型的先进和精致，相距甚远。也难怪，巴塞尔II是国际上诸多成员国激烈争执、妥协折衷的产物，其结果必然是〃中庸〃了。只是很遗憾，在漫长的政策制定的岁月里，大银行的实践又大踏步前进，与政策的距离越拉越远。
至今 2007年，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决定实施巴塞尔II的同时，美国依然在犹豫徘徊，继续在征询讨论中，实施遥遥无期。原先美联储规定美国的银行只采取巴塞尔II中最先进的资本金计算方法，现在又规定：只是少数十几二十家大型、复杂、国际型银行采用此先进方案，绝大多数美国银行还是坚守巴塞尔I及它的一些修正，不大动干戈转向巴塞尔II。巴塞尔II，对于小型、地区性银行来说，不堪重负，得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美国的监管机构又错综复杂，代表不同银行集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众口难调。由此可见实施巴塞尔II的艰难曲折。
其他巴塞尔项目的参与活动
在整个巴塞尔项目过程中，除了采样、填表、总结、汇报外，Christine还让我们参加其他一些相关的重要活动。其中一项便是同ISDA银行界代表的对话交涉。
ISDA全名为国际掉期及衍生产品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是一个由几百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业自律组织。它建立的初衷是为衍生产品 期权、期货和掉期等的交易提供行业准则，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损失，促进这些产品的交易发展。ISDA最著名的成就是金融界通用的所谓ISDA文件（ISDA Documents）。它为衍生产品的交易设立正规的文件标准，使得交易有一定的规范和法律效果。
在信用风险模型问题上，ISDA代表银行界向监管部门游说。当时他们出了一篇长达62页的呼吁书《信用风险和监管资本》（Credit Risk and Regulatory Capital），用词颇为严厉地数落巴塞尔I的种种不是，呼吁监管部门尽快改革巴塞尔I，让银行界采用内部信用风险模型，来决定监管资本金的准备量。ISDA的代表，一般都是由大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组成，有些人甚至曾在美联储供职，现在大都担任银行内部合规部门或同监管机构打交道的专员，他们一行煞有来者不善、气势汹汹的架势。
面对ISDA的声势，纽约联储以Christine为首同他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我和Jennifer也应邀出席了这次高峰会议。会议如谈判一般，在红木暗陈的纽约联储会议厅里，联储、ISDA双方人员相对而坐，两方的主要人物位居中间，严肃认真，不拘言笑，连寒暄都免了。这次会议主要是ISDA探听虚实的会议，他们想知道纽约联储，甚至是整个美联储对他们文章的反应，对修改巴塞尔I的意向。
Christine依旧是柔声细语，但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讲，联储对他们的文章很重视，巴塞尔已经成立了专案组（task force）来研究这个问题，工作正在开展进行之中；信用风险模型还存在很多问题，银行系统应该协助监管部门对这些模型树立信心，能够放心将之用于确定监管资本；信用风险模型目前主要用于大银行，既有大型资产组合，又有人力、物力、财力，但联储在制定政策时还要顾及到中小银行、地区性银行，对它们来说，巴塞尔I是恰如其分的；等等。
我和Jennifer在这种场合自然是不多言语，专注聆听，勤做笔记，回头再将笔记整理成会议记录，转发给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并留档存底。事后，Christine对我们说，她对ISDA的这个文件持有相当的保留意见，这个文件用词苛刻，似乎把巴塞尔I的功绩一笔抹杀，同时，片面地代表大银行在那里摇旗呐喊，缺乏全面、合理、协调、合作的精神。
后来ISDA代表又去美联储华盛顿总部老调重弹。这次会议规格更高，同总部银行监管政策制定的领头人物Roger Cole座谈。Roger Cole是Christine的上级，在联储总部掌管政策发展、金融分析、会计等部门，他也是BIS银行监管委员会风险管理小组主席。那天，Christine不能去参加那个会，让我代去，临行前还专门关照我要好好聆听，不要插嘴，华盛顿总部同纽约联储的观点并不一致，多听为妙。我也照例详记笔记，回头向她汇报。
华盛顿会议基本上是纽约联储会议的翻版，但有一明显区别：华盛顿似乎对信用风险模型更持怀疑态度，觉得用内部模型来定量信贷监管资本尚为时过早。我想他们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看到的中小银行更多些，更要代表它们的利益。只有纽约是好动分子，总处在变化发展的风口浪尖上，不断寻逐，不断创新。
ISDA的代表团还是那拨人，绝大多数来自纽约。这种与监管机构对话的会议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他们游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都专程飞去华盛顿，当天来回。我也是当天往返，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飞机穿梭称为shuttle，意即班次频繁，来往便捷。对我来说，去华盛顿开会像是度假一番。华盛顿清新优雅，安静漂亮，到处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再加上绿油光亮的巨大草坪上坐落着雄伟壮观的新古典建筑物，感觉异常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这与嘈杂熙攘，人头攒动，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看不到阳光、鲜花、绿树、草坪的纽约相比，是天壤之别。尽管我还是很欣赏纽约的动态、新潮、人流及大熔炉的气势，但时不时地出来领略一下他乡异地的迥异风格，舒展一下紧绷的神经筋骨，也算是相得益彰、张弛结合吧。
后来因为巴塞尔项目又去过华盛顿几次。有一次是KMV来联储总部介绍它们的信用风险模型，所有银行监管机构基本上都派代表参加了。还有一次是参加信用风险管理培训大会，这是私营机构主办的金融行业培训会，收费颇高，两天五千美元注册费。因为Christine经常在这种会上发言，所以我们能以半价出席。
另外，因为巴塞尔这个特殊项目，我们工作性的学习机会也比较频繁，经常参加银行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座谈会，信用衍生证券培训班等。我还邀请多伦多大学的John Hull教授前来纽约联储，当时他正好在做信用风险的研究，Christine等一些政策要员，便济济一堂，同他进行座谈。我们无论是邀请学者，还是银行界卓有建树者，一般都能得到欣然应允，积极响应。纽约联储是个〃大雄宝殿〃，众多金融界人士对其趋之若鹜。
总的来说，在巴塞尔项目过程中，我们工作得积极、辛苦、认真，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对我这样刚从学校出来，没有一点实践知识的，尤其受益匪浅。我的确有个陡峭的学习曲线，学什么都是长足进步。
美联储华盛顿总部
摩根银行信用衍生证券的审批
与此同时，我还参与了一个同巴塞尔I密切相关的实际运作项目，亲身观察到银行界的动态创新，开辟新天地，及监管部门同银行的互动妥协过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7年底，摩根银行出笼了一套价值近100亿美元的信用衍生产品（credit derivatives），又称BISTRO（broad index structured trust offering），将它资产簿上100亿美元的贷款囊括起来，重新包装，切割成好几块，每块具有不同性质的信用风险。然后，再将各块的信用风险（credit risk）卖给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这种途径，即便原先的贷款仍在摩根的资产簿上，但信用风险已从摩根转嫁给了其他金融机构。摩根坚称它的信用风险就此大大降低了，也便要求美联储降低对它的监管资本准备金要求。
信用衍生产品是摩根开天辟地的一大创举，是它对金融领域的又一重大贡献。它为此被金融界授予无数模范标兵称号，诸如Credit Derivative House of the Year（年度最佳信用衍生产品商家）；BISTRO 也被授予Break through Structured Finance Deal of the Year（年度最具突破性的结构性金融产品）。摩根为此在信用衍生产品的市场上垄断了好几年的领先支配地位，从结构到定价，从法律条款到风险管理，为信用衍生产品这一大新型金融产品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信用衍生产品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形式，将原先静躺在资产簿上的贷款变成证券加以出售。特殊的是，资产本身并没有被卖掉或转移，仍是在银行的资产簿上，而只是其中的风险部分被卖掉或转移，由其他金融机构来承担风险。这些风险的承担可以是短期的，一年或三年的，也可以是长期的，等到资产寿终正寝。这里面的信用风险，可以规定只是违约破产风险，也可以是全面信用风险，即不但是破产倒闭才予以赔偿，如果相关资产的信用评级下降了，或其他因素使得资产价值降低了，也必须予以赔偿。这里面的细则条款林林总总，可以〃量体裁衣〃，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拿BISTRO做简单例子，100亿美元的贷款，内含有上百家企业公司，分门别类，有不同的期限和信用评级。摩根把这100亿美元资产分成三个组别（tranches），分别称为低级（junior），中级（mezzanine）和高级（senior）。低级组别里有3％的资产额，即3亿美元左右，中级组别里有7％的资产额，其余90％的大部分资产额都在高级组别里。摩根设立一个独立的信托，由这个信托发行证券给投资者，投资者的资金被信托用去购买政府债券，摩根也因为信用风险的转移而通过信托付给投资者定期报酬。这些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入和摩根支付的报酬合并起来，便是投资者的收益。但如果100亿美元里有资产因借款公司倒闭或违约而损失，其相关投资者便要承担该损失。
投资者承担的信用风险是这样安排的：如果这100亿美元里有任何资产因借款公司倒闭而缩水，所有的损失都首先由低级组别承担；如果总损失额超过3亿美元，那低级组别分文不剩，所以，低级组别被夸张地冠以〃毒性废物〃（toxic waste）的称呼，来表明它的高风险性。低级组别消耗完了，超出部分由中级组别接着承担；依此类推，中级组别消耗殆尽，再侵蚀高级组别。言下之意，高级组别要在资产总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情况下，才会有所损失。按常理，这样的概率是很小的，比具有最高信用级别的AAA公司的损失概率还要小。所以，高级组别证券的信用度一般都很高，摩根自诩说它的高级组别的信用评级为4个A AAAA。它动用了专职的信用评级公司，给它中级组别评级为BBB，也算是投资型证券了。而低级组别则无疑是风险最高的。当时，摩根已经把中级组别的风险脱手卖给了其他银行，为期三年。它自身保留了高级和低级组别。
由此可见，经过这样一番改头换面，原先上百家公司100亿的贷款，已被划分为三大块资产群，与原先资产的风险架构大相径庭。原先的公司贷款还算独立行事，分头经营，考虑单个贷款的偿付能力是当务之急。而现在的三大资产组别，各个贷款的信用风险自然仍是考虑要素，由银行评估，由独立的信用评级公司定级。但同时，各笔贷款之间的相关性突显其重要性，顿时成为重点考虑的要素。试想，一个持有中级组别的投资者，如果这100亿美元的资产群里仅有一两笔破产倒闭，那对它的投资收益影响不大，低级组别已经承担了绝大部分损失。但如果资产群的相关系数大 一个企业破产波及其他企业倒闭，或整个行业上上下下同步运作 那风险指标顿时上升，这时就不是讨论一两笔贷款损失的概率，而是几笔贷款一同走下坡路，under the water（资产缩水），那损失很快就会侵吞低级组别，波及中级组别。所以，中级组别在单个贷款已经定级的基础上，最关心的就是贷款与贷款之间的相关性了，相关性的大小，甚至正相关或负相关，对它的资产值影响甚大。同样，对于高级组别来说，如果资产比较独立，一方有难，不轻易波及其他资产，那高级组别受到冲击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但若相关系数很大，则可能会自身难保。
经过摩根如此这般重新整合的资产系列，不但活跃了几百年来按部就班、由商业银行垄断和操纵的信贷市场，使其他金融机构（比如，保险业）也可以涉猎参与信贷市场，使原先hold…to…maturity（持有到期）的贷款变成可在市场上买卖交易的证券，增加产品流通性，增强市场的效率和渗透；而且也是适应新时代银行经营的要求，逐渐向提供服务、促成交易发起、筛选、咨询等旱涝保收的流程业务（flow business）方向过渡，而非靠在资产负债表上，靠承担巨额风险来盈利。在银行看来，提供公司企业贷款本来就是得不偿失，入不敷出。银行向公司收取的只是名义上的、低于成本的利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通过建立的这层初始商务关系，公司会顺带有其他商务要求，在其他方面给银行带来收益。综合这多方面的业务往来，银行的贷款业务还是要保留和持续下去的。而现在，通过信用衍生产品，银行同公司的业务关系依然如旧，贷款仍在银行的功劳簿上，business as usual（一切照常）。但银行却转手把贷款的风险给卖掉了，以减轻它的负担承荷。这出售的过程可以是匿名的，即公司并不知道它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