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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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衍生产品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或归罪于巴塞尔I，这也是前面所述ISDA谴责巴塞尔I的理由之一。巴塞尔I所规定的银行贷款，必须备有8％的资本准备金，在银行，尤其是大银行来看，像是奇高无比的罚金，增加了银行贷款的成本，使得原本就盈利细微的贷款项目变得入不敷出、本末倒置。这种惩罚对摩根尤甚，因为摩根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美国的一流企业，具有良好信誉和成功业绩，公司的信贷评级也很高，信用风险甚微，所以贷款所获得的利息率不会很高。但要让摩根出资8％的资本准备金，去防范不相匹配的风险，那简直是雪上加霜，断了生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摩根也不甘示弱，想方设法钻政策的空隙、漏洞，争取减少资本金的需要量，改善其生存环境。这一天也终于被它盼来了，这一天的到来同巴塞尔政策的发展变迁有关。
记录银行业务的会计账户可分为银行账户（banking book）和交易账户（trading book）两大类。银行账户专职簿记那些一般期限较长的〃持有到期（hold…to…maturity）〃和〃可供出售（available…for…sale）〃的资产，像公司企业贷款当之无愧属于这一类，在记账时通常按成本摊销法，以账面价格进行计价。而交易账户则是簿记那些用作短期交易用途的资产，一般都是些市场上买卖频繁的金融证券工具，从账目上，可以上下进出自由，记账时通常按市场价格进行计价。另外，在计算银行收入时，两大账户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这种会计上的分类，基本上是根据银行本身对持有资产的目的，由银行自主加以归类的。这归类是在交易之初，即资产获取之日就已确定，此后一般不能随意改动。
巴塞尔I主要是针对银行的银行账户来限定资本金的，8％的资本金要求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的公司企业贷款。但随着银行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商业银行日渐涉入交易业务，交易账户的资产茁壮成长。因为交易账户的特别记账方式，它所受市场分分秒秒的上下波动影响很大，账面上可以倾家荡产，也可以日进斗金。BIS银行监管委员会，觉得有必要对交易账户的资产也做出类似的资本准备金要求，以防资产价值的跌宕所引爆的损失。1996年，BIS银行监管委员会增订通过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案》（如前所述），在巴塞尔I的基础上，针对银行日益增大的市场风险而做出对应的资本准备金要求。
同巴塞尔I相比，《市场风险补充案》的重大突破就是在规定市场风险资本金计算时，允许银行采用其内部的市场风险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加一些乘数变量。银行的市场风险模型，一般都引用资产组合理论，充分利用资产之间的互补或互抵性，争取最有效、最精确地算出资产组合的风险。而非人为夸大或缩小资本金需要量，造成无谓损失或低估风险。
所以，当摩根看到《市场风险补充案》的实施运用，便觉得时机已到，可以钻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的空子。它首先将BISTRO的三个组别从银行账户挪到交易账户，所持的理由是这些资产的去向已经改变，从前是持有到期，现在已是用作买卖之途，可以通过市场作交易，由别家承担风险，所以应该可以换个账户。其次，在交易账户的基础上，摩根就可以用《市场风险补充案》来计算它的资本准备金需要量。对低级组别，它自告奋勇提供100％的资本准备金，所以是有备无患，为〃毒性废物〃的损失充分保障。而对高级组别，用《市场风险补充案》所允许的内部模型计算出来的资本金数额，同巴塞尔I的8％的规定有着天壤之别 AAAA级别的资产，风险含量确实就很低，资本金需要量也便寥寥无几。言下之意，通过这样一番操作折腾，摩根可以省下巨额资本金开销，可以将这部分节省的资本金用于盈利更丰的领域。
摩根的这番大举动、大手笔，自然要得到它的监管部门 纽约联储的批准。我也就在这时〃半路出家〃，被拉去参与了这个BISTRO项目的审批过程。
我们一行一般是四五个人，由Brian带队，大部分是纽约联储研究部门的经济学家、政策要员，顶着博士的头衔。Christine 也会来参加一两次会议，华盛顿总部有时也会派人出席。我们走路5分钟，去摩根位于华尔街的总部大楼，在会议室里依次就座。摩根总会派约十人左右奉陪，都是些头面人物，以示对此案的重视。会议开始，基本上是摩根分发事先已经准备好的PPT（幻灯片）讲稿，然后照本宣科，介绍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一行则是提出很多疑问，在质的问题上，质疑他们将银行账户挪来挪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量的问题上，质疑他们所用的计算BISTRO风险和资本金的模型。每次会议总会有一大堆问题，然后摩根回头就这些问题，作一番精心深入的研究和准备，重新作一些比较分析，展现一组新的数据图表，然后邀请我们再去开会。三番五次，不厌其烦。金钱的力量真是伟大。
摩根银行华尔街总部
我给自己定义的工作，是将摩根用于计算BISTRO风险和资本金的模型弄懂弄通，看看有什么纰漏和缺陷。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不擅长会计的条款规则，对美联储的政策运作和历史先例也有待了解，但要看模型辨风险则是我的专长。我整理了一些问题，让摩根负责该模型开发和运算的数学博士，花了近一个小时为我释疑解惑；他自然也是竭尽详细清晰之能事，填充了很多PPT上省略的步骤和内容。我又自己作了些这方面的攻读研究，很快就觉得自己对信用衍生产品及其风险模型，有了全方位总体的了解。便在会议记录里，用一页纸的篇幅，清晰地描述了BISTRO风险模型的来龙去脉，比起摩根的PPT和一大堆数学符号要直截了当、条理清楚得多。
想不到，我这个会议记录，成为纽约联储在处理信用衍生产品方面的经典，让很多人对BISTRO模型茅塞顿开。据说连华盛顿总部的官员也时不时拿出来参阅，最后有多少人参阅过，我也不知其数。总之，我感觉我在纽约联储写的东西，即便是保密性质的，也比我当初在大学里做教授时公开发表的文章的阅读率要高，从效果的角度来说，要显著得多。我自己一贯的宗旨也是尽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写下来，喜欢动笔，不喜欢动口，不喜欢把同样的内容重复来重复去；而若写下来，则可以有托词，让别人去读，而且传播覆盖的面更广。我们在纽约联储工作，有信息优势，经常会有监管部门和个人来插手询问、打探虚实。所以，写下来的文件和资料，也是很好的挡箭牌，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周折和交流。
经过五六轮同摩根的反复交涉，该问的问题也都问了，摩根该做的事情也尽职尽责地做了。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美联储得作出审判了 同意什么，否决什么，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事情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摩根企图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平心而论，8％的资本金要求对它的贷款组合是很高的，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现在它又将中级组别的风险卖掉，那总体风险就更低，再要求它用8％的尺度看来是不合理。但如果允许它在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之间调兵遣将，各大银行势必会群起而效仿，造成天下大乱。再说，会计记账准则是不能轻易变更的，牵扯面太多，任何变化都要由会计总署决定，而非美联储单方就能改变。所以，美联储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得三思而行，全华尔街都在虎视眈眈，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也幸亏摩根是在美联储手下行事，如果碰到其他监管机构，兴许早就被一闷棍打死：〃No and No and No〃（不行不行不行）。而美联储向来以亲和银行商界著称（下一章会有详细介绍），不会存心为难辖内银行，尽量会为银行争取合情合理的权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才是为什么我们会几次三番上门，与摩根沟通联络，耐心听取他们解释的原因。但事到如今，关键的问题已是政策上能否灵活机动，适应新形势。这种决策就不是我们这种小人物能定夺的，得有高层作决定，还要得到华盛顿总部的首肯。
过了差不多两个月，美联储华盛顿总部银行监管的头面人物Roger Cole来到纽约，去了摩根，为他们的BISTRO下定论。他代表美联储作出决定：禁止摩根将贷款资产从银行账户转入交易账户；但鉴于这些资产的风险，已通过信用衍生证券中级组别的出售，而得以显著降低，美联储同意这些资产的资本准备金可以打20％的折扣。意即，过去资本金的需要量为8％，现在仅需要1。6％，节省了一大笔准备金。想必，摩根上下肯定为此欣喜若狂，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人员年终肯定可以得到丰厚的奖金了。按照Christine的原话，〃Roger Cole给了摩根一个大礼物〃。
美联储的这一决定，很快就在银行界推广开了。后来，又专门出了〃红头文件〃，规定在什么样的信用衍生产品的运用下，可以打多少的资本金折扣。所以，有技术、有资源的大银行，通过信用衍生产品，已经可以成功有效地规避巴塞尔I的限制，积极主动地优化资产组合，更合理地配置资本准备金。
随着信用衍生产品的蓬勃发展和广泛运用，大量的同类资产，如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和抵押债务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等，都事实上行使着买卖交易的功能，被冠冕堂皇、理所当然地置放在银行的交易账户上，用银行内部发展出来的模型来计算其市场化了的信用风险和资本金需要量。为此，1996年出笼的《市场风险补充案》，又作了更进一步的修正补充，加入了不少信用风险的要素。由此可见，监管政策和银行实践的互动和发展。
5。 告别巴塞尔项目
到了1998年底，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告一段落，基本采样已经完成，调查问卷表也都整理归类，监管部门政策官员，也都清楚了解了信用风险模型所处的位置、在银行内部的实际运用。接下来的焦点，便是修订巴塞尔I的讨论、磋商、谈判的细节工作，就是银行监管者盖棺定论、作政策抉择的时候。
这个时候，Christine把我和Jennifer叫到她办公室谈话，同我们讲述资本在银行监管的重要性。〃21世纪是资本监管的世纪〃，这是整个国际间银行监管机构的共识，很多过去依赖行政管制的政策，都逐渐向资本管制方向过渡，所以有关资本监管的课题数不胜数。她希望我们以信用风险模型的工作经验为基点，继续留在她手下的资本项目组里工作，在同巴塞尔有关的政策领域里驰骋。
但我当即告诉她，我想打回〃老家〃风险评估组，去做一段市场风险管理方面的检查工作。她没有预料到我会打退堂鼓，不过也很尊重我的要求，没有坚持我一定留在资本政策项目组里。反过来说，风险评估组依然是她手下的一个组，我依然归她领导，只是没有那么直接了，我加入到了银行检查的大部队里，换一个崭新的工作领域。Jennifer也归队到她的银行分析组，继续她的广义上的资本政策调研工作。
巴塞尔项目到了这个阶段，完成了对银行业的认识了解，掌握了信用风险模型的利弊得失，接下来便是各国银行监管部门协商讨论，制定方针政策，然后再同银行界交流妥协，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我尽管涉足这个项目才一年，但通过同联储总部、美国其他银行监管机构，甚至巴塞尔总部短暂的交往，我已经预测到这将是一个旷日持久、劳心费神、需要十足耐心和毅力的、庞大艰难的国际项目。美国的银行监管系统对巴塞尔I的意见和口径已经不一致，美国的其他银行监管机构已经责备美联储过于倾向商业界、大银行，而纽约联储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不用说在国际舞台上要让那么多国家协调步骤、统一口径了。其间肯定会牵扯很多官僚、扯皮、拉锯战，会为细节问题争执不休，有无休止的内部会议和与商业界的讨论协调。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这也是一个很严峻、很重要的政策课题，举世上下都在密切关注，影响极其深远，对喜欢做政策工作的人士，会有开天辟地、津津乐道的成就感。这个项目在联储也受到极大重视。试想，纽约联储总裁William McDonough便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他亲自挂帅的项目，顺理成章地成为纽约联储头等大事。从个人职业角度来说，从事这个项目会结识很多头头脑脑，与上级、上上级一起共事，若工作出色，便会前程似锦，仕途无量。纽约联储有几位去巴塞尔蹲点两年镀过金的，回来后都被委以重任，仕途通畅。我和Jennifer从事这项工作一年，也都各自被提拔两级，这在纽约联储实属罕见，除了工资上涨15％外，还有对工作的赞赏和对一年辛苦的认可。
但我效劳纽约联储，并非只想从事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我希望能对金融界有个全面深刻的了解，我希望能经常去银行蹲点审查，看看整个银行的经营状况、结构产品。不仅局限于信贷产品和信用风险这一块，还有更新颖、更先进的交易产品和市场风险这一大块。当初我从学校决定〃下海〃，就是觉得金融业蓬勃兴旺、热火朝天，是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上的一个很成功的运用，而且势必随着时间推移，爆炸式地发展。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要掌握，时间不等人，我不会心甘情愿把宝贵的光阴消耗在妥协、斡旋、平衡上。其他政策官员或多或少已经有过银行业经验，外面的世界对他们已没有新奇感，巴塞尔项目则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是光荣成就。而我却是初出茅庐，无知幼稚，缺少银行界的跌打磨炼，说起话来也自觉不够响亮，底气不足。所以我得去经风雨，见世面，才能胸有成竹、理直气壮。我曾夸下海口，〃我离开巴塞尔项目两年再回来的话，巴塞尔项目不会有长足进展，而我却会更胜任这个项目〃。当时，我还真低估了巴塞尔II的艰难曲折。时隔近十年，巴塞尔II在美国依然尚无定论，各大监管机构（FED，OCC，FDIC，SBD，SEC 美国的监管体系也确实错综复杂）依然在争执不休，翻天覆地。〃巴塞尔II难，难于上青天〃。
Jennifer打回〃老家〃后不久，便申请担任新成立的信用衍生产品组的主管，承担一个前卫新潮、备受关注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工作方式同她以前所有的工作都不一样，她成为一个管理者，需要同很多机构人员应酬斡旋，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官僚扯皮上，而她则希望花更多时间在具体工作上。所以这个提拔到头来只是拔苗助长，给她造成很大精神压力。当时她三十出头，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孩子，似乎是她事业上越成功，越不能顾及家庭这一头。最后，不到一年光景，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她毅然从纽约联储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去了。心想事成，她后来生了金发碧眼的一对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