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伏尔加第四节同祖国的联系和睦邻的关系-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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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部落西迁定居后，针对沙俄的控制采取针锋相对的灵活政策和直接或间接的反抗与斗争。但是，由于他们远离祖国，势单力孤，处境艰险，更加深深地怀念祖国，经与祖国无数次联系后，终于实现回归祖国的心愿。他们与祖国联系的方式可分三种：
一是同清朝政府的联系。
二是同祖国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联系。
三是同祖国卫拉特各部落之间联系。
一、土尔扈特部落同清政府的联系
书库尔岱青继位后，十分懂得祖国的清政府对他统治地位承认的重要性，于１６４６年（顺治三年）与其弟罗卜藏诺颜随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固实汗，向清政府进表贡，“附名以达”（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９《厄鲁特》一）。１６５０年（顺治七年），书库尔岱青又派使臣与清政府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此后土尔扈特使臣不断来往。
１６５１年（顺治八年），土尔扈特首领博第苏克等“贡马”，清廷赐以“银币等物”。
１６５５年（顺治十二年），书库尔岱青遣锡喇尼鄂木布向清廷奉表贡。翌年，和鄂尔勒克另一个儿子伊诺登诺谚，也遣使锡喇尼和硕齐“入贡”。１６５７年（顺治十四年），罗卜臧诺颜也遣使，其中有其儿子多尔济，使臣沙克西布特、达尔汗乌巴什、阿巴赖等向清廷“贡驼二百只，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得到清政府的允准。与清政府联系的加强，使土尔扈特汗国得到了清政府政治上的支持。
阿玉奇执政期间，继承了先辈与祖国清政府不断联系的方针。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阿玉奇积极参加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斗争。１６９６年（康熙三十五年），清军于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后，为防噶尔丹余部窜伊犁，康熙帝命阿玉奇在伏尔加河积极配合。阿玉奇率军千人与一线防堵的策旺阿喇布坦会集于阿尔泰。１６９８年（康熙三十七年），准噶尔部策旺阿喇布坦渐骄横，纵兵洗劫了赴北京向清政府朝贡的土尔扈特汗国使团，杀害了使团首脑额里格克逊一行，并进而绑架了赴祖国西藏朝拜达赖喇嘛的土尔扈特部落阿玉奇之侄阿拉布珠尔一行。阿玉奇企望和准噶尔部改善关系，曾把女儿嫁给策旺阿喇布坦，但策旺阿喇布坦出于扩张的需要，竟然时时制造磨擦。“策旺阿喇布坦所为，一度阻隔了阿玉奇汗政权与清政府的联系（《清圣祖实录》第一卷，第一七八页）。”
１７０９年（康熙四十八年），阿玉奇又派出以萨穆坦为首的使团，取道西伯利亚，经库伦、张家口，历时两年有余，于１７１２年春抵北京，其使团公开使命是商洽阿拉布珠尔返回土尔扈特部落问题。但阿玉奇给康熙帝的奏文中称：“所差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祖若有密旨，请赐口谕。”磋商机密实则不外乎两个，一是如何联合起来，对付日益强大并威胁双方安全的策旺阿喇布坦，二是探求土尔扈特部落重返祖国的可能性。康熙帝当即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派出了访问土尔扈特的以殷札纳为首的使团。使团成员有：
1内阁太子侍读殷札纳
2内阁侍读图理琛
3理藩院郎中纳颜
4新满洲噶札尔图
5新满洲米邱
还有阿拉布珠尔派的土尔扈特部落处的舒哥、米斯等人，随从保驾的有３名武官，２２名家仆，共计３２人。使团成员之一的图理琛，字瑶圃，祖籍热河，姓阿颜觉罗氏，属满洲正黄旗人，生于１６６７年，卒于１７４０年，在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考授中书舍人，１６９７年（康熙三十六年）升为中书科掌印，不久升任内阁侍读；１７０３年（康熙四十二年）任礼部牛羊群事务总管，１７０５年因短牲畜头数被革职。１７１２年清政府招出使土尔扈特部人员，图理琛精通满、汉、蒙文，粗通俄文，赋闲在家，主动要求出使被允准，恢复其内阁侍读官职。因其撰写《异域录》一书献康熙帝，受嘉奖，准刊行，从此驰名中外，后来中外学者将路经欧洲第一个出使外国的清朝使团通称为“图理琛使团”。１７１２年６月２３日使团从北京起程，于１７１４年７月１２日抵土尔扈特部落阿玉奇驻地马奴托海。次日举行了隆重的迎宾仪式，殷札纳向阿玉奇宣诏递交了康熙帝诏书（《康熙谕阿玉奇敕书》是一件用满文书写的文献。全文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汪玉明同志译成汉文，载于１９８４年２期《民族研究》）。诏书如下：
皇帝敕谕：
谕土尔扈特之阿玉奇，朕统御天下，抚育万邦，从不分内外，一视同仁，断然不二。据尔阿玉奇疏言：圣主向广阔无边之神瞻部洲训谕教化，使不灭之金轮谕训，导致生灵于康乐安泰之境，胜誉如同天雨降下，实不胜欣悦。将万众引向德化，恩赐如沧海之满福，更念流落天涯者，像上天似赐予希望。耳闻君之圣躬，君之谕训，如日之无玷，德威齐树，八宝俱全，天赋东土文殊舍利活佛，秉公不偏，端座金刚宝座，治理广域，使寰宇共乐升平。敬尊万灵之释迦牟尼佛法，广行边陲之地。今微贱之躯善在，更敬仰文殊舍利宗喀巴之教。今遣使之原委，在于卫藏地方，有达赖喇嘛之弟子，倘若有欲行善事者，彼处亦可行善。今为万物生灵怀仁德之菩萨，扶世为君，并以如来之十戒，引导教诲。今小的为主上之万寿，不时诵经，祈祷上三宝，祝佑圣躬康豫。扶持黄教，统一德化，向如沧海清明圣主，遣使启奏。所差遣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主若有密旨，请赐口谕。吾将圣主之敕训，同日月之永恒，借鉴不绝等语。
尔阿玉奇，一向恭顺，进贡请安，输诚已久。然被策旺阿喇布坦阻截数载，未能相通，今又一心一意，自俄罗斯地方，遣尔心腹差役萨穆坦等为使，特向朕躬请安贡物，朕甚嘉奖。故朕心宠眷，施以殊恩，赏赐金银制五十两圆筒奶茶壶一具，五十两银制盆一具，酒杯一个，镂空雕花马鞍一个，各色绸缎三十匹，布二百匹，茶叶四篓。赏多尔济拉布坦、沙克都尔札布绸缎各二十匹，布各百匹，茶叶各四篓。尔所差遣之使者萨穆坦、车臣、鄂木布、丹津等，也足赏银两、绸缎、布匹、茶叶等有差。
再之，尔弟之子阿拉布珠尔，与其母同赴藏期间，策旺阿喇布坦与尔相猜交恶，道路被阻，不得返回，而困于嘉峪关之外，嗣后向朕叩乞而来。朕好生天下众生，故授封小子阿拉布珠尔为贝子，安置在党色尔腾地方，年赏赐俸银、绸缎，使之生计有着，以致富裕矣。朕轸念尔自效顺以来，频行请安，一向化之举，亦念小子阿拉布珠尔与伊父及尔分散年久，用何计遗送之处，与俄罗斯商买头目哈密萨尔相询，哈密萨尔亦允送至时，朕正欲降旨接回阿拉布珠尔之随从，同俄罗斯一起遣往之际，适值尔差使者萨穆坦等前来，正合朕意矣。因此，特令侍读学士衔殷札纳，郎中纳颜，主事衔图理琛，护军校亚图，五品官拿那等，手持敕书，会同阿拉布珠尔及其随从等人一并遣往。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此件敕书发现于新疆和静县，发现经过可参阅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诏书递交之后，又转达康熙帝的问候，阿玉奇和部落人跪接。之后举行盛大宴会。席间阿玉奇详细询问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并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同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内达金著，马汝珩译《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重返祖国》《新疆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2期）。”流露出与故乡亲人息息相关的真情。图理琛使团在土尔扈特部落居留14天，盛筵不绝，除阿玉奇两次盛宴外，还受到了阿玉奇妻达尔玛巴拉，其子沙克都尔札布，其妹多尔济喇布坦等部落显贵的盛宴款待。７月２５日使团离开土尔扈特部落踏上归途，１７１５年４月３０日（清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抵达北京。这次使团出使洽谈的主要问题，是土尔扈特部落东返故土和对付准噶尔部落的问题。回归祖国一事，后来由于清政府对准噶尔征伐事被拖延下来，直到１７７１年才实现。这次磋商为土尔扈特部落东归祖国，做了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工作。关于东归祖国和联合对付准噶尔部两个问题，在诏书和《异域录》中并无记载，只是密谈，不可能大事宣诏和对外刊行。
策凌敦多克执政后，与祖国多渠道的联系，出现了更多的困难。南路通道清政府和准噶尔部时战时和，处于梗阻状态。阿玉奇逝世后，俄国对土尔扈特部落的控制日益加强，假道俄国北路又处处受阻。尽管如此，策凌敦多克仍排除重重困难与祖国联系。１７３０年年初，策凌敦多克派遣那木卡格龙、达尔罕格楚尔为使团前往，向清朝雍正帝请安，并呈递奏书和敬献礼品。在北京，部落使团表明：不自认为俄罗斯帝国之臣民（《故宫俄文史料》第２３件，第３１页）。清政府认定土尔扈特部落为蒙古所属之一种民族。１７３０年下半年雍正帝派出托时为首的使团，赴彼得堡祝贺俄皇彼得二世即位，随同这个使团前往的还有另一个使团，就是以满泰为首的使团，主要是对策凌敦多克使团回访，并对土尔扈特部慰问。
满泰使团成员如下：
1梅勒章京满泰
2梅勒章京达布什
3梅勒章京阿思海
4坦斯里公格齐旺
5梅勒章京固鲁札布；随从武官仆役２８人。
满泰使团比托时使团多８人，他们在１７３１年（雍正九年）２月３０日抵萨拉托夫，策凌敦多克特遣宰桑刚达什和札布两名札尔固齐专程迎接来自祖国的亲人，并向雍正皇帝请安。满泰使团于５月７日到达土尔扈特部落牧地附近，策凌敦多克又派遣达木巴达尔札与阿尔达拉鄂木布前来迎接使团。由于阴雨连绵，５月１１日使团才达到策凌敦多克驻地，阿玉奇遗孀和其子策凌敦多克、部落首席大喇嘛尚固尔盛宴接待祖国的使团，跪接了博格德汗（指清朝皇帝）交给他们的谕旨：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土尔扈特汗安否？前阿玉奇汗仰慕吾圣祖皇父仁化，笃意遣使取道俄罗斯之路，上书请安，呈进方物。圣祖皇父，明鉴嘉许，特加施恩，遣使致意。彼时，阿玉奇汗曾欲假道俄罗斯再遣使臣，或为准噶尔所困，道路梗阻，或向俄罗斯假道未果，实难逆料。
尔等土尔扈特部，虽远居边陲，然向行善事，人怀忠心，以诚远来，笃请圣安，圣祖皇父业已明鉴。尔纳札尔玛穆特之子阿拉布珠尔，随同其母来藏叩拜，返回时为策旺阿喇布坦所阻，兹念悯其不得返归，封为贝子，且已另行安置，施恩养育。又库莽喇嘛之众弟子为唐古特所截留而不得返，皆施恩收容养育。自准噶尔俘获之土尔扈特人等，亦皆令归各部，施恩养育。
悉闻阿玉奇已殁，朕嘉许其恭顺之举，待以仁德。今朕居龙位，念阿玉奇汗素以忠诚之心，请安于圣祖皇父，故命原副都统满泰、原副都统达布什、原副都统阿思海为使节，前往慰谕土尔扈特。余言由使臣面叙。特谕。
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此件敕书是与前文提及之《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同时发现于新疆和静县，发现的经过可参阅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汗本人及母亲和尚固尔大喇嘛，不止一次向全体成员赠送了礼品。在慰问部落期间，每日都受到部落各分支头领的盛宴接待。满泰使团启程返国时，策凌敦多克表示：“但愿如天朝大皇帝万万年，临御天下，我在此朝暮于佛前谒诚祷祝，烦天使奏闻。使臣所告准噶尔自噶尔丹至策旺阿喇布坦、噶尔丹策凌之所做所为，与我所闻相同，其事属实，清朝皇帝派大军进剿，我必获悉其部；尚有准噶尔人败北窜入我处，我将收留之后，再行奏闻。”达尔玛巴拉表示：所蒙清朝皇帝之恩，趁老妪身死之前，亲往谒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５月２４日满泰使团启程返国，策凌敦多克遣台吉1人宰桑2人，赠送珍贵盘羊100只，送至伏尔加河西岸，满泰使团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托时使团一道回国。
１７４０年，敦多克奥木巴还多次呈请俄国政府，开释１７３０年策凌敦多克派遣出使北京的那木卡格龙等人，因他们在北京期间只承认是中国清政府的臣民，否认是俄罗斯臣民，而被俄政府拘禁。后经敦多克达什多方奔走力争，使彼等由拘禁中得蒙开释。
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为了抵制沙俄政府对部落的控制，他努力保持同清政府的联系，以求清政府对部落的帮助。１７５６年（乾隆二十一年），敦多克达什遣使吹札布等人，冲破俄国的重重阻挠，历时5年，到热河行宫朝觐乾隆，并请求去西藏礼佛。乾隆于万树园热情（《清高宗实录》五二二页。）接待吹札布等代表，敦多克达什向乾隆呈献贡品，有方物、弓箭袋等。乾隆允其所请，派官员护送其到西藏拜谒达赖活佛。次年，吹札布返京，乾隆再次召见，并询问部落与俄国的关系及处境。吹札布向乾隆道：“俄曾经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克国（土耳其）战，土尔扈特部落出兵助俄，因而部落的实力被削弱，兵弱不足以抵沙俄压力，后才被沙俄控制，但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敢为人臣仆”（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三《厄鲁特要略五》）。吹札布建议清政府谕令哈萨克，以后土尔扈特部落纳贡路途近便，不必再假道俄国，免俄阻难，并详细表明他们所居住的疆域，绘制草图献给乾隆帝。
渥巴锡执政后采取秘密措施，策划东归，他为摆脱沙俄对部落的控制，反抗沙俄当局的剥削和压迫，派人秘密和清政府驻伊犁的官员联系，提出要求东返祖国，清政府同意了他们这一合理要求，随时准备迎接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
二、土尔扈特部落同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联系
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们在西迁的140年间，与西藏黄帽派喇嘛多次联系，同时取得了藏传佛教对这个漂落异国的部落有力的支持。
１６４０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准噶尔牧地，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诸部王公联席会议，会议中和鄂尔勒克拜会了跟随达赖喇嘛当经师，诵经整整22年的札雅班第达（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第达》，第３页），并邀请其去土尔扈特部落传经。札雅班第达于１６４５年春到土尔扈特部落，并为和鄂尔勒克、达优额尔和台吉们亡故做法事。书库尔岱青、衮布伊勒登、罗卜藏、桑杰达等人，分别邀请札雅班第达经师为他们讲诵经典，转抄佛经，广传妙法，满足了上、中、下三等人的心愿。“部落向札雅班第达布施仅马就达两万多匹。１６４６年６月札雅班第达一行回到中国（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弟达》第５、６页，乌兰巴托，1959年版）。”和鄂尔勒克及其子和札雅班第达的联系，加强了黄帽派喇嘛在部落的正统的宗教地位，增强了部落同祖国的思想联系，求得了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神权上，对部落最高统治权的承认与支持。
１６４６年秋，书库尔岱青赴西藏拜谒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帕里莫夫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