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是什么:如何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驾驭他人 作者: 美 玛格丽特·魏特利-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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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电子_光子，介子_核子，这些易变的双重特性使我们很难了解它们。某一时刻的位置、动量、形式、波、质量和能量都是对彼此关系和环境改变的反映（J990，98页）。
对许多物理学家来说，量子界中的关系不仅是有趣的，也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这样描述基本粒子：“粒子间的作用域很宽”（卡普拉，1983，8l页）。粒子通过与其他能源的相互作用而生成短暂的外形，我们给每种能源都起了不同的名字——核子、电子等等，但这都是它们在相互怍用时产生的中间状态。物理学家们可以描绘出粒子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和结果，但却无法单独研究某个粒子，因为它们彼此依存。图表中要突出的是不同粒子相遇并发生变化的过程，无法研究个体的具体情况（参见下图）。（引自祖可夫，1979，248～50页）。
组织中的关系世界
在组织中，我们也开始研究这种新型的关系世界，想知道这个世界是否真实可靠。如同一个落难的水手栖息在高高的树上，不假思索地呼喊着陆地。他知道要寻找什么，知道山怎样出现在地平线上，也能辨别出陆地飘来的云彩，这喊声表达的是一种信念。而量子观的组织学者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信念。随着我们对量子世界的了解加深，它的组织特征和轮廓就会慢慢显现出来。
关系世界复杂而多样。格里高利·巴特森（1980）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主张我们不要再讲授牛顿的事物观，把精力集中在研究关系上。我们不再预测，开始面对各种可能。几年前，我读到的一本书中把粒子称作“可能性的集合体”。我逐渐以这种思维思考生活中的每件事。的确，我们正如宇宙中的万物一样无法定义、无法分析、充满了各种可能。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无法独立于各种关系之外，不同的环境和人引发了不同的我们，在每个关系体系中，我们都会不同。
既然万物都包容关系系之中，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思考单个的事件。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思索着一个自以为很重要的问题：组织中，对行为影响最大的是系统还是个体？量子学的回答是“两者都有”。没有必要把系统和个体分开来看。重要的是两个或多个要素间的关系。系统作用于个体，个体对系统做出响应。正是这种关系缔造了现实。各种的可能最终都取决于人、事件和当时的场合。
因而，预测和复制也是不可能的。这些不稳定造就了一个更有趣的世界。人们不再预测，同时充满了好奇，在不同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这不会使我们显得不真实，只会让我们更安定。其实，不光我们是模糊的，整个宇宙都是模糊的。
宁宙的模糊性来源于基本物质内在的二重性。因为它拥有两种形式。在空间的某个点上，物质以粒子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在能量分散的有限区域内，物质则以波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物质的两种形式就是波和粒子，两者可为补充。具体地说，就是整体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物质的两种形式不能同时观测到。这里，我们引入量子物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原理——海森堡不确定原理，它认为，我们可以观测到物质的粒子形式或者波的形式，静止或运动，但是我们无法同时观测到这两个形式。“虽然我们能够测量到波属性或粒子属性，但具有二重性的整个粒子的属性我们却无法测量，我们越是钻这个牛角尖，就越困惑”（引自左哈，1990，27页）。量子世界是“一大锅粥”，埋葬了我们对于确定性的全部希望。
这两个原理告诉我们应该改变现有的测量观和观察观。如果量子世界中的物质能够按照观测者的愿望变化，那科学的客观性何在？如果科学家研究物质的波属性，物质就以波的形式展现出来；研究物质的粒了属性，它就以粒子的形式展现出来。
那观察者的行为岂不决定了物质的形式？也就是说，当物质的一种可能的形式被观察到，另一种形式就会立刻消失，本来观察者到来之前，物质还有多种形式，一旦来了，却只剩下一种。“感觉的效果是短暂而易变的，被观察系统展现出的波的形式很快就会消失”（祖可犬，1979，79页）。
用崭新的视角去分析组织
几年前，组织理论学者卡尔·威克提请大家注意：组织中存在相似的问题——他称之为规定。他说：“我们参与了组织的建设，而真正创建组织的是它自己。”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威克的观察与量子物理学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实际上我们所磐历的环境并不是客观现实的，而是通过观察筛选后得出的。在组织生活中，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再徒劳地讨论环境的客观现实性。在探索多维感觉过程中，也就不会再有“真”“假”之争了。威克鼓励我们别再讨论对和错，而应注意效率，反思一下发生过的事情，选择出最佳行动方案。是的，停止对与错的讨论，让我们更多地关注效率吧（1979，152页及168…69页）！
威克还建议我们用崭新的视角去分析组织。他说：“行动应当先于计划。”因为只有行动起来，才会有良好的局面。我们只有与环境充分接触，才能形成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在制定计划过程中，我们好像是在响应环境的需要，但实际上，正如威克所说，我们是按自己的意愿创造了环境。制定计划应考虑时效性，“这是投资学理论观点，它要求我们能够快速研究，相信直觉，以及时减少损失”（引自1979，223页和229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整体性计划，因而威克关于系统和环境共生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引自明茨伯格，1993）。许多先前的策略计划者开始谈论策略性思考而不是计划。他们强调组织需要新的技巧，不是指分析和预测，而是指准确地意识到当前所发生的情况，并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这需要我们的机敏和智慧来应付不断发生的变化和意外。杰克·韦尔奇——通用电气颇具传奇色彩的总裁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反应比预测更重要”（引自《今日美国》）。
这些关于策略和计划的重新思考都是值得重视的。它暴露了这些年来我们付出高昂代价所换来的一个教训：不要再投资于源于牛顿学说的计划上。有多少个公司因为周密而昂贵的计划而获得显著收益或赢得持续发展呢？答案是“寥寥”。量子学观点为这些失败做出了有力的解释。没有现成的事实摆在那里，只有我们致力于眼前的状况，环境和未来才会发生改变。我们只有与自然亲密接触，才能看到即将到来的奇迹。
这并不意味着组织是在盲目地变化，它的运动是有目的和针对性的。如果没有明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组织中人就无法与环境和谐相处；同样，没有明确的目的性，组织或个人都不会积极有效地融入环境（参看第7章）。
在组织中，我们所担心、争执的许多问题都源于错误的现实观。我们认为，确实有东西等着我们去分析和研究，只有聘用合适的专家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但这种判断毫无意义，不亚于一个天大的玩笑。我们以为自己会找到现实，可只要想想这个多变的世界上存在的无穷多种可能，你就会觉出其中的荒谬。我们一直游弋于这个巨大的相互关联的网络中。世界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复杂、易变的。
要在量子世界中生存，我们必须做出改变。不要再规划任务，而要了解过程，了解怎样改善关系，促进整体的增长和发展。我们都需要学会聆听、交流和尊重，因为这是增进关系的基本要素。强调个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更多地需要强调团队意识。而且这只是开始，量子世界否定了彼此互不联系的概念。组织网络中，越来越多的关系正逐渐展现出来。
组织力是组织关系的作用力
即使组织力也是相互关联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博学的朋友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性谈话，他告诉我“组织力是由关系产生的”。从那次谈话以后，我改变了自己对组织的看法，更注意培养工作环境中的健康关系。组织并不是由任务、功能、控制范围和等级构成，而是由彼此相关的各种因素构成。人们知道怎样聆听和交流，怎样与不同的成员和平共处吗？人们可以自由地互访吗？他们相信公开的信息吗？组织价值观是拉近还是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合作真的值得提倡，人们可以敞开心扉吗？
组织力也是一种能量，它需要在组织中流动，不会拘泥于某个功能或级别，组织力也有正向和负向一说。在员工参与管理的环境中，组织力呈下向。多年来，许多研究人员都在描述这种新型组织关系的正向效应。正向组织力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还提升了员工的满意度（参看威士德，1987，达夫塔和龙吉尔，1998）。
而在另一种工作环境下，领导们试图通过高压和竞争来创造效益，有时他们根本不顾及员工的感受和他们的能力。在这样的组织中，虽然也创造出了较高的能量，但这些能量都是负向的。组织力变成了一种阻力，而不是创造力。人们用创造力去对付领导，或者拒绝为组织做任何贡献。
现在我们都已明白：组织力是组织关系的作用力，我们需要注意它的方向。在组织关系的核心中，爱才是动力的源泉。
量子世界的关系网络
量子世界要求我们去思索其他的奥秘。它揭示的关系网络随处可见，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怎样才能影响和改变网络中现存的状况？物理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两个看来分离或相距很远的粒子间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联系。1930年后，顶尖物理学家之间（尤其是在波尔和爱因斯坦间）展开了一场辩论：物质能够受到遥远作用力的影响吗？（远到已经无法用光速来衡量）。爱因斯坦不赞成宁宙间两个遥远距离的粒子会发生作用力，他和另外两个物理学家设计了一个思维实验（EPR实验）来反证他的观点。
他的实验在物理学界引起了争议，即使在30年后，辩论仍在进行。物理学家约翰·贝尔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证明了远距离粒子在瞬间会发生相互作用。最终，1982年（又相继开展了其他许多实验），法国物理学家阿雷恩·阿斯帕可塔进行了一个真实的物理实验，证实：基本粒子确实可以受到跨越时空的不可知力的影响（格里宾。1984，227页）。
这里给出的例子可以证明远距离粒子间的相互作用。两个电子起先是耦合或相关的，实验就是要证明是否这两个电子被分开后仍然能行动一致，它们间的关系是否继续存在？为确定这两个电子行动的一致性，物理学家们测试了它们的旋转。电子沿轴上下左右运动。其实，作为一种量子物理现象，轴根本不存在，科学家引用它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如果你觉得这很难理解，那么只需想一想：量子物理学本身就是非常奇妙的，即使在科学家看来也是如此。两个曾经是一对的电子被分开后，如果其中一个向上运动，则另一个一定向下运动，或者，如果一个向左，则另一个一定向右。
在这个实验中，两个耦合的电子被分开来。从理论上说，它们的距离可能横跨整个宇宙，无论多远，如果一个电子在沿垂直方向运动，则另一个电子必定会自发地做垂直反向运动。但令人费解的是：这遥远的另一个电子是怎样知道要沿哪个轴运动的呢？
以前，科学家们认为，没有比光速更快的工具了。但是实验结果似乎与之相反。
物理学家们的一个解释是：这两个电子被一种不可见的联系连接着，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即使是空间的距离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但科学家们试图分开来测量它们，结局只能是困惑于这种不可知力。
从整体上理解世界
在我们日复一日地找寻秩序并做出预测的过程中，我们被远距离的关系所驱使。即使所做的计划再完善，我们都会受到无法看到和测试到的作用力的影响，而且这种情况无处不在。我们都曾被迫处理过一些出人意料的状况，本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对解决问题大有帮助，但突然间，发现又冒出八个新问题等待我们处理。即使计划做得再完备，也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不可能看到所有的联系。
采取步骤或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挣扎在很少看见又的确存在的关系网中。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把世界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因为不知道怎样从整体去看秩序。按照英国物理学家戴维·伯赫的观点，“不同部分独立存在的观念完全是个错觉。这个错觉只能导致无穷的混乱和矛盾”（1980，第l页）。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分割后，我相信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发现新的思考方式，使得我们从整体上理解世界。这仍旧是一片空白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努力探索（参看第8章）。
目前，我们认识世界复杂性的最佳办法是建立精确的系统图，它其实是为做预测准备的。当我们画一幅图，展示出我自认为相关的因素，希望以此来控制系统。
我们像牛顿一样思考问题，但所期望的却不可能实现。量子学的海洋里，没有常规可循，我们所要面对的是将过去不计其数的碎片串连成整体，重新欣赏事物的变迁。
我们生活在一个模糊的世界里，没有固定的边界，很少如愿。如果继续执迷于那些琐碎上，我们必将陷入疯狂。
量子世界的思维观与上述观念不同，它描述的世界充满了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把它比喻成网络、织物或者思想世界的原因。地球引力是远距离作用力的一个例子。科学家们还构造了其他的一些“作用域”，用来解释他们观察到的联系，这些作用域中的不可见力充斥整个空间（具体内容参见第3章）。伯赫的作用力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在我们无法看到的空间中，存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其中，就会观察到这些看似分散的事物间所有的互联的秩序（伯赫，1980）。
局部运动与整体发展
量子跳变是量子间互相关联的典型例子。从技术上说：这些跳变是间断的，不连续的。在跳变过程中，电子不经任何过渡就从一个轨道跳到另一个轨道。物理学家们可以计算出发生跳变的可能时间，但无法做出精确计算。其实真正在起作用的是不可见的整个系统，是它创造了量子跳变的条件。因为我们不可能了解每一件事，所以也就不可能准确地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跳变。对那些试图领导组织的人来说，这个观点似乎很难以接受，但量子跳变的过程确实最贴切地反映了组织和社会变化的过程。
要说明这一点，我能举出的最好的例子是柏林墙的倒塌。在倒塌之前，整个东德已发生了很多小的变化，但大多数变化都没有被人们——即使是深在其中的人们——所感觉到。其实，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是整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都与其他方面存在着不可见的联系。直到柏林墙被推倒的那～刻，整体性的影响才变得可见。
因此，这一事件可以说是局部运动、整体反应的过程。它证明局部运动可以影响整体发展。不是吗？德国的统一既不是传统政治力量干涉的结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