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是什么:如何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驾驭他人 作者: 美 玛格丽特·魏特利-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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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不可见力进行组织管理
发挥不可见力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有效地管理组织生活中的无形方面。比如，利用憧憬——即明确的目的和方向。我们常把憧憬理解为对组织未来的设计和对组织发展方向的确定。同时我们也相信，目的越观确，动力就越大。这听起来有点像牛顿的地球引力学说。但如果我们转换思路，用场论去思考憧憬，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假设懂憬是一个场，想想我们该怎样利用它。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要凝聚一种力量，而不是达到某个职位；是要发挥憧憬的无形作用，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目的。把场比做幢憬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谐氛围的重要性。当然光有憧憬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付诸行动。只有整个组织都感受到这种憧憬，场的无形作用才会在每个员工身上体现出来。我们都体验过不和谐行为对实现目标的阻挠，因此，我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组织正义感，即言出必行。
几年前，人们把组织比喻成垃圾罐，认为组织是人、解决方案、选择和问题的集合。整个组织活动都是这四个因素往复运动的结果。正如书中所说：“组织集合中包括以下内容：选择问题、事件、决断、解决”（引自科崽和奥尔森，1974）。
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合情理，但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牛顿学说下的组织观：各种因素游离其中，可能会发生冲突，也可能不会，时常有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这种混乱状态常会被偶尔有序的运动所冲淡。尽管垃圾罐比喻很不贴切，但它的确反映了许多组织中蔓延的混乱状态。可想而知，要想在垃圾罐中建立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如果从量子学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结果则全然不同。因为组织行为受到场中无形力的作用，所以只要我们注意创建各种场，努力使它们达到和谐一致，就可以清除掉组织生话中的垃圾。
我们已经从许多角度了解到了组织场的作用，因而愈发感受到无形力量的重要，由此，我们最近开始关注一些无形因素，如，组织文化、价值观和目的。有时，我们虽然感受到了它们的重要性，但却并不十分了解为什么会这样。罗伯特·哈斯——列维·施特劳斯公司的总裁，称之为“观念控制，即业务控制而不是权威经理控制”（引自霍华德，1990，134页）。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无形因素的作用，就一定会理解观念控制及其作用。
创建组织场
组织场中，我们首先强调一切要明确化，即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严格实践诺言。接下来，我们要确定是否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场的存在。憧憬这个慨念不再是抽象的理论，它深入到组织中的每个角落，每个人心中。过去，我们总是试图去设计组织，整合零散因素，制定条条框框，以期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去创建必要的连接、动力和组织模式。现在，我们需要把自己看作是灯塔，通过自身的诫信去影响整个组织。我们需要让整个组织都了解并分享我们的想法。如果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一个强有力的场就形成了，你很快就会感受到由此激发的令人吃惊的创造力。
转向组织价值
让我们牢记：空间并不空。如果其中充满了和谐一致的旋律，那么奏出的必将是美妙而高昂的乐章；如果充满了不和谐，那么奏出的也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噪音。
如果我们装作满不在乎，觉得不必履行诺言，那失去的将不只是个人的正直，还会失去创造秩序的机会。
这里似乎有个矛盾：从传统的权威模式，转向组织价值和憧憬观似乎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因为这些想法脱离了管理和控制。价值、憧憬、道德等因素作为管理工具来讲太脆弱、太不切实际了。它们怎样去克制混乱呢？牛顿学说证明世界是内在无序的，个体孤独地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转。但如果我们转换思维，以场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所领略到的世界就会完全不同。
如果沿着空间的轨道静静地滑行、直到尽头，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已经到了那里，我们再看那些无形的力量，会有怎样的感觉呢？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空旷，而是充盈的组织能量。我们一度认为安全，是因为有了可见事物及结构的影响才有的保证。而现在我们则明白无形的力量太强大了。在一个有无形物质存在、因而无法预测其影响的世界上，一切都显得有些神秘，我们为什么不关注一下场的作用力呢？空间并不空，其中充满了等待与各种可能。
第四章 宇宙的参与特性
只有参与——认真地参与，才能摆脱种种的不确定。也才能从这个不客观的世界中超脱出来。我们需要不断扩充所采集信息的广度，丰富我们的理性思维，以便更明智地感知这个世界。
悬而未决的“猫问题”
斯可洛丁格提出的“猫问题”是量子力学中一个经典的思维问题。物理学家埃尔温·斯可洛丁格于 1935 年提出了这个问题，用以阐述量子世界中没有真实存在。
如果我们不去看一个事物，就不会知道它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如果我们不去观察它，也许本来什么也没发生。左哈写道：量子世界的核心内容就是“没被观察到的量子现象与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引自 194l，4l页）。
猫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被解决，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妨把它讲述给您：盒子里放着一一只活猫，盒子的四壁是坚固、不透明的。所以没有人知道盒子里发生的事情，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思维游戏就是想考察观察者对现实的影响。盒子里同时还有一个设备，触发它可以释放毒品或食物（毒品和食物的可能各占一半）。随着时间的流逝，触发器已经触发了，但我们不知道具体时间是在什么时间。也就是说猫的命运已经有数了。
不是吗？这就如同电子有两种状态——波和粒子。我们的观察使得观察结果只有一个：波或者粒子。斯可洛丁格认为，猫目前也存在两种状态——死或活。一旦我们开始观察，则摆在眼前的只能是其中的一种状态。如果没人去看的话，则盒中猫的状态还存在两种可能。尽管通过数学计算有可能计算出猫的状态，但是我们无法说出此刻猫是死、是活，除非我们亲眼去看。所以，正是观察决定了猫的状态。
不是吗？在我们打开盒子看之前，猫的状态存在两种可能。可以说是我们的好奇心杀死了猫或挽救了猫。
我们的命运类似于猫的故事
我一直理解不了斯可洛丁格的有关猫问题的逻辑。但是这个问题却拓展了我的思维，使我能够从违反直觉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也许，这个问题太晦涩，我们只有等待某一天有了具体内容展现出来，才会真正领悟到其中的奥妙。我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与斯可洛丁格所描述的猫世界相同的组织中。每个组织都有许多神秘的盒子，其中放置着大量的图表。这不正如同在每只盒子里都放了一只猫，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可能，但最终这些猫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观察行为的左右。
自我施行的预测确实能对人的成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果有人告诉经理某个新员工具有非凡的才智，经理会觉得这个员工确实与众不同，即使他事实上很平庸；而如果有人告诉经理某个新员工反应迟钝，那么即使这名员工提出再好的想法，经理也会觉得该员工思路混乱。通过对组织中个人所获机会的研究（引自坎特调查，1977），我们发现了组织中的“添彩学”，即许多很快得到晋升的员工正是经理们意识中的能人，或者至少经理们的暗示对他们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从心理上，经理们更愿意接受他们的想法和言谈。因此乐得提供更多的信息，并分配更好的工作。正是经理们的潜意识决定了他们的成功，经理们不断的观察只是希望证实自己的判断。
相反，组织中的其他人并没有得到重视，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尽管他们有很多潜力值得挖掘，但是没人在意。即使他们偶尔受到了关注，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们被锁定在没有机会展示才华的岗位上。
而在量子世界里，你所看到的才是你应得到的。可悲的是在人类的组织中，我们日复一日地上演着斯可洛丁格的猫的故事，这故事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状态，我们正是以此为依据来观察彼此。所以，不但是量子物理学家们要面对观察之迷，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要面对。
“观察”怎样造就了世界
在量子界，物理学家们由于对“观察问题”（猫问题）理解的不同，已经分割成了多个不同的学派，但每个学派都突出了意识对结果的作用。意识真的创造了世界吗？有独立于观察之外的现实存在吗？这些问题都与古代的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发生了联系。科学作家兼物理学家弗雷德·阿伦·沃尔夫提出：“如果世界存在，但在人类出现之前并没有固定的形状，那该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最好的答案是世界只是一种潜能，没有你我的观察，它根本显现不出来。因此，从本质上看，世界只有在观察时，才以某种形状展现出来。其实，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也不出其外。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于科学家们开始对哲学感兴趣，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在量子物理的实验中都有反映。双缝实验最能体现量子世界中观察者的作用。
实验过程非常简单，在一个平面上有两个小缝，多个电子（也可以是其他基本粒子）必须通过其中的一个缝，之后，到达下一个平面，它们的着陆轨迹将被记录下来。单个电子通过小缝后的着陆轨迹将受到其通过小缝时两个缝的开关状态的影响。
电子，同所有其他量子实体一样，都有两种存在形式——即波和粒子，如果两个缝同时开放，那么单电子通过后将以波的形式展现出来，其着陆在记录屏上的轨迹必然是分散的，只有波才有这样的轨迹；如果只有其中一个小缝开放，那记录屏上的轨迹必定是粒子特有的图形。
在即将通过小缝时，电子好像已经预知了另一个缝的开关状态，也知道科学家正在观察它，因此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行为。如果观察者在电子接近小缝时，试图通过调整两缝的开关状态来考察最终结果，那么就会发现电子将根据当时的开关状态来选择自己的轨迹（有关这个实验的详细解释请参见格里宾，1984。169…74页）。
电子知道观察者是否在场，如果记录仪关着，电子的轨迹就会有所不同。如果没人观察电子，波只是它的一种可能的存在形式，但如果有人观察，结果就相当明确了。
“从本质上说，没人知道电子会从哪个洞通过”（引自格里宾，1984，171页）。
因为双缝实验的结果无法用古典物理学的观点解释（对我们这些外行来说也是不得要领），所以物理学家理查德·弗恩曼认为，这些实验“充满了神秘”，其中包含了量子理论的基本特点。虽然我们不是物理学家，既不用观察那些神秘的现象，也不用去讨论观察者所起的作用，但至少应该多想想这些问题，看看人的感觉是怎样造就了现实世界。
观测活动失大于得
斯可洛丁格的“猫问题”以及上述的观察问题正以许多形式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组织生活。弗雷德·沃尔夫认为，人类的好奇心打乱了世界。在我们测量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打乱了它的秩序。本来波只是量子呈现出的一种可能，但随着我们的观测，量子的外形就变得惟一了。最终呈现出的是哪种形态取决于我们的观测意向。
物理学家约翰·阿奇贝尔德·惠勒一直主张，宇宙是人类介入的产物。在这里，查找某种信息的行为引发了这种信息的显现，但无可否认，我们因而失去了规察到其他信息的机会。在惠勒看来，整个宁宙都是人类不断介入的产物。我们不但创造了目前的一切，也创造了过去的一切。是观察者的持续关注揭示了现实中的每一件事（格里宾，1984，212 页）。在选择对事物某一方面做实验的同时，我们往往忽略了事物的其他方面。因此说，观测活动永远都是失大于得。
整个科学界都为这个难题所困扰，而不仅仅是量子物理学家们感到头疼。现代科学总是力图系统地观察周围的世界，但其反映的内容并不客观，而是受到了观察者行为的影响。不是吗？每次观察之前都要选定观察的内容（引自罗斯，1997，第 2章）。没有一个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领导者，或是孩子会只是为了观察而观察。
我们习惯于用自己的思维定式去过滤和选择看到的东西。每个人都在积极的创造世界，因而观察是一项非常复杂而重要的活动。正如普里高津和斯坦格斯所说：“我们谈论的现实无非是通过我们的积极介入而展现出来的东西”（1984，293页）。
警惕管理中的观察误区
对领导者来说，时刻警惕观察的误区至关重要。管理不要仅仅停留在数量上，不能满足于常规性的调查、月进度检查、季度报告、年度评估等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任何一种管理形式都不是完全客观的。每次采取措施的结果都是失大于得。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确保得到的信息更合理，依此做出的决定更明智呢？怎样知道找什么样的信息呢？怎样才能在寻找需求的信息的同时又兼顾其他可能会失上的信息呢？
我们通常不喜欢组织中的问题留于表面化，喜欢依赖于几个关键指数或是值得信赖的几个选项。我们更关注已有少量信息的精确程度及对它们的最佳利用，而很少注意为此失去的大最信息。即使是在我们寻找全新数据的过程中，我们依旧固执地认为数据已经摆在那儿了，只要我们找到合适的工具或专家，就一定能够得到它。
我们仍旧相信客观现实，相信事实，相信精确的数据和数字，同时又总是在克服一切含混不清的概念。如同弗雷德·沃尔夫所说：“按照量子学的标准，我们所了解和经历的不可能与理论上预想的完全吻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自我实现过程中呈现出的并不是真的自我”（198t，80～8l页）。
以参与来摆脱不确定性
既然如此，没有客观信息我们怎样存活，怎样才能利用需要的信息去工作呢？
既然所有问题都源自于宇宙的参与特性，那么最终的答案也必然缘于其中。因此，只有参与——认真地参与，才能摆脱种种的不确定，也才能从这个不客观的世界中超脱出来。我们需要不断扩充所采集信息的广度，丰富我们的理性思维，以便更明智地感知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同时不停地问自己：“还有谁在这儿，还有谁会看到这些情况？”
参与为什么如此重要，让我们从量子学的观点来给出解释。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我们总是倾向于把疑难的数据反映给有关资深人士或专家，这些人掌握着数据，提出为数有限的分析结果。仅凭这几个人的观察，怎么会得到全面的认识呢？
怎样看待这些数据呢？其实你不妨想像它是量子，它在当前状态下以波的形式表现出来，随着它在空间运动的继续，可能的表现形式不只一种。如果波的特性满足了一个观察者的需要，那么，最终的形式就只有一个，它只反映了观察者的期望。
结果其他的可能性都因此而被抹杀了。对数据的解释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某几个人的解释被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