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认识论 -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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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与各种应用试验之间的关系根据学科的不同而有深刻的差别。有的学科可以有狭义的实验，有的学科的现象等级则排除实验，只能对观察材料进行统计和概率分析。在后一种情况下，应用确实担任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实际上成为实验的替身。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是经济科学。当人们为组织某种试验而求教于经济学家时，经济学家会作出一整套以理论为依据的预测，而随后取得的经验象实验那样对它们加以证实或否定，只是要把各种因素分解开来并不总是能做得到的。所以这类应用同基础研究混为一体。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伟大学者如凯恩斯等人，他们同时既是一流理论家又是各种实践经验的启示者。在这些情况中，应用既然促进基础研究，它也自然从基础研究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
有些学科如心理学能运用实验方法而不一定依靠应用来进行基础研究，它们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尽管如此，实验心理学几乎从创立时起就引起了众多的应用，而且许多伟大学者，如比奈，他同时既是重要的基础研究（比如他对智力的研究）又是被广泛采用的实践方法（他对智力水平的测验）的倡导人。这方面的主要原因显然是一切心理学理论都与人的生活有关，同时形势也不断引导人们去请心理学家帮助解决这样或那样的实践问题。但第二个原因也是出于医学的榜样。因为心理学和医学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且医学有一大部分内容来源于对应的研究，尽管它的基础还是从普通生理学与普通生物学中汲取来的。
至于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之间的关系，必须分清两个问题：一个是后者给前者的贡献问题，另一个是前者给后者的贡献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多少是有联系的，而且最终都导致对“应用
心理学”这一概念本身，从它的理论解释和应用于自身目的的优点这双重观点来提出疑问。
心理学的这些应用总的来说对心理学认识本身没有多大贡献，除了在病理心理学方面，因为疾病构成一种自然的实践（比如失语症中语言因素的分解，等等）。这时，应用研究带有以上我们对经济学所指出的那种启发性价值。相反，在其他领域里，我们举不出应归功于应用的发现。例如，比奈从他解释智力的测验中就毫无所获。然而，尽管如此，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应用心理学”几乎同心理学一样古老，因此它倒能够使心理学丰富多产。但是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它并不总是善于利用对它本来很有益处的基础研究。这是因为它出生得太早，因为人们在知识还没有深化之前总想把知识应用于这一部门或那一部门。因此人们在认识形成机制之前就想方设法去衡量成绩或成果，其结果往往是相互的贫乏。
除此之外还有形成“学派”的后果。应用心理学组织自己的年会，并有构成国中之国的趋势，这就带来了科学上相对孤立所导致的弊病。因为只考虑应用时，人们势必要限制问题的范围，而那些从应用本身的观点上看最终应该是最值得解决的问题则往往被忽视，这是因为它们最初的形式似乎只与基础研究或理论有关。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例子是因为它很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应用过程相比较。大家都知道，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格外可靠的应用往往以一种最料想不到的方式产生于基础研究，有时甚至产生于根本不考虑实践的纯理论性研究。在这方面，人们常常举马克斯韦尔方程式在当代电磁学应用中的作用作为例子。如果相反，把自己局限于应用之中，或者，比如说，在不懂什么是一般智力以及智力是如何构成之前就想去衡量主体的智力，所得到的应用比起了解形成机制之后所能作出的应用要狭隘得多。
总而言之，作为独立学科的“应用心理学”并不存在，因为任何完善的心理学都导致有效的应用。一般来说，人文科学就是要在一切领域提供越来越重要的应用，但这里以发展基础研究、不事先以功利标准的名义去加以限制为条件。因为在初始时看起来最无用的东西也许是最富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的东西，而为了实践，一开始就划定框框则使人无法综览全部问题，还可能遗漏掉那些事实上最不可缺少的、最富有成果的东西。
人文科学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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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心理学
科学心理学可以采用真正的实验方法，这些方法是语言学或经济科学之类的学科几乎不可能（或很少可能）采用的。它用了比这些学科更长的时间来确定自己研究的特定对象。这其中有两个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的原因。一方面，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哲学的臣仆，因此它相当费力地才理解到内省的限度以及把意识置于“行为”的总背景之中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科学心理学不再以唯一的内省作为中心之后，在当代结构主义各派重新发现比意识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但同时又包含意识并保持意识同机体、同集体生活联系的精神特殊性之前，首先在人身上看到的只是一种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混合物。
因此描述当代科学心理学的趋势首先就是分析它同哲学分离（却同认识论一直保持着不断更新的联系）的原因。其次是回顾初期的经验主义，因为在今天，每当著作家们对解释性理论发生怀疑而只限于描述可观察之物或规律时，经验主义就再度出现。再其次，是阐明寻求解释如何往往导致朝向有机生命，甚至越过生命朝向一般生理机制或社会生活去还原的尝试。最后，是指出为达到精神生活或行为的特殊性所进行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方向，有的是内在的质性资料（心理分析），有的是可以精确计量的总的可观察之物（行为），有的是发生结构主义，有的是抽象的模式。这样一幅图景自然还有一些有关心理学跨学科的趋势和人文科学中这一特殊分支的种种应用的说明作为补充。
一、科学心理学与哲学心理学
要客观地指出目前的情况和各学派的情况，有两点必须说明。一方面，由各国心理学会组成的国际科学心理学联合会（全部大约有四万名个体会员），从来不愿意加入国际哲学及人文科学大会，这当然不是因为联合会对哲学与人文科学不感兴趣，而是因为它执意要和哲学思辩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哲学思辨对语言学或人口学则毫无威胁。另一方面，有些思想家认为科学心理学不足以提供对人的认识，它应该由“哲学心理学”（又称“哲学人类学”）来给予补充。因此，要了解当代科学心理学的派别，必须先指出这两股思潮的差别，揭示作为科学的心理学所特有的要求，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许多学者特别是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学者来说，科学心理学与哲学心理学的差别（他们一般都否认后者有任何意义）在于所考察问题的性质。心理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只研究“可观察之物”，而哲学则力求达到事物的性质和“本质”。
初看起来，事情似乎确是这样。比如，人人都同意人的意志自由或不自由的问题是属于哲学而不是属于科学心理学的问题（即使在方法上心理学家在涉及现象时接受方法论决定论）。人人也都承认记忆或知觉规律可用来作科学性研究。可是，心理学史本身立即表明，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之间的界限是经常变动的，而且变动的方向是出乎预料的。例如，上世纪末，心理学家很少研究智力领域中的判断机制，或者顶多把它看作属于观念联合的问题，而留给逻辑学家去更多地探讨。当马伯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他仅仅认为在联合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心理之外的因素”或逻辑因素，这个因素与心理学家无关。今天则相反。关于智力的理论有多种多样，但谁也不想把判断排除在心理学领域之外。因此，今天若要把心理问题分为科学的和哲学的话，那是异常冒险的。目前最为普遍的趋势是把科学设想为无限开放的并且由它自身随时决定与它有关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某些问题被看作属于科学心理学，另外一些问题则不属于科学心理学而可以交给哲学呢？这只是因为有些问题能够充分加以限定，因而可以通过实验和计算得到解决。同时，这样得到的解决是可以赢得研究者们的普遍同意的（如暂时不一致时，可以进行复查或验证以期最后取得一致）。因此，如果说自由的问题与科学无关（或者说目前无关），这倒不是因为它的性质（现象或“本质”，等等），而是因为人们没有或还没有方法把它变成可以进行实验验证或算法验证的问题。同时，至少在目前情况下，人们建议的各种解决办法都依赖于对价值、信仰等等的判断，这些判断都是可以尊重的，但却不能彼此还原。这就构成在哲学上可以接受，但在科学上不能接受的一种事实状态。
因此，作为第二个近似的解释，人们会说，科学心理学与哲学心理学之间的界限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一方面是客观的方法，另一方面只是反思的、直觉的或思辩的方法。但是，在研究精神事实这样一个关系到每个人的领域里，客观性与主观直觉的界线又在哪里呢？人们常常倾向于认为这一分界线与内省有关。的确，心理学有过一个学派（行为主义，今天它的立场显著地缓和了），它摈斥一切对意识的参照，只着眼于行为。但是，也有过为独断唯物主义作辩护的哲学。因此，倘若认为科学心理学无视意识，哲学心理学把意识作为自己的分析对象，那就大错特错了。本世纪初，德国心理学有整个一个学派（维尔茨堡的思维心理学），正当比奈在巴黎研究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甚至试图应用诱发内省的方法，把内省集中在一些非常限定的、可以决定的问题之上，使之产生出最大量的信息。他们限定的问题是：形象在思维中的作用以及判断与观念联合的区别等等。虽说这些研究阐明了内省的限度，这一点下文还将谈到，却丝毫没有达到否认内省的一切意义的目的。
同样，如果认为只有哲学心理学把人看作主体，例如，把人看作认识论观点上的认识主体，而科学心理学则把人视为客体，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这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字游戏（当它不是有意识时），旨在混淆对主体的客观研究和对主体的无视或忽视。即使动物心理学或动物生态学，现在一般的趋势也是把生物当作主体来对待。动物生态学的“客观主义”（即在动物的生活环境中，而不仅在实验室里对动物进行客观研究的方法）的创始人之一洛伦兹最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本能性或后天性认识的观点与认识论中康德的观点有相似之处的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在智力心理学方面，日内瓦学派就儿童的智力概念与智力运算的发展所进行的全部研究工作，也同样证明了主体活动在认识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同经验主义所谓的被动经验的唯一作用是相对立的。
如果科学心理学与哲学心理学之间的区别既不在内省也不在对主体的看法上，那么就应该在一个更加限定的范围内去寻求。这个范围仍然属于方法范围，但只涉及研究者本人的自我所起的作用。当代科学心理学各派所说的客观性，根本不是要忽视或撇开意识或主体不谈，而是不以观察者自我为中心的非中心化。由此产生标志着当代心理学最普遍倾向的三大研究方向或三大观点：（1）行为观点，亦即包含意识或觉悟在内的行为观点。总是内省是不够的，因为它既不安全（它达到的是精神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其内在机制），又使事物失真（因为内省的主体既是裁判又是当事人，这对情感状态起着重大作用，甚至在认识方面也是如此，因为人们在内省中投射了自己的哲学）。然而，如果把意识置于行为的整体之中，意识仍是一个基本现象，人们就从这一观点来研究“觉悟”。克拉帕雷德就是这样证明了有些儿童在事事都过度地概括的那个年龄，认出两个物体（如一个苍蝇与一只蜜蜂）的相似处要比认出他们的不同处更为困难。因此觉悟颠倒了实际工作的秩序，从四周（动作的不匹配）进到中心（内在机制），而不是相反。（2）发生观点，即个体发生的发展观点：倘若只考察成人，人们只看到已经构成的机制；如果沿着发展的线路，就能达到机制的形成，而只有形成才是解释性的。（3）结构主义的观点。这个观点还没有被每个人接受，但我们将要看到它符合一种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带有强制性的倾向，即寻求由动作的逐渐内化所产生的行为结构或思想结构。这是一种可以用实验来获得其结果的结构，但主体本身在通过自己的活动建构它们时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结构而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格式塔心理学为这种研究开辟了道路，今天，最最不同的领域里都可以见到这种研究，如心理…语言结构、心理…社会结构、智力运算结构等等。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就更加清楚科学心理学与哲学心理学之间的界限了。它们二者的分界，既不在研究的问题，也不在研究的领域。哲学心理学研究的任何问题可以或者都可能进入科学心理学的领域；同样，我们也看到一些哲学家研究行为、发展或结构。它们唯一的区别在于非自我中心化；凡是心理学家认为他提出的只是人人可以验证的假设，而且还在他的多种多样技术中提供检验工具的地方，哲学家则认为可以通过一整套被视为原始的，先于任何心理学认识的直觉来认识自己。因此，哲学家运用的内省就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的内省。正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曼恩·德·比朗认为他在对努力的感觉中抓到了原因和力量，而雅内等人从那之后则证明，努力的“行为”（不是努力的意识）是动作活化的一种调节，它分配但不产生可供使用的能量。柏格森也从同样的观点出发，把他认为能通过直接直觉达到的纯粹记忆与运动记忆或习惯对立起来。然而现代的研究工作使人们认识迹象（同天生行为与习惯有联系的、以它们为依据但又不与它们混同的记忆形式）和重建并追忆的行为之间，至少可以区分出十个过渡层次。梅洛…庞蒂也是从同样的观点出发把一切行为都看作是一种“体现的意识”，并力图调和对原始科学的寻求和对“超验”的连续活动的寻求，但他无法断定个人在他意识到的范围内是由全部行为、他的整个过去、以及全部结构来决定的呢，还是意识只是一种完成，只有对发展加以完整的研究才能把完成置于其真实的背景之中。
然而，虽说科学心理学与哲学之间的差别这样看来很清楚，但是，显而易见，这些差别尤其与派别有关。事实上，每个心理学家都部分地屈从于自己的认识论。纳格尔也正是把心理学各不同“学派”的持续归于这一原因。另一方面，任何一位学者都不放弃对他的自我所做的观察，即使他的自我与别人的自我有所不同。而今天象卡尔纳普和冯·米塞斯这样的纯粹的实证主义者竟认为，内部观察尽管可以应用于与物理学甚至与生理学的可观察之物不同的可观察之物，“在原则上”却与外部观察并无区别。不过，只有当心理学继续向一切问题、向一切资料开放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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