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认识论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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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自然把内省的作用缩减到了有限的程度，但这是经过一系列长久的系统实验，“客观地”提供了缩减的理由之后，而不是武断地加以规定的。
第二个观察到的基本事实是，如果哲学与科学之间边界的变动根本与各种问题的“先天”分配无关，人们仍然可以对这些边界的逐渐划定给予如下的确切理由。以实在总体为目标的哲学必然具有两个构成其独特性的特点。第一个是哲学不可能把问题彼此分开，因为它所特有的、应做的努力就在于统观全体。第二个是，在关系到整个人类协调时，每个哲学观点都假设一些评价和介入。这样，在有关价值不可还原的情况下，就排除了各种思想普遍一致的可能性（唯灵论或唯物论等等）。正是从这一观点上说，曼恩·德·比朗或维克多·库赞的唯灵主义内省不可能适用于孔德，因而孔德把它说成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就不无道理了，因为内省的公开目的在于证明自由等等，也就是为无法取得一致的或事实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种种信念作辩护。反之，一旦人们同意把问题同评价或信念诸问题分离开并把问题限定起来，使问题的解决从属于人人都能看到、都能检验的事实时，科学就开始了。这并不是说，人们事先就知道这些可限定的问题将会是什么，因为只有实验才能证明这种做法对或不对；而是说，人们力求把问题限定起来，以便思想能取得一致。伍兹布赫派和比奈正是这样利用内省以确定判断与精神图像之间的联系，把自由或心灵的性质等问题排除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外，从而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虽然是极限定的道路，而实践证明他们已取得了一致（尤其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在开始研究时彼此是互不通气的）。
简而言之，有些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等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不因为它们的问题永远属于科学的性质，与哲学无关，更不是为了事先发给自己某种高级精确证书，而仅仅因为，为了在学术方面有所进展，必须限定问题，把目前不可能取得一致的问题放在后面，而在那些人人都能看到、都能检验的领域里勇往直前。有时，同初始的共同树干的分离或分枝是默默无声的。逻辑学就是如此。它在其推理和代数的领域里，轻而易举地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方法与自主，因而不免使外行人感到眼花缭乱，难以遵循。在其他情况下，宣告独立则比较引人注目，如心理学。因为在心理学方面，人人都自认是行家，而且费了许多时间，人们才承认它的专门性研究的地位和有效性。但是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在相似的专门化原则的启示下前进的，而专门化则出于在应用共同的和相交的方法上取得一致的需要。
E．于是构成人文正题法则科学建立的第五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对这些方法的选择。我们将在下文（第六节）讨论这些方法的特征。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从它们的历史发生的角度看是它们作为检验工具所具有的普遍决定性作用。一门科学只能在充分限定问题之后成立，这样就可以划定研究范围，使思想有取得一致的可能。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必须与形而上学分离的那些科学正是这样产生的。然而这里所说的一致是什么呢？它的性质不同于使同一哲学学派、政党或艺术团体的成员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一致。一门新生科学的信徒们用何种标准才能感觉到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致呢？这种标准根本不是静止性质的，因为在研究同一问题的实验者之间比在某一思辩学说创造者的信徒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可能要多得多。使我们所谈的科学从形成时期就得到统一的和共同的检验愿望，这种检验的精确度正是通过相互监督、相互批评而提高的。
在带有对价值的基本判断和行动介入的领域内，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思考与直觉。这时，限定问题使之脱离它所依附的生命或情感的信念就在于寻求共同的检验场地：有关事实问题时用广义的实验检验法，有关如逻辑学中的推理事实时，则用算法的和形式化的检验法。当然，一切大的哲学体系，在思辨的要素之外，都富有精确的观察或事实的根据。尤其是过去的大哲学家几乎都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创建人。但是，当研究者把可检验的东西与只能思辩或直觉的东西分开，制订出适用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的专门方法——可以同时是比较法和验证法，这时，研究才开始进入科学阶段。
这就是第五个重要因素。它连同前四个因素，可以说明有关人文正题法则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运动。
三、人文科学的特点及其认识论基础
一般说来，实验科学是在推理科学很久之后建立的。希腊人发展了数学和逻辑学，并且试图解决天文学的问题。然而尽管有如苏格拉底的学者们那些充满希望的思辩和阿基米德本人，也仍需要等到现代人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实验物理学。实验落后于推理的原因至少有三个。这三个原因同样与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有直接关系，虽然人文科学的状况要复杂得多。
A。 第一个原因是，精神的自然倾向是对实在的直觉和推理而不是实验。因为实验不象推理那样是智力的自由构造或至少是自发的、直接的构造，它要顺从外部的要求，这些要求需要更大的（在心理学上也是更“昂贵”的）配合工作。
第二个原因延伸并反过来解释第一个原因。它就是，在推理领域中，最基本的或最原始的运算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运算：结合或分离；把不对称的关系串连起来（等于排列）或把对称的关系
并列起来，使其协调一致；等等。反之，在实验领域里，直接给与物是非常复杂的，因而先决问题总是要在错综复杂中分解其要素。比如，在物理学方面，必需要有伽利略的天才才能描述可用方程式表达的简单运动；至于树叶的坠落、云的浮动，在测量看来都是非常复杂的。
第三个解释实验落后于推理的原因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对经验的所谓“释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阅读，而是意味着对实在施加的一种行为。因为分解要素就包含有逻辑的或数学的结构。换言之，没有逻辑——数学的框架，就不可能达到实验的事实。因此，尽管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在能够实验之前和为了能够实验，必需掌握某些推理框架。这是不言自明的。
以上三个原因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更是适用，甚至还大大地加强了。这是由于问题日益复杂，尤其由于对需要认识的实在可能进行的直觉所具有的表面看来显然更加直接的特点。这就延缓了系统实验的需要。其结果，首先是推理和思辩倾向在很长时间内压倒了实验的要求，对要素的分解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困难重重，要建立逻辑数学的、质的或或然的框架也远非易事（而且还远远不够）。如果说，实验物理学曾经落后于数学数世纪，那么人文科学对自己的缓慢形成也就无可惊奇的了。而且从还需要做工作和合理的希望这一角度看，还可以满怀信心地把目前的状况看作是一个极为微小的开端。
但是除了这些各实验科学所共有的困难之外，人文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是自身独有的认识论地位和方法论问题，对此必须加以详细的探讨。由于人文科学以从事无数活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由人的认识活动来思考，所以人文科学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把人作为客体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这自然会引起一系列既特殊又困难的问题。
此外，还首先应该指出，这种状况根本不是新的，在自然科学中也可找到某些类似的形式。因此，自然科学的解决方法有时也可以帮助解决我们的问题。当然，物理学在我们通常的观察范围内研究对象时，可以把对象看作是相对独立于主体的。诚然，这时，这个对象只是通过带有主体因素的知觉，通过同样也属于主体活动的计算、测量结构或逻辑…数学结构而被认识的。但是在这里，必须先把个体主体和非中心主体区分开来。前者以自身的感官或自己的行动为中心，因此是“自我”或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是可能产生主观性的歪曲或错觉的根源；后者协调自己的行动并协调和他人的行动，以人人都能检验的方式来测量、计算和推理，因而他的认识活动是一切主体所通有的，即使这些主体用事先装有类似人脑作用的逻辑和数学的电子机器或控制机器来代替也是如此。物理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非中心化的历史，它把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所造成的歪曲减到了“最低限度”，使物理学“最大限度”地听从了认识主体的规律。这就是说，客观性已成为可能，客体已相对地独立于主体之外了。
可是，在广大范围内，如相对论所研究的范围，观察者被所观察的现象牵引和改变，以致他知觉到的东西事实上与他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这一点，只要他不进行新的非中心化就不会发现（以致牛顿仍然认为我们范围内的时…空尺度是普通的）。这时，高级层次的非中心化，换言之，即协调可能有的各个不同观察者的资料所固有的共变，提供了问题的解决办法。此外，在微观物理学范围内，人人都知道实验者的行动改变着被观察的现象（与前者相逆的情况），以致“可观察之物”事实上是一个混合物，其中有来自实验行动的改变：在这里，依靠起协调作用的非中心化，从已建立的函数变化中抽取不变量，客观性仍然是可能的。
可是，人文科学的情况要更加复杂得多，因为对自身或对他人进行实验或观察的主体一方面可能受到所观察现象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改变这些现象的展开甚至其性质的根源。正是由于这样一些情况，这一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实给人文科学制造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困难。而在自然科学中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已是相当普遍的问题了。换句话说，客观性所不可或缺的非中心化，在客体是由主体构成的情况下要更加困难得多。这是出于两个原因，两个相当一贯的原因。一是由于观察者的自我介入了他应该能从外部去研究的现象，自我中心主体（le sujetegocentrigue）与认识主体（le sujet epistemique）之间的界线就越发不明确了。二是就在观察者已经“介入”并对他所关心的事实赋予价值的情况下，他的倾向仍然是相信直觉认识，因而更加感觉不到有采用客观技术的必要性。
还须指出，即使生物学提供了一系列低级生物行为与人类行为之间的过渡情况，人类行为仍然呈现出某些特点，即集体文化的形成和极为不同的符号工具或象征工具的使用（因为蜜蜂的“语言”也不过是一个感受运动性标志系统）。因此，人文科学所研究的同时又是主体的客体是相当不同于构成物理科学客体的那些物体与盲目力量，甚至不同于生物学和动物生态学所研究的主…客体。不用说，它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符号工具的使用加强了它的意识程度。可是，符号工具又提出了一个人文科学所特有的认识论难题：由于这种交流手段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往往有相当深刻的差别，所以主体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就不得不经常检查他的理解事实上是否相当“丰富”，足以达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距离他很遥远的那些文化的象征结构细节。他甚至要问，连接人的符号工具和心理特征的反馈是否以及到何种程度不改变人的心理生理特征。一些新的学科，如吕里亚的神经语言学，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总之，以人为主体又是客体的各种人文科学，它们的认识论中心难题延伸成为这样一个难题，即这一客体本身又是一个具有语言和各种象征手段的有意识的主体，因此，客观性及其非中心化的先决条件就更加困难并且常常受到限制。
B．让我们先从心理学说起。主体和客体循环互换处境的各个方面以及非中心化的困难在内省过程中达到了最大限度，同时也解释了人们为克服这些基本障碍所采用的各种不同方法。这些方法，有的是冒着放走主要东西的风险绕过这些障碍，有的是把障碍作为问题并把中心化造成的歪曲当作揭示精神生活本身的机制的一种现象来研究。
在纯内省中，同一个人同时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他自己的认识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主体首先被要认识的客体所改变，这是从两方面说的。第一，他被自己对于内省价值的预先假定本身所改变。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精神生活促使他相信他对自己有着正确的意识，于是事实上觉悟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功利性的，而不是严格的认识性的或无私的。从认识观点看，内省以行动的外部结果为中心，它对行动的机制，对一般精神生活的内部机制都不提供足够的信息。从情感的观点看，内省的主要作用在于构成并保持某些有利于内心平衡的价值化，而不是告诉我们这一平衡的规律。第二，内省的主体被要认识的客体所改变，这是因为他的一切活动，包括内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过去的影响，同时也因为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事实上，他对自己过去的回忆犹如一位偏见颇深的历史学家，他重新按照价值化忘记某些原始资料，歪曲另外一些资料，这些价值化不断地使主体对自己过去的认识以及对当时的内省所赋予的客观性遭到失败。
另外，内省反过来也经常改变所观察的现象，而这是从各个方面说的。我们知道，譬如说，在对时间长短的知觉中，如果主体试图在时间的展开本身中去评价它，那么时间就显得长一些。思想中精神图象的作用，在人们没有对各主体进行比较而看到问题的困难之前，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内省错误。从情感的观点看，感情的内省必然改变感情，或是通过给感情增添认知性的色彩，或是通过使感情服从于在主体无意识情况下引导内省本身的那些价值观。如果说小说家和哲学家能够卓有成效地使用内省，那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同某些世界观——其中评价起着中心作用——相联系。但问题如果是寻求机制本身，那么内省就不够用了。这既是因为内省改变所要观察的现象，又因为内省从一开始就被这些现象所改变。
过去，直接的补救办法（暂且不谈一般方法的种种技巧）有三种。第一个办法自然是通过主体之间的比较，同时把研究限制在有明确范围的问题之上，使内省本身非中心化。在这种情况下，对主体提出的问题就构成这种“引起的内省”的渠道并使系统的比较成为可能。这一方法曾提供某些积极成果，例如，在作为行为的判断和精神图像这一双重性质方面。但它尤其显示了内省的界限，由此产生了比奈的“思维是精神的无意识活动”这句醒悟了的风趣话。
第二个办法是排除内省只研究行为。这个办法很有用，因为它为行为心理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其成果远比人们所敢于期望的要丰硕。但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办法过于局限，这是出于以下两个补充原因。一是除非同斯金纳一道认为人体是一只“黑箱”，人们仅仅描述其inputs（输入）与outputs（输出），无须寻求解释，否则人们总是暗中不断地求助于内省的材料：托尔曼颇有道理指出的、在一切学习中起作用的“期望”，如果我们对它没有内省经验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无法理解的因素，二是取消问题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同时，无视意识的心理学就放弃了大量的事实，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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