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认识论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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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第三个解决办法对人文科学的一般认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一方面注意到内省是带有欺骗性的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则询问为什么，并研究意识对认识的歪曲，因为这些歪曲构成许多现象中的一些现象，并在人们能够希望从中抽取规律与解释性因素的范围内也同样值得注意。应该指出，这种做法在一定限度内类似于物理学家的相对化做法：当物理学家看到我们在运动学范围内采用的时间尺度不能推广到其他范围时，他不是把这一尺度抛弃掉而是相反将它置于共变体系之中，这样就赋于它以有限的意义（因为错误仅仅在于认为它是普遍性的）。内省的情况自然更为复杂，因为除了非中心化协调的可变程度与不足所引起的系统的和普遍的错误（例如，只意识到运算的结果，觉察不到运算是建构过程——过去希腊人的数学思想就是如此）之外，还有来自多种多样自我中心观点的个人错误。但是，个人错误也遵从一些规律，把这些规律揭示出来一定很有趣味，甚至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情感领域内，精神分析运动的伟大功绩（即使在学说的细节方面没有被每个人所遵循）就在于没有无视意识，而且还想方设法将精神分析运动置于一个超越意识的动力体系之中，这体系同时解释对意识的歪曲和作为意识特征的有限的然而是基本的活动（例如，净化是补救因无意识而产生的偏差的方法，也是对有意识的调节的召唤）。
在认知方面，与单一行为心理学相对立的“行为”心理学重新把意识置于功能的角度。这就说明了“行为”心理学的适应作用以及它的不足之处与错误。例如，克拉帕雷德把意识向有真实或可能的不适应的行动区域集中的过程称为“觉悟规律”，他无视那些无需控制而自己运转的机制。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意识从四周回升到中心过程（请比较：对运算结果的意识先于对其建构能力的意识），而不是象朴素的内省所认为的那样，意识以内心生活为中心，由此向四周扩散。行为心理学还把对时间的意识重新置于行动的运动调节的背景之中，说明了在对时间体验的简单直觉中一直没有得到解释的对时间的错觉等等。总而言之，在许多领域内，只要歪曲自成一个问题，只要把需要解释的事实放置在非中心化的角度，亦即我们将在E节中看到的，把主体心理学家与他作为客体研究的主体人分开（还要探讨他如何做到这一点），在歪曲方面和效力方面看来都同样神秘的意识事实就能得到解释。
C．社会学提出的认识论问题较心理学更为严重。因为它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一个虽然类似于主体心理学家但却外在于主体心理学家的主体个人，而且还是一个集体的“我们”，这个“我们”，因为主体社会学家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其他相似的或敌对的集体）是其中的一分子而更加难于客观地达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学家本人不断地被其研究的对象所改变，而且从他一出生就开始被改变，因为他是一个教育和社会连续发展的产品。这个观点根本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确切的事例。比如帕尔多的巨著《普通社会学》中夹杂着许多政治意见，这些意见他不无天真地认为是他的科学客观性的明证，其实是出自反对一个有进步思想的父亲的后天形成的态度：这就同时表明了研究社会学避开思想意识影响的困难程度，以及从弗洛伊德和同某些其中冲突同时涉及意识及感情问题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意义上的各代人之间的对立。
反过来说，社会学家也改变他所观察的事实。这不是因为他象心理学家那样进行实验，——这些实验把主体置于对主体来说是新的位置，从而部分地改变他的行为，——因为人们不可能对社会整体进行实验。但是，恰恰就在社会学企图把握社会这一整体而不局限于对个别关系作微观社会学分析的情况下，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研究本身的情况）只能在有关理论的或实用的、形而上社会学的或有关事实本身的概念方面获得解决。而这些概念意味着与实在的某种分离，尤其是某种来自研究者的积极构造。就这样，研究者的积极构造绘事实加上了模式，这些模式是在接触事实之际被设想出来的或是从其他学科借来的，但其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忠实地联系实在的各个关节的能力，或者相反，歪曲现实或无意的选择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变化不定的。此外我们应该提出——这是为了证明社会学的认识论问题远不是没有解决办法——这种对实在的积极构造是一切实验研究所固有的，不论是物理学、生物学或社会学的实验研究都是如此。因为无论经验有多么精确，没有逻辑－数学框架就无法释读经验；而且框架越丰富，释读就越客观。比如，查看温度表上显示的温度这一简单行动，除了与主体无关的水银水平在管内移动（尽管主体选择了这种现象作为标志，尽管他制造了温度表）之外，还必须有整个测量系统作为前提，其中包括逻辑的类、顺序、数目、空间连续体的分划、移动群、单位的选择等等。但是主体用来丰富客体的框架，并不使客体变形，却反而能借助这样建立起来的函数关系，分离出所要达到的客观过程。可是说到社会整体，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因为这一整体是不可感知的，因此，为了阐明它和分析它而对变项或指数的选择就依赖于主体社会学家的智力活动，这些活动要远比物理学的测量复杂，因而在客观化能力或产生歪曲或错误的可能方面也就更加不确定。
事实上，可能的对整体的构造有三大类型（请看第三章第五节）和许多亚变型。这在一切领域内都是如此。这就一下子显示了无意识决定的因素以及对现实起到客观化或歪曲作用的同化因素。应该说由于这些因素，社会学家对于事实的观察总是在改变事实。他或者加以丰富而不篡改，因此应用的仅仅是概括客观联系并使之在观念上能被理解的种种框架，或者使事实偏向一些漏掉主要内容的图式或多少系统地歪曲主要内容的图式。这三大类型是相加组成型或原子组成型（社会被设想为已经具有所要解释的特征的个人的总和）、显露型（社会总体产生出新的特性并把它们强加给个人）和关系总体型（从一开始就改变着个人同时还能解释整体变化的相互关系系统）。然而，按照所有选择的模式类型，而且是根据一般的理论理由而不仅是根据在社会群体中所受到的个人主义的或专制的教育等等而选择（无意的或有意的）的模型，所搜集的事实必然会从它们被选择的时刻起，以及对它们从确证到解释的全部构造过程中，都被改变。所以，在塔尔德认为是模仿开始的地方，杜尔克海姆看到的是形成性强制，帕尔多看到的是遗传本能的表现，等等；在唯心主义者认为是散布在群体中的“学说”影响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是深刻的冲突，而学说只不过是冲突的象征性反映和意识补偿，等等。
但是显而易见，如同内省错觉提出了一个令心理学感兴趣的事实问题，培养出社会学家的社会对社会学家思想的改变，以及试图构造社会材料的社会学家以他的思想对社会材料的改变，也构成使社会学本身感到兴趣——因为它能加以研究——的社会事实。虽说社会学的认识论问题比心理学的更为复杂，可是它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我们将在E节中看到，通过何种智力的非中心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D．经济科学也遇到同样的困难。要证实这一点，只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多么强调古典经济学是同社会阶级相联系的一种意识的反映就可以了。结果是，一条经济规律不管对所考察的事实来说有多么精确，人们总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规律从属于一个相对特殊的结构，而这结构，经济学家又认为是具有普遍性
的，如果他是在其中培养成长的，同时又是他通过非中心化程度不足的模式予以设想的话，那么这一规律究竟有多少普遍性呢？当布鲁德尔明确指出，问题在于“各种结构和各种条件，而不仅仅在于物质条件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条件”，在于“社会结构和条件”，直至“文明”时，他就说明了计算资料和统计资料虽然在经济学中比在社会学中要易于收集，但对经验的客观释读以及解释的认识论问题就其原则而论在前者和后者中仍然是同样复杂的。
相反，人种学显示的一个极大优点是研究观察者并非其中一员的那些社会。但是，问题依然是要确定，观察者面对外在于他的资料，给资料引进哪些为其构造所需的观念工具。即使人们对弗拉来尔、列维－布律尔或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过去和智力习惯一无所知，人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通过研究他们对神话的议论和他们对其研究主题的思考方式来加以重新构造。这时的问题是：弗拉采尔所引用的观念联合规律、列维－布律尔的逻辑相对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更接近这些学者的思想呢，还是更接近这些研究者的思想。但是，人们一眼就看出结构主义之所以比其他两种主张更适合于事实（而且这与可能保留有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前逻辑”主要内容的建构主义没有任何矛盾之外，只要人们忘掉技术，不再谈论根本的异质、总的“精神状态”……），丝毫不是因为它局限于复写观察资料，而是相反，因为它使事实同具有事实的轮廓、不歪曲事实而使事实能按照解释的一般方式得到理解的那些代数－逻辑体系融成一体。
在语言学方面，所观察的事实对观察者的改变更要少一些，因为语言学家由于职业的关系就是一个比较学者。他并不把一切都还原成他的语言，同时他对所研究的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都同样感兴趣。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丝毫不意味着理论是与所要解释的事实相符的复制品。因为，语言结构主义越向前发展，它就越走上通过逻辑－数学结构使材料得到丰富的抽象模式道路。最后，人口学是我们各学科中在主客体关系方面最少产生人文科学所特有的问题的一门学科。这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是较易于定量的资料，所以它遇到的这些既造成人文科学困难、又成为人文科学特有财富的循环或辨证情况也最少。
以上简略提出的种种困难可能看起来是无法克服的。但是当人们比较一下科学心理学的创始阶段——一门其中困难格外显著、格外严重的学科，和它现在的状况——一门逢勃发展的学科时，人们就可以完全放心，并设问人们究竟用了什么隐秘方法达到了虽说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些困难、但却揭去了它们的神秘面纱这一步呢？
E．这些方法在原则上是比较简单的。但事实上由于实验的困难而较为复杂。一种认识方式的主体被他研究的客体所改变并反过来改变客体，这样一种情况，构成典型的辩证相互作用。可是，研究辩证相互作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而它们恰恰也是人们通常以辨证的字眼来描述的那两种。这就是一方面，按照相互作用的发展本身，换言之，把相互作用置于历史的或发生的角度来加以阐明；另一方面是以不平衡和重新平衡，或者说以自动调节和因果相互作用循环这种办法来加以分析。
例如，在心理学方面，在解释甚或描述性地分析有关成人的行为或意识的种种事实时，最有效的分解方法就是描述这些行为从童年时代起的发生情况。这样做有两个道理。第一，只有对反应体系的形式加以研究才能提供原因性的解释，因为这样一个结构只有在人们了解到它是如何构成时才能被理解。甚至是那些动力为同步的调节也还需要了解它们是如何建立的。这里还是一样，对发展的研究成为解释性的。第二，只要一个被认为属于成人个体的结构有可能被揣想为属于观察者的成分多于属于被观察对象的成分时，对结构各个发展阶段的研究就能提供一整套人们难以任意使之符合主观理论要求的客观参照材料。换句话说，如果被怀疑的结构只存在于理论家的头脑中，那就不可能在主体以前各阶段中发现其逐渐形成的痕迹，而如果能一步一步地追寻其形成过程，那就再没有理由怀疑它的最后结果的客观存在。
为了确定所假设的、在主体头脑中工作的结构，确实在他头脑中起着这一作用而不是仅仅属于观察者的观念化作用，另一方法是研究结构在这一主体的行为或思想的平衡中所产生的效果。例如，人们认为能够在七、八岁儿童的智力中分辩出由连续的摸索而建立起来的系列化结构A＜B＜C……然而，逻辑把这些系列化结构看作是非对称关系、关联关系和传递关系的顺序排列。这时，只要检查一下那些能进行系列化的主体是否也变得能从X＜Y和Y＜Z（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这两个事实）中得出X＜Z（没有一起看到X和Z）的结论就可以了。这就是人们所观察到的，而以前却根本不是这种情况。
在几乎不可能进行的社会学领域内，历史方法或社会发生法在引导观察者了解自己受何种社会潮流的影响方面起着重大作用。至于当前的危机或冲突，观察者既是评判员又是参与者，他可以通过对社会因果形式的详细分析得到某种非中心化。当然这种非中心化总是多少有限制的。它向观察者说明他倾向于认为是单向的因果联系何以总是构成带有反作用的环形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这种分析就不可能不看到社会领域或个人行为都至少有两个方面：实际行为方面和并非总与实际行为完全相符的觉悟方面，换句话说就是，因果研究可以达到的下层结构方面和社会的个人用以说明和向自己解释自己的社会操行的概念体系或意识体系方面。正是由于各社会学家事实上都共有的这些研究和区分，他们才达到了具体的非中心化。尽管这种非中心化提供了分解观察者的图式与被观察的事实的一般方法，但仍然永远是不完全的和需要修正的，原因是这些图式本身是受意识的影响的。由此，某些社会学家作出结论说，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客观性在社会学中是达不到的，只有把研究同观察者的介入和一定的实践结合起来时，社会学的认识才有进步的可能。但是，想要系统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愿望本身在这方面就构成区别主体与研究的客体的一种工具，因为即使在物理学中，客观性亦不在于自己与现象无关或外在于现象，而是通过作用于客体激起现象，因为“可观察之物”从来就只是实验行为与实在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区别自然还是存在的，因为在物理学中，这些可观察之物比在逻辑－数学结构中更易于测量和调配，而社会行为则要密实得多。然而，在社会学中区分了那些可度量的联系和那些因为只能被理论思维所达到而被某些人称之为“形而上社会学”的整个区域之后，人们就可以希望把这两个区域之间总是移动的界线逐渐向后推移。
经济学也有同样的问题。但由于经济学使用度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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