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认识论 -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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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经济组织独有的规律，这样就不断地提出了按价值等级而定的类型学问题。
（d）语言学提供了一门其中几乎无法进行实验（实验语音学与心理语言学除外），但对可观察材料的系统分析又足以构成严格方法——其严格程度堪称其他人文科学的典范——的学科的一个极好范例。尽管如此，在这一领域同在心理学中一样，除了可以称之为局部的单位，即在一个限定情况内部任意选择的单位之外，无法制定计量单位制度。
语言学中对规则性的研究（为了不引起与物理学规律的混同，语言学家越来越不谈“规律”了）主要集中在逻辑因子，尤其是蕴涵的模式之上。我们知道，X蕴涵Y这句话意味着：一、每当给出X时就会观察到Y；二、可以观察到Y，而没有X，以及既无X也无Y，但绝不会有X时而没有Y。例如在音位学中，音素P和b都是爆破音，但却只有b要运用声带，这一情况就使得能预测它们的共同机制和它们的对立的规则性。
但从这样的逻辑形式和质量形式的规则性出发，人们自然能够进入到两个既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向中去：一个方向是有关语言机制的外部结果的统计规则性，另一个是对机制为其表现的内部结构的分析。作为第一个倾向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齐普夫“规律”，它阐明了动词分类中种与属之间多少带有规则性的关系。这些确认的或然性于是提出了一个从语言所指的对象或语言主体或二者兼而有之出发去解释它们的问题。在历史性领域里（及其与同时性平衡的联系），马蒂内曾设法以表达性的需要与源于心理的或或然的节省原因这二者的调和来阐述音位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信息论中熵的作用，最近瓦诺夫还把它运用到了语言学。
作为第二个倾向的例子，应当推举各种语言结构主义的论述，其宗旨之一，如乔姆斯基的论述，就在于达到可能规则的变化本身的规则性，但有关解释模式的问题仍然开放着，人们正沿着控制论结构这个方向研究这些模式（如索姆让等人）。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一门人文科学在缺乏几乎所有的实验手段又不能使用一般性的计量单位的情况下，如何既达到了历时性的延续，又达到了同时性的调节，并终于为自己建立了相当精确的方法论，得以不停地而且经常是典范性地向前迈进。
（e）社会学和人种学在人文科学中也许占据着最为困难的位置，这是从三方面说的：一是不可能进行实验，二是由于缺少通用单位而对度量的抵制，三是现象的复杂性，因为现象都取决于制约人类生命与行为的全部因素（同界限比较明确的部门如语言学的对象正好相反）。再拿A节中所谈到的与自然科学的比较来说，社会学跟天文学一样，都缺少实验，但社会学却享受不到同数学推理相汇合的度量；它又同地质学一样，也是非推理的历时的与质的因素占统治地位，但它却不具备足够用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
尽管如此，在方法上仍有五条途径对这一如此困难的情况开放着。第一条途径自然是加细对变化和函数依存的数学分析。在这方面最近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主要是通过所谓的多样化分析，这种分析能超越因果方面的相互关系。“哥伦比亚学派”就是这样提供了许多有关公众舆论的论述（尤其请参阅拉扎弗尔德有关“两步流动”的论述，它们阐明利益因素，被动性因素或可塑性因素，操纵舆论的有关机制等等）。
第二条途径是在可观察之物的背后寻求作为变化系统的“结构”的作用，其动态平衡是可以作定性数学（普通代数）分析的。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运用的结构主义方法。他力求用因果的、蕴涵的解释来超越作为可观察之物之间函数依存关系的因果关系，而这些解释是以隐蔽的总体系来说明可观察之物的。
第三条途径主要以那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派为代表，方法是协调结构主义分析与历时分析，通过结构与发生的结合来进行解释。这种历史－结构主义倾向与人种学研究联系起来时（还应该指出近几年来几乎到处出现的、又一次对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形式所表现出的兴趣），其性质自然有利于西方观察者的“非中心化”。
第四条方法论途径（在我们对天文学的简略思考中人们已看到了类似的东西）是在低等级上研究高等级上的重大现象的影响或相应的东西。微观社会学就以此为己任，并在有关小群体的活力实验方面以及初级社会行为的分析方面获得了显著成果。但微观社会学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不同等级的衔接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永远是亚系统之间或亚系统与整个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点，在理论上最初得到的答案有两种。第一种是有步骤地努力建立一些抽象模式（用逻辑－数学符号论的语言，但有时也可以用模拟法）。第二种又等于是在社会关系或社会行动的细节中把结构主义与功能分析结合起来。帕森斯的普通社会学——他自己称之为“结构－功能”社会学——就是如此。他不仅研究社会的总平衡形式，而且还通过对基本的“社会行为”（价值等等）的分析来研究各等级间的衔接。古德纳或布劳的“新功能主义”也是如此。他们研究“相互性”和交换，从中寻找使个人人际关系变成阶层本身的那些亚系统的协调工具。
第五种方法很少被运用，但在许多学者眼里依然是开放着的。由于一切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足条件）是由老一代培养出新一代，任何有关人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发展的比较研究在集体给人性带来的影响方面都提供了决定性的信息。在每一个问题上，如逻辑的社会性质、精神性质或生物性质问题、道德感情问题、符合或象征系统问题等等，这种对形成过程的分析方法不可否认是富有成果的，而且也已经证明了个人思维“运算”与任何社会“合作”中的运算的性质的深层同一性。
五、人文科学与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的大潮流
在回顾了人文科学的某些方面以及它们在创建及发展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之后，现在似乎应该按照本章的标题来确定它们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了。但是，除了上述那些为了达到对人类现实的客观认识而必需跨越的障碍之外，还有最后一个障碍，它也许是最重要的障碍之一，或无论如何就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而言是最为独特的障碍。因此，在确定各学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相互位置之前，有必要先谈谈这个问题。
这一极大障碍是同第二节中已经谈过的思想非中心化的困难以及“我们”对创建科学的认识主体的影响（见第三节）密切联系的。它的产生只不过因为科学家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也总是站在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的立场上。这一事实虽说在数学、物理学、甚至生物学（在最后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处于边界地区了）研究中关系不大，但在人文科学研究的某些问题中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语言学在各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心理学则根据文化环境的不同而略有不同，但没有令人担忧的矛盾，因为所说的不同更多来自派别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至于经济学，尤其是社会学，对立就加深了。因此，总的说来，这里存在着问题，现在必需加以探讨。
更确切地讲，这里有好几种问题，按照意识或哲学思潮加强研究的这种或那种方向，按照它们倾向于掩盖要探索的领域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或者还按照它们隐蔽地、甚至明确地反对这一门或那一门学科的发展以达到根绝这门学科的目的而论。因此，我们采取的方法是举出一些个别例子以便就每一例子作一结论。
A 第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是经验哲学的例子。它的传统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识形态里一直非常活跃，它的现实成果之一便是被笼统地称为“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的运动。事实上，经验主义哲学对人文科学诸方面的形成与发展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还给人文科学指出了方向，虽然今天其他学派认为这些方向多少是带有限制性的。
在经验哲学的成果方面，人们当然可以说它曾经是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源泉之一。这就是说，它预示了它们将来的必要性，甚至还促进了它们的发展。洛克一直想根据事实而不再单独根据思辨来解决问题。休谟则以《为给道德主体引进实验推理而作的论文》作为他的名著的副标题。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的心理学在其开始阶段就沉浸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中。以泰勒、弗雷泽及其他许多人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学派”也同样受到了这一气氛的滋养。因此不能否认这一思潮曾积极地促进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并且更不能忽视逻辑经验主义在现代对逻辑和科学理论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但是，经验主义（这个名词必然是很笼统的，丝毫不排除无数不同的个人理解）正是作为一种哲学或一种思想意识的结晶在某些情况下也同样起了指引方向或疏导的作用，这个作用可能被非经验主义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逻辑学家认为是带有限制性的。事实上，经验主义并不限于强调一切涉及事实问题（心理学等）的学科的实验必要性，因为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同意的。除此之外，它还给予实验——无论是学者的实验或是一般人（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实验——一种特殊解释。它把实验归结为对观察材料的简单记录，而不象其他认识论那样把实验看作是对客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这种活动总是与主体行为和主体的解释企图连带在一起的。由此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比如在学习与智力的心理学方面，那些倾向经验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们就会自然而然地低估其他学者在主体活动的名下所强调的东西。许多有关学习的理论正是这样把获得的知识看作是对现实的某种模仿，并且都把重点放在巩固联想的外部“增强”方面，而其他非经验主义理论则强调内部组织与内部增强的因素。在逻辑学领域里——人们在下文（第六节）将看到它不是完全可以与心理－社会学因素分离的，逻辑经验主义曾经被引向把逻辑－数学结构当作一种单纯语言的表达，即一般的句法和语义，而不属于这一学派的学者们则认为自然逻辑是运算的展开。运算的根扎在直至比语言层更深一层的行动的总协调之中。
此外，这些受意识形态影响而产生的哲学学派之间的对立，有时是富于成果的，对人文科学的发展也是利多害少。例如，受经验主义启发的美国学习理论就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理论首先把一种值得彻底利用的解释形式推向极端，然后导致了一系列涉及这种联想主义所忽视的方面的研究工作。
同样，逻辑经验主义过分极端地把综合判断或经验判断与分析性判断或逻辑－数学性判断分离开来。它曾引起逻辑学家们（如奎因）或心理学家们的反响，他们的著作甚至就在经验主义者们企图怀疑逻辑－数学建构主义而提出的一些问题方面丰富了我们的认识。
简言之，第一个例子一下子就阐明了哲学或思想意识影响的利与弊。如果各种倾向都统一起来或者没有各学派之间的争论与合作，那么弊就可能多于利。与之相反，只要涉及的问题是可以验证的——用实验或形式化的方式去验证——对立只会使认识受益。因为在科学中，对立永远是进步的因素。
B．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辩证哲学。这种哲学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里，尤其是在社会学、经济学领域，以及总的说来，在一切具有历史发展观的学科中起着主要作用。
但是，辩证法的情况与经验主义的情况略有不同。当后者正确地强调经验的作用时，它已经对经验作了一种为非经验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解释；而当辩证法以冲突、对立及不间断的超越来阐明历史发展的特有性质时，它往往只限于揭示人人都可能接受的机制，因为辩证思想大概要比从属于这一或那一学派更为广阔。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现代辩证运动中识别出两股潮流，一股是我们将称之为内在的或方法论辩证法，另一股是较为广泛的或哲学的辩证法。
第一股潮流的代表们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认识论的努力，其目的是想方设法从一切旨在于说明在时间长河中展开的发展的科学方法中揭示其共同点或各个不同点。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就构成一种对某些生物学、发生心理学、经济学等研究所实际应用的解释方法的意识。同时，由于尊重事实，它就能够经常同那些丝毫不懂或者根本不愿懂得哲学辩证法的学者们的意见汇合在一起，而且往往还非常接近。比如，巴甫洛夫的论述在苏联辩证法界曾有过重大的影响。他却经常说他对这种哲学一窍不通。这丝毫没有关系，因为他的著作包含着实际的方法论，别人正着手用思考的方法来加以揭示。在发生心理发展心理学方面，那些有关把前运算调节和感觉运动调节作为起点的智力运算的形成，有关不平衡或矛盾的作用以及通过新的综合和超越而实现的再平衡的作用，一句话，有关描述认识结构逐渐构成的全部建构主义的论述都经常用辩证法的解释来对照，而它们之间除个别情况外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显而易见，这样对照就能被方法论辩证法的拥护者们所利用。因为方法论辩证法只设法揭示科学的发展方向，而不深入到科学本身中去。这种比较工作和认识论的思考工作只能对他们有利。
但是，从康德和黑格尔起，人们也可以设想一种哲学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和许多哲学一样，有时也可能企图创建科学，甚至指引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只成为其他许多解释体系中的一个体系。尽管如此，不用说，它也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依靠一种经过验证的、同许多学科的自发方法不谋而合的方法论，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因此唯一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思想同事实的符合问题。
这种哲学辩证法的影响曾经以具体形式表现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而且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这方面起了格外重大的作用。本书既然主要是探讨人文科学的趋势而不提供学说的综合，那么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情况下人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对待这样一种运动的态度。对某些人来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表达了目前在社会学领域里可以达到的主导性真理。另外一些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它只是许多解释中的一种，在今天并不享有决定性特权。最后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把它看作是显然有趣的、可能是研究的最好向导但无法进行实验检验的、只在一个解释领域里的“形而上社会学”。
C．第三个例子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性质：这就是现象学。现象学是一种哲学，它声称自己的目的不在导致某种科学研究或从已建立的科学中抽出方法，而是通过给实在提供更真实的认识从而超越这些科学本身。
谈到这一组倾向（柏格森主义是其中的一个早期例子），首先应当指出，科学与某些哲学的冲突仅仅起始于十九世纪。在那时，某些哲学家曾梦想一种可以包纳自然本身的思辨能力（如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而与此相反，某些学者则企图从自己的实证知识里抽取唯科学主义的形而上学（如独断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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