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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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观公孙弘所言，以为德感水旱，非天数也。一家之谈，非为正论。］《洪范》咎征，人事也。［议曰：《传》曰：“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谓立事以应休咎，故曰人事。＇鲁僖淫雨，可救之应也。周室旱甚，难变之势也。＇议曰：孔子曰：“祭如在。”言祭法在精诚也。语曰：“应天以实，不以文言。”天不以伪动也。《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古语曰：“土性胜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胜木，寸刃不可以残林。”《传）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此言善少不可以感物也。今雩祭是同而感应异者，或为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徒设空文，精诚不至。故不同也。］颜冉之凶，性命之本也。＇议曰：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厌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奕厌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厌之怨实彰，将于是乎？”在后九年，晋灭栾氏。由是厌虽汰虐，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盈虽贤智，以其父厌之汰虐，遂遇于祸。然则祸之与福，不在我之贤虐矣。范晔曰：“陈平多阴谋，而知其后必废。邴吉有阴德，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其子孙。终孙掌失侯而邴昌绍国，虽有不类，不可致诘矣。其大致归于有德矣。袁安窦氏之间，乃精帝室。引义推正，可谓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狱，未尝鞫人于脏罪。其仁心足覃乎后昆。子孙之盛，不亦宜乎？”由是观之，夫陈平、邴吉及袁安之后衰与盛，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吾之得失矣。虞南曰：“夫释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与夫仁义礼智信又何殊哉？盖以所修为因，其果为报。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随灭。”是以鬷明丑于貌而慧于心。赵壹高于才而下于位，罗裒富而无义，原宪贫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悬绝。兴丧得失，咸必由之。由是言之，夫行己不周则诸福不备。故吉凶祸福不得齐也。故世人有操行不轨而富贵者矣，有积仁洁行而凶夭者矣。今下士庸夫，见比干之剖心，以为忠贞不足为也；闻偃王之亡，以为仁义不足法也。不亦过乎？］【译文】把这个道理，加以类推到教育导百姓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人有不待教育化导而自然成为良善的人的；有必经教育化导才能成为良善之人的；也有虽经教育化导，却最终不能成为良善之人的。所以孔子才说唯有上智和下愚两种人是不能改变的，而普通人则是既可经教育化导而向善，也可能因化导的错误而向恶。＇《左传》上说：“能向善的人不断积累，必然得到福佑；不能向善的必然走向败亡而取祸。”这就是可以向上为善，也可向下为恶的意思。＇把这个道理加以类推，引到天道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灾害和吉祥的报应，是不应怀疑的。帝尧和商汤时的水旱灾害，可以说是自然规律。＇阴阳之气影响天地的运动，在宇宙中运转一周是三百六十度，这叫一周天。一周天中总会有灾厄的。计算一周天时，以木星为准则，所以木星称太岁。而由于每一周天都会遇到灾厄，所以把它称之为一元之灾，太岁也就成了灾星。其实它乃是必然的规律，无法改变的。所以称作天数，即自然规律。《左传》上说：“善也好，恶也好，吉祥也好，灾厄也好，是周而复始的。”又说：“天灾流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有的，是必然规律，所以才叫天数。”汉代公孙弘则不这样认为。他说：“尧的时代遭受洪水，让禹来治水，没听说禹为天子的时代有洪水。至于商汤时的旱灾，乃是夏桀作恶的余波。所以夏桀、商纣做恶多端，必然要受天道惩罚，夏禹和商汤积德行善，才得以统治天下。由此看来，天对人并无偏私，顺应大意的天下便太平，逆天行事的就会天灾流行，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之间的关系的根本。”考察公孙弘讲的道理，是认为人的德行与水旱之灾是天人感应的关系，并不是必然规律。这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正论。＇《洪范》所说的行恶必报之验，指的是人事。＇《左传》说：“祸福没有固定的走向。是祸是福，都是自己招来的。”也就是说，怎样为人处事，也就会有怎样的命运。所以说命运在于人事。］鲁僖公时，阴雨连绵经祈祷而止，说明灾害可救的得到了应验；周宣王时的大旱祈祷无效，说明那灾难本来是难以改变的。［孔子说：“祭祀神灵的时候，就好象神灵就在面前一样。”是讲祭祀的根本在于诚心诚意。古语说：“对天应该有诚实的态度，不应使用经过文饰的空话。”是说天不会被虚情假意所感动。《易经》上说：“善行不逐渐积累，不会成就你的好名声。”古语还说：“土能治水，但是用手捧起一把土，是不能堵住黄河的决口的；铁能锯断树木，可是用一寸之铁却无法毁灭森林。”《左传》上说：“小恩小惠，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神灵也不会降福给他。”这都是讲善行太少，感动不了别人。现在祈祷虽然相同，得到的感应却不同，原因就在于或是为仁很少可是希求神的降福却太多；或是只讲一些华丽好听的空话而内心并不诚恳啊！颜回、冉伯牛的短命，那是性命之理的根本所在。［过去秦王曾问士鞅：“晋国的六家大夫哪一家会最先灭亡？”士鞅说：“那一定是栾氏要最先灭亡啦。”秦王说：“是不是因为栾氏太横暴了？”士鞅说：“是的。栾厌横暴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还可能侥幸逃过这一命运，要亡大约亡在他儿子栾盈的手里。”秦王问：“此话怎讲？”士鞅说：“栾武子的德政，对于晋国人民来说，就象周朝人怀念召公一样。由于怀念召公，连召公拴过马、乘过凉的棠树都精心保护，何况是他的儿子呢！栾厌死后，他的儿子栾盈的善德并未能及于百姓，他祖父栾武子的恩德又早不存在了，可对他父亲栾厌的怨恨却一天比一大强烈，所以栾氏的灭亡将在这个时候吧。”在这次对话后九年，晋国灭掉了栾氏。由此看来，栾厌虽然横暴，但他父亲栾武子的恩德，老百姓还记在心里，因而他身受其福。栾盈虽有贤德，但由于有栾厌这样的父亲，所以终于遇祸。可见，是祸是福不在自身是否有贤德或暴虐，还要看他的上一代行善还是作恶。范晔曾说：“陈平多阴谋，自知后代必然被废灭；邴吉多积阴德，夏候胜认为他的子孙必然有封侯的希望。果然到了他孙子陈掌，陈家失去了爵位；而邴吉家族到了邴昌这一代，却被封为列侯。虽然报应也有不象这样明显的，但那就难以推究请楚了。大体说来，报应还在于有德与否。袁安处在外戚窦宪家族专权的时代，却不依附窦氏，而是忠于皇室。引用道义，推求正理，可以称得上是忠臣中名声显赫的人物了。他审理楚王刘英叛乱一案时，未曾严刑逼供，陷人以罪，而是设法鉴别无辜，平反冤案。他的仁爱之心足以延及他的后代。他的子孙兴盛，不是应该的吗？”由此看来，陈平、邴吉以及袁安后代的兴盛与衰败，乃决定于祖先的德行如何。虞世南说：“佛教教义中有布施财物、遵守戒律。忍辱负重，勇往直前、坐禅守定、菩提智慧等六度菩萨行，这与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有什么不用呢？大略说来，是以修持为因，其果是回报人的修待。人在修持此六度菩萨行时，往往不能完满。其中缺失一项，果报也随之而消失。”所以，鬷明外貌丑陋但内心聪明，赵壹才能高而地位低，罗裒虽富但无义，原宪贫穷但有道德。他们的不同是如此悬殊。品行不完善，那么就不会有完全的福报。所以说吉、凶、祸、福不能完满。因此世上就有了操行不轨反而富贵的，有积累仁德、品质高洁反而短命的。现在有些识见不高的平庸之辈，看到比干被剖了心，就认为忠贞的事不值得去做。看到徐偃王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之道不值得去效法。这不太过分了吗？］【经文】《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弄也。“兼三才而两之。”言其同也。故天地之道，有同有异。据其所以异而责其所以同，斯则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则取弊矣。迟速、深浅，变化错乎其中，是故参差难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议曰：孙卿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理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则天不能祸；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若星坠、木鸣，天地之变，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也。何者？政险失人，田荒稼恶，米贵人饥，道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也。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日至，夫是之谓人妖也。三者错乱，无安国矣。”其说甚迩，其灾其惨。《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助劝。若此则乱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理之；纣之所乱，武王理之。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变政而人易教。则安危治乱存上之发政也。岂可为有命哉？”昔梁惠王问缭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为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世之所谓刑德者，天官、时日、阴阳向背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域于此，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战备矣，谋而守之。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天宫之阵，曰背水阵者，为绝军；向坂阵者，为废军。武王之伐纣也，背漳水，向山之坂，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宫之阵哉？然而不胜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黄帝曰：‘先稽己智者，谓之天子。’以是观之，人事而已按，孙卿、墨翟、尉缭之说，言吉凶祸福在于人矣。周公戒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惧，不敢荒宁，享国七十年。其在高宗，喜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享国五十九年。其在祖甲，爱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鳏寡，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佚，惟耽乐之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史记·陈世家》曰；“陈，舜后也。周武王封之陈。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禅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氏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又《南越传》云：“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继于人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尝为君主，勾践一称伯。盖禹之烈也。”又曰：“郑桓公友者，周厉王之少子也。幽王以为司徒，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国兴？’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氏，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武王封虞叔于唐，其地险阻，以此有德。若周衰，必并兴矣。”按，周公、马迁，太史伯之谈，言兴亡、长短必于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语其详。尝试论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灵虽阴骘下人，定于冥兆。然兴亡、长短，以德为准。若德循于曩，则命定于今。然则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则吉凶祸福不由天也。命定于今则贤圣、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此运命之至矣。］《易》曰：“穷理尽性以致于命。”此之谓也。［议曰：夫吉凶有人，兴亡在德。稽于前载，其在德必矣。今论者以尧舜无嗣，以为在命，此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兴者，若使传子，则功臣之德废。何以言之？昔郑桓公问太史伯曰：“周衰，何国兴？”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子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赢姓，伯翳之后，伯翳佐舜怀柔有物。若周衰，必并兴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复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由此言之，安在其无嗣哉！又曰：“楚师屠汉卒，濉水梗其流；秦人坑赵士，沸腾若雷震。虽游、夏之英才，伊、颜之殆庶焉，孰能抗之哉！”此其弊也。对曰：宋景公之时，萤惑在心。公惧，问子韦，子韦曰：“心者、宋野也，祸当在君。虽然，可移于人。”据此言，则君有祸，人当受之。若当君厄舍之时则生人涂炭。虽伊、颜、游、夏何所抗哉？故庄子曰：“当尧舜，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此之谓也。又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晏安鸩毒，以诛杀为道德，蒸报为仁义。自金行不竞，天地板荡，遂覆洛，倾五都。呜呼，福善祸淫，徒虚言耳。”据此论，以戎狄内侵，便谓由命，此所谓不量于德者也。何则？昔秦穆公问戎人由余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国所以乱也。夫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亦先之，仅可小理。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盛以责督于下，下疲极，则以仁又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杀，至于灭宗，皆此类也。夫戎狄则不然，上舍淳德以遇于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夫戎狄之德有如此者。”今晋之兴也，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际日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其倾覆屠脍非主于诛杀也，风俗淫僻，廉耻并失。先时而昏，任情而动，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其淫乱凶逆，非止于蒸报也。”由是观之，晋家之德，安胜于匈奴哉！今见戎狄乱华，便以为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过欤！＇【译文】《易经》上说：”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这是讲道的不同。又说：“兼天、地、人三道的规律，都是对立的两方面。即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这是讲道的相通之处。如果根据道的不同性质而否定道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糊涂。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处而否定道的差别，那也是取其弊端。快慢、深浅种种变化错综复杂地存在于大道之中，所以表现为参差不齐，很难表现得那么均衡、那么明显。天、地、人三道莫不如此。所以君子尽心尽力去积德行善，去追求获取善命而已。［荀子曾说：“天道运行有它固定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