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温州样本-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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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扩大市场局面，达到占据更多份额的目标？经过细致思考，郑荣德果断拍板，承包国有商店的柜台最为可行。半年之后，郑荣德接受了月租6000元，一年一付，且要扣掉营业额的10％作为管理费用的苛刻条件，在上海江西中路314号上海达讯电信商店租下1？2米长的柜台。
私人厂出产的产品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营商店中，本身就是对产品品质的最好说明。柜台开业后，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员纷纷光临这个1？2米的小柜台。
生意火得一塌糊涂，一天能推销出四五万元的产品，利润相当诱人。借着势头，郑荣德连开好几家包柜台经营的铺子，之后干脆包店经营。国营商店受到启迪，为私营经济包租经营打开通道。竞争对手看到郑荣德如此赚钱，也学习包柜台经营。而郑荣德却退出这种经营方式，出资几十万元与上海机电一局合作创办了扬子电器厂。
温州个体户们的命运也是冰火两重天。经济整顿目标旗帜鲜明，不幸的〃小商小贩〃，碍了当权者的眼，被〃开涮〃也就不足为怪。可仍然有幸运的个体户，瞒天过海，小心翼翼地做自己的小买卖。
相对于郑荣德的激进与大胆，柳上淡就谨慎了许多。作为温州第一批个体户，柳上淡本人几乎见证了温州民营经济成长的每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位不修边幅、习惯穿拖鞋的企业家记忆里，念念不忘的是1982年的尴尬。
17岁，柳上淡当上五六十人的镇办机电厂的学徒工，月工资12元。厂业务不景气，十多元的工资也经常发不出。柳上淡的唯一收获是，学得一身精湛技艺，为日后在机械制造领域叱咤风云奠定了基础。
从学徒到工人，一干就是十年。27岁时，柳上淡感到〃这样下去连老婆也娶不到〃。于是他与几位朋友开办地下工厂。上海、南京、西安到新疆，他走遍大江南北，拿到大批电焊机、卷扬机的业务订单。接到业务后，没有图纸，柳上淡花100多元买海蜇皮、虾干等土特产跑到上海〃等价交换〃一大捆卷扬机的图纸。那年月，温州人缺技术，上海人则想吃海产品。在朋友的配合下，一间公社化留下来的农机修配小厂里，柳上淡生产的卷扬机质量达到部委颁布的设计要求，受到各省建委技术部门的认可。
至1982年，柳上淡已经腰缠万贯。具体到有多少钱，一则故事可以说明。他从上海回家过年准备买几支别直参。南京路外滩一家药店，因为柳上淡穿着旧大衣，营业员操一口上海腔对他说，〃侬不用看，不用看了，这种东西不是侬这种人买的。〃
柳上淡反问：〃多少钱一支？〃
对方说：〃120元一支，侬买不起的！〃
〃我买，你里面还有多少支？〃
〃还有11支。〃
柳上淡拿出两捆人民币说：〃我全买，全都给我。〃
就是这么有钱的柳上淡，怀揣着大把钞票却花不出去。他想投入80万元，联络十几位有技术和业务的朋友，征地三亩，合股扩大生产规模。一腔热情的他来到鳌江镇政府，请求一位副书记支持。话没能讲完，副书记一脸严肃地说：〃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我告诉你，你搞资本主义的检举材料早已经到了书记陈桂莲手里。〃
听到书记的话，柳上淡拔腿往家跑。他立即将已凑起来的股金重新退还，把自己的32万元深深地埋在地板之下。
后天的努力能否改变未来的命运？
有人说，非要改变那些无法改变的东西，到头来只是徒劳。可是本可以改变的却不努力，那就是懈怠。换句话说，既存在因后天努力而改变的命运，也确实有由命运主宰的人生。令人迷惑的是，人不可逆天而动，但人的行动都是为了逃脱宿命。那么，是虚妄的盲动还是满怀希望的拼搏，林敏芝站在了人生的路口。
林敏芝算是一个颇有想法的温州女人。这一年，她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借来买机票的钱，毅然踏上赴美打工的旅程。
在挣钱欲望的冲击下，林敏芝一天做4份工，伺候过一大家子台湾人，为有钱人照顾他们的宠物猫猫狗狗；卸车扛过猪肉，一扇肉上百斤，〃扛得男人都想哭〃……不久后，她专门到曼哈顿一家西餐馆打工，学习英语口语；同时在台湾人开的房地产公司打杂，偷偷学艺，拿到房地产经纪人执照。在正式做房地产经纪人的10个月，林敏芝挣了8万美元佣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一家名叫〃梨园〃的餐馆，以及位于布鲁克林闹市区和曼哈顿时报广场上的两家百货礼品店。
创业的成功需要时间的沉淀。直到1997年，林敏芝才完成由〃个体户〃向〃投资家〃的转变过程，成为美国商界闻名的风云人物。那年，林敏芝得知，一个叫河头镇的地方有家旅馆正在拍卖。那是当地最破旧且已荒废的旅馆。有56个房间，里面的住客却多是毒贩和妓女，衣着破烂、臭气熏天。地上到处是烟头、酒瓶、针头，时常还有流浪的猫狗。当地居民甚至打算筑起墙，把旅馆挡在视线以外。
当我们一再拿〃吃苦耐劳〃、〃善于钻营〃这些经商必备词标榜温州商人时，千万不要忘记温州人对商机敏锐的洞察力，因为他们总能从〃红海〃中提炼出〃蓝海〃，继而产生〃杠杆效应〃，转动各自的经济乾坤。
旅馆表面破旧，但林敏芝看到了背后的价值旅馆边有美丽的风景：平缓清澈的河流、茂密的树林、优雅的天鹅、名牌集聚的专卖店，大量有钱人到这里度假。这样的地方，需要一家环境幽雅的酒店。她买下旅馆。在警察协助下，一间一间客房地将流浪汉、毒贩和妓女〃请〃走。虽然其间，林敏芝不断遭到不愿搬出的〃房客〃的辱骂和死亡威胁。她还申请消防许可，烧光原有的家具和地毯。在花费100多万美元后，小镇上最好的〃绿景旅馆〃闪亮出现，自然门庭若市。
如能将时间的跨度纵深至2008年，26年天壤之别的人生境遇也绝对称得上冰火两重天。当初的供销员朱诗力，现今已成为奥运会印刷服务供应商。当奥组委宣布消息时，他激动得差点流下眼泪。
回到1982年，这一年，19岁的朱诗力开始为家乡众多家庭工厂跑业务。出师似乎不利，28天跑遍广东花去263元。
温州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虽然出身底层，并不显山露水，然而在他们思想深处非常渴望出人头地。因此，为达到目的，他们会迸发空前勇气，费尽心机。如同朱诗力，当偶然得知一家国企总经理办公地点时，他混进厂区，闯进办公室，请求老总答应以低于原供方20％的价格签单，13天拿出样品。
对于朱诗力，山穷水尽与柳暗花明只有一步之遥，〃坚韧〃则帮助他顺利实现了冰火两重天的跨越。之后10天，他彻夜未眠，找人制版、出样，提前三天将样品送到对方办公室。企业老总目瞪口呆，当场签定50万元供货合同，预付10万元定金。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温州人中间一直有这么一说：春天怕一号文件风，秋天怕台风。
就拿这一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来说，国家发的都是一号文件。文件标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看似针对文化宣传部门的，最终在温州的执行无一例外落到个体户的头上。
当然，无论是政治风，还是自然风，温州人哪有那么容易被吹倒。杀掉几个，抓捕一批，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分子〃同样前仆后继，〃春风吹又生〃。吃尽苦头，饱受争议，依然创造出〃全国第一〃的纪录转包粮田第一人朱炳新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家庭农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坚冰。
盛夏，永嘉瓯北镇和二村东边村头，运砂石工程车在土地上进出作业，尘土飞扬，身材精干的朱炳新站在土地边上凝望着。
五年前，有经商和手工业制造传统的永嘉瓯北和二大队开办阀门厂。全村160户，近80户人家在队办企业当工人。加之做小买卖的和做其他手工业的，到1981年，村里10户人家中有7户不再种地。
上一年春天，一个亲戚找到朱炳新，表达想把家里的承包田给他，收成时只需交200斤谷子。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僵化滞后的体制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对人的影响在短期内还是难以消除。该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只是政策规定不许转包土地。突破限制，可能面临危险，也可能获得成功。败，则大败；成，则大成。这是打政策擦边球的成败法则。朱炳新答应了亲戚的请求。而那一年，亲戚交给他耕种的土地获得了不错的收成。
1982年，四邻八舍见朱炳新田种得好，不约而同地将承包的口粮田交于朱炳新。他一鼓作气转包口粮田28？2亩，为转包农田挂牌〃瓯北炳新农场〃，当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0989公斤，向转包户提供口粮5500公斤，商品率达到70％。截止到2005年，朱炳新转包的土地被征用建工厂，炳新农场最多时候转包农田400亩，向国家提供15万公斤商品粮，向农户提供商品粮5万公斤。
年底，永嘉政府奖励给朱炳新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村里人天天到朱炳新家里看电视，因为人太多，有一次坐塌了床板。有人看到朱炳新风头之劲，紧张万分地提醒他：〃你不怕将来成为地主？不怕批斗？〃
〃地主〃、〃批斗〃，敏感的词被拿上了桌面。庆幸的是，没有人要霸道地给朱炳新盖棺论定为〃地主〃。因为，对于经济上的新兴事物，温州当权者袁芳烈们已经开始表达出包容与支持。于是，才有了12月的〃两户会议〃。
温州的冰火两重天，是政策与企业、企业家共同导演的一场大戏。
不同的是，政策的着眼点在宏观与基业长青，小心翼翼，趋于保守；企业、企业家的着眼点在微观与争取生存，一往无前，肆无忌惮。两股不同的时代思潮碰撞时，难免出现意见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不过，经过岁月的洗礼，他们殊途同归，终于融为一体，共同勾勒中国经济的壮阔蓝图。
应该说，〃八大王〃和〃登山鞋厂〃事件只是温州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年底，温州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三万人。对私营经济的高调讨伐，的确令温州民营企业再不敢公然与国企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也就在〃大王〃们逃的逃、抓的抓，支持登山鞋厂的主政领导职务被免的免、撤的撤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自称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的袁芳烈进行了两次深入调研。
袁芳烈是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和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到温州后，他自我感觉像进入了一个不是由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区域：没有熟悉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没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群众，一切乌七八糟。官员们冷冷观望。看得出他们并不欢迎袁芳烈的到来，有的制造舆论，放言〃袁芳烈三个月就会卷铺盖走人〃。
最初几个月，袁芳烈着力扶持国有经济。尽管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营厂彻底破产，剩余的也仅仅只是苟延残喘，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帮这些国营工厂跑贷款。袁芳烈努力的实际作用至为微薄，乃至最终无济于事。因为，他未能发现在新的改革时期，温州对从政官员的要求及评价标准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几十万温州人在国营企业体制之外，辗转于全国，弹棉花、补鞋、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和推销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他们背负流言与指责，遭受冷眼和唾弃，仍然激情四溢，仿佛时刻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期望。
正是这些〃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的人支撑着温州经济的大半个〃江山〃，并积聚成为一股无法抗拒且正在蓬勃向上的自发生命力。不过，当时袁芳烈的工作重心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将这些〃大逆不道〃的人圈回温州。他雷厉风行开展的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拳，让其发展势头偃旗息鼓的同时，整个温州经济形势也黯淡下来。
将民间经济与中央宏观政策嫁接起来的桥梁，就是地方官员。他们不但上传下达，更明白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魄力与智慧，经济史势必会被改写，当然可能并不都是一帆风顺。
局势不容乐观，可也不是那么悲观。即使政府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和思路粗暴地解决经济问题，改革仍旧是整个国家的主流。民间的经济洪流滚滚，政策、行政的大坝可以抵挡到几时？到底是疏还是堵，这的确是个问题。1982年下半年两次调研后，袁芳烈的心态就在不动声色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个个膘肥体壮。常年在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于是，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三十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在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五台简单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收入6000元。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弗如。他算了一笔账：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1000个，600万。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帮助而纯利超过60万的国营企业不过三家。
没有比摆脱贫穷的渴望，更让人敢于冲破体制的樊篱。〃吃饭〃问题压倒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走访让袁芳烈转变了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判断：由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自觉保护。这一心态的变化似乎暗合了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从地方保护出发，民营化的进程不可避免。但是，如何消除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心怀余悸，尤其是〃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后大多数人想动不敢动、想富不敢富、富了怕冒富，而等待观望的疑虑，是摆在袁芳烈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正由此，一场〃两户〃（重点户、专业户）代表会开始悄悄酝酿。
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议下，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请两户代表现身说法。
会议通知各代表后，许多人捉摸不透其中缘由，不敢参加会议。〃八大王〃的遭遇让他们心生怀疑：是不是政府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据说，一个专业户，带着棉被和衣服去开会，交代老婆，这次去开会，可能回不来了。
为了会议顺利召开，袁芳烈亲自给各县县委书记打电话，要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上门做工作。市领导分赴乐清、瑞安、瓯海、永嘉，走进田间地头访问专业户和重点户，同他们亲切交谈，请他们放心参会。市区机关、工厂、商店、大街小巷挂出大幅欢迎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最终，1200来位〃两户〃代表参会，34位在大会上做典型介绍，70多位披红戴花坐上主席台。全体代表群情振奋。他们别无要求，只提出希望市委将袁芳烈的讲话每人发一本，作为凭据。
并不温暖的冬日，会议犹如烈火，点燃了温州人发展私营经济的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