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温州样本-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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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芳烈的讲话每人发一本，作为凭据。
并不温暖的冬日，会议犹如烈火，点燃了温州人发展私营经济的热情。瑞安一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工厂总共100多员工，〃两户〃会议后突然有四五十人辞职独立办厂。会议也许更是一个暗示更加开明的温州，开始拥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在此之后，每当温州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遭遇质问的时候，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总是站在了一起。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在政府庇护下，温州民营经济得到近乎狂放的发展。不过，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常为改革者所担承。袁芳烈，继任者董朝才以及后来者，一直笼罩在意识形态的诘问中，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质问。
袁芳烈主政四年，温州全市经济实际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同时翻了一番多。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上级一句公开的评价。平调回杭州很久之后，他才知道，上级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要搞活国有企业，冻结原来的干部〃。此时，袁芳烈才明白，这是对他四年工作的否定。
现在还不敢肯定两户会议后，温州是否将雨过天晴。或者说，私营业主们心中存在的重重疑云能否就此烟消云散。可是如果总结那次大会，最风光的人物必然要数林业专业户周人正。
1979年起，周人正投资3？8万元，雇工50人，承包2000亩荒山。两户会议上，他作为典型发言。《温州日报》在头版发表一条400字的新闻，在二版发整版长篇通讯，配合宣传。消息见报，轰动温州，人们称之为〃爆炸性〃新闻。
当时，理论界对于〃雇工人数能否超过8人〃，争得面红耳赤。高层领导间产生了争论和分歧。有人引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断：〃雇工到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马克思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争论前后持续六年，连风云一时的〃傻子〃年广久也被牵扯其中，差点深陷牢狱。因为年广久名气实在太大，最终才逃过一劫。所以，袁芳烈与《温州日报》推出周人正这个典型，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雇佣8人以上不是罪，创造财富更不是罪。但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一个雇工人数达到50人的人物报道出来，〃处理不好，就是犯严重的政治错误〃。难题摆在了袁芳烈和报社面前。
有人建议慎重对待周人正，不一定打击压制，也不能树成典型。面对不同的声音，袁芳烈没有退缩。当天晚上，报社编辑部把版面大样送到市里审阅时，他明确表态，坚定地予以赞赏。而值班编委、农村组组长蔡育林，认真细致地推敲稿件内容后，把雇工问题隐蔽，决定见报。1982年12月18日上午，周人正在被大会介绍之前，代表们一进会场，都拿到了一份有周人正突出报道的《温州日报》。
灿烂的太阳终于钻出云层。榜样的力量，掀起了一阵阵强烈的改革冲击波，温州私营经济冲破牢笼，出现繁荣局面。据了解，会议后发展起来的专业户、重点户，大都成为有温州特色的私营企业的老板。对他们的扶持、鼓励，为〃温州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临近年终，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凭借轻快的曲调和积极的歌词，唱响全国。〃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在歌声中回顾1982年，冰火两重天，真是奇妙无比。
政策走势变化万端，整风运动给温州经济人为地设定了一个〃拐点〃。其间起承转合，进退微妙，不光外人难以体会，即使对于经历这一过程的温州人，亦是一言难尽。〃八大王〃与〃登山鞋厂〃演绎出一个区域民营商人与企业沉浮的生态样本。不知道这样的悲剧是中国民营企业崛起的〃原罪〃，还是必然要经历的淬炼？
未来如迷宫。1983年，究竟是严冬落幕，还是回暖的春天在望？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只有一点勿庸置疑，敏锐的商业神经从来不会停止跳动，只要有机会，温州人还会掀起波澜，直至扬眉吐气。
小城大事（1982年）
温州晚报：1月1日，温州市首家股份合作企业苍南毛纺厂成立。苍南县钱库区李家车村农民在筹资创办李家车针织厂的基础上，扩大119股，每股出资600元，改名为苍南毛纺厂。
温州晚报：3月8日，温州市政府发出《关于加强市区个体商业管理的通告》，要求认清个体商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明确发展个体商业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
温州晚报：3月，永嘉县江北和二大队农民朱炳新从半工半副的承包户手中转包到25亩粮田，率全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之先，成为温州〃第一种粮大户〃。
浙南日报：5月24日，温州市政府批转《市劳动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为发展劳务市场创造条件。
温州晚报：10月13日，〃温州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成立，这是温州市第一个独立经营的技术交易公司。
温州晚报：12月16日至19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表彰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会议，提出允许雇用少数学徒；允许其他农副产品（除粮食、木材外），在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后产销直接见面；允许个体行商和流动购销专业户在国家计划指导和工商行政部门统一管理下长途运销等10项政策措施。
1983：豪气冲天
一些小岛似乎是大自然的实验室，一些来自大陆的物种进行着自然实验，并逐步进化。
达尔文《物种起源》
新年，市面上挂历的图片几乎都是美女。有妇联干部提出：〃难道不能用女英雄代替美女吗？为什么不登卓越的工人、农民或在工作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妇女的照片呢？〃挂历大多出自温州人的作坊。
西北大学校门口，一名大学生到修鞋摊上补鞋。补鞋的是位温州姑娘。大学生怜香惜玉地说：〃一个姑娘给人修鞋不怕人看不起吗？〃
姑娘反唇相讥：〃一个大学生穿着破鞋不怕人看不起吗？〃
〃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当老板。〃
〃你没有钱怎么当老板？〃
〃我这不正在挣钱吗？〃
这是本年度一段关于温州人追求财富的经典对白。温州人如犹太人，他们执著于分分秒秒赚钱，从小确立做有钱人的志向。即使他们绝大多数从事着〃不成气候〃的行业，干一些遭人歧视的营生，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轻易地阻碍他们找寻创富的节点，竭力尝试着在舞台的一角豪气冲天。
1月12日，肩负重任的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年时间内，他的理论从西半球传播到东半球，并在中国发扬光大，逐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先进理论〃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而邓小平的〃先富论〃再一次赋予马克思理论新的命题，将其发展到了另外的高度。
与理论相呼应的是现实的实践，温州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地区。如王招富一样，一批先富起来的温州人，在未来将构成中国的财富阶层。不过，在当时，他们还在贫贱中胆怯地摸索。
这一年，养蜜蜂的王招富觉得才能完全不能施展出来。于是，他和妻子义无反顾地到外地另谋出路，立志通过厚积薄发一鸣惊人。
辗转各地，王招富最终在郑州振兴商场租了柜台，经营服装生意。很长一段时间内，夫妻二人起早贪黑，可每天只能做几单生意，挣几十块钱。由于没有细致的成本预算和及时捕捉消费市场动态，服装店的衣服远不如想象的好卖。
第二年，他改变经营方式，筹办服装加工厂，自产自销。自己掌握着服装设计生产权，所以必然紧跟时尚趋势。加之服装店在郑州又独家经营舞蹈鞋，销售更灵活自主，生意自然一马平川。
之后，王招富偶然发现郑州敦睦路一带商业基础薄弱，但是来往的人流量却非常可观。看中了敦睦路的商业发展潜力，王招富租地建起面积总共约400平方米的店面，经营已经得心应手的服装生意。事实证明他的眼光的确独到。敦睦路的商场很快形成气候，发展为郑州最大的服装市场，影响力覆盖至河南周边几个省份。王招富的公司营业面积扩大到拥有商城大厦五楼和天然商厦四楼约2500平方米。
在温州，总有这样的经济现象让人震撼。温州经济的概念外延远远不拘泥于温州本地，温州人从不安分，四处寻找具备资源禀赋优势的经济地带。他们四散全国各地，却不是散兵游勇，总是以商会为纽带，聚集成一股强大的团体力量，在异地他乡为温州经济开枝散叶。
生意越做越大，王招富遭到过绑架勒索，地痞流氓也抢走过他的商铺。为维护自身与在郑州的温州商人利益，他筹备郑州市总商会温州商会。1999年，郑州市温州商会成立，王招富当选会长，会员五万余众，分布于各行各业。
春节，一位温州华侨从美国打回电话：〃我打听到美国警察总署的消息，美国警察换装，34万人，每人两套，需要130多万副标章，你能不能做？〃挂上电话，陈加枢直奔美国。美国方面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出一流标章。陈加枢拍着胸脯说：〃你们派两位专员到中国看一看，费用我们全包。〃
美国人赶来温州，工人现场表演从投料到成品只需35分钟的生产过程，价格只是美国军工厂的一半不到。几天后，美国人带着100副样品回国，68万元的买卖成交。如法炮制，陈加枢做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标章的生意。
1991年，李瑞环视察温州时来到陈加枢的金乡徽章厂。跟随采访的记者记录了以下文字：这厂真小，没一点气派。主楼的水泥楼梯太窄了，要排队才能鱼贯进入车间，还要侧转身子才能让已参观过的人下来……1997年，江泽民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面时，他们胸前佩挂的纪念章就来自金乡徽章厂。而今，金乡徽章厂到底生产了多少枚军徽已无从计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徽章厂产品陈列室俨然已成世界各国军徽博物馆。
若将时间往前推，1983年的陈加枢根本只是一文不名。在铁道兵某部师文工团当了四年文艺兵后，他希望凭专长在文化馆找份工作。但前后几次招干考试名落孙山，迫使他加入到推销员队伍中。
尽管满怀憧憬，陈加枢第一次上海之行却一无所获。他在上海待了整整一周，只出不进的窘况令其无所适从。情急之下，他想起参加演出时去过太原矿务局。于是，登上了开往太原的长途汽车。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后，他在山西接到了7000元的校徽订单业务。这一笔他净赚3000元。
徽章行业的市场前景让陈加枢欣喜若狂。当时温州做徽章的家庭加工点、小作坊〃漫山遍野〃。为了起步领先，他决定办工厂以取得规模优势。与四个朋友集资两万元，购置了一些旧设备，到上海请来师傅，陈加枢办起当地第一个用机械设备生产徽章的厂家。几年时间，他陆续将一些徽章加工作坊收归旗下。
1986年9月23日，带着300多个品种的产品，陈加枢在上海外滩如意酒家，摆〃擂台〃，公开向同行叫板：一比质量，二比价格，三比信誉，四比速度……而出发前，陈加枢请到擅长书法的温州副市长马云博为其题词：〃敢同大厂比高低，再向品牌争寸分〃。
产品质量过硬，加上市长题词助阵，耳目一新的〃擂台挑战〃一炮打响。上海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连播五次〃擂台〃实况，徽章厂声名鹊起，订货客商接踵而至。就在这时，危机猝然爆发，股东间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人主张保持现状，有人认为钱到手后就该散伙。管理层的意见分歧对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工厂管理松弛，生产急遽下滑。徽章市场又日趋萧条，势头正健的徽章厂混乱不堪，亏损20多万元。
徽章厂人心涣散，前途渺茫。局面如此，股东们决定以35万元卖掉徽章厂。甚至有人主张：〃谁要，情愿拿出两万元倒贴给他。〃
众多股东中，年纪最小的陈加枢此时另有想法。逆势中他对徽章市场的信心不改。他力排家族众议，买下负债累累的徽章厂，决意卷土重来。这一次，陈加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他在阵地前线为恢复旧客户、寻找新客户而东奔西走时，后院着火，千辛万苦拉来的几单生意因质量问题退货。
人处绝境，似乎总能迸发出不可思议的激情。思考再三，陈加枢反而借来高利贷，引进先进设备，在硬件上创造条件。同时，他亲自前往上海广揽人才，高薪聘请高级技师，强化生产、财务、供销等管理制度。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小小的徽章厂将温州人兴办企业可能遭遇的危机折射得淋漓尽致。成长危机、高管危机、财务危机、质量危机、市场危机……每一场危机都可能成为压倒徽章厂的致命稻草，何况是合力。陈加枢对症下药，徽章厂走出亏损的阴霾。对志存高远的陈加枢来说，扭亏为盈远远不够。冥冥中他一直在等待着某个能令徽章厂扬名立万的契机……
改革开放第六年，个体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高层的煞费苦心并未改变民间对私营业主的歧视。《长沙晚报》一则新闻暗示了这种氛围：长沙市西区（今岳麓区）从事手工修理业的11名个体户，在湘江桥头的马路边，摆开修理工具，半天时间为群众修好手表50多块、闹钟3个，还配了60多片钥匙……有顾客要付给修理费，他们不收，并回答，我们个体户也应该为人民服务。一位过路顾客感慨：〃个体户也有活雷锋。〃一个〃也〃字表现出了个体户在当时境遇的尴尬。
如果说，新闻记者的偏激还只是心理层面上的表现。那么，一些地方上政府部门对待个体经营者不能与国营、集体企业一视同仁，则让他们欲哭无泪。
即使国家政府明文规定，任何部门不得向个体经营者收取国家有关规定外的费用，但秦皇岛市向个体户收费的项目就有：卫生费、街道副业管理站提成费、计量费、屠宰费、交通占路管理费、市容管理费、地皮费、盖章审批费、治安管理费、打扫清洁费、不按时开会罚款费等10多种，对推婴儿车和挑担子、挎篮子卖货的，还有不同的收费标准。承德地区，个体户每月交纳交通占路管理费4？5元、市容管理费4？5元、卫生管理费4？5元、地皮费每平方米每天８分。沧州市个体户要向街道交纯收入的40％，知青摊点也必须每月向街道交款10至15元。
私营经营者段永芬的遭遇则更惨。河北丰南县法院将其逮捕，以投机倒把罪判刑一年，没收全部利润和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块手表以及77件还未卖出的成衣，原因是她加工成衣销售，扣除税金和市场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