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温州样本-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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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贵富甲一方。费孝通在他的厂里转了三圈说：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不远万里跑来看叶文贵：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领导几次登门，告诉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任何人在任何行业取得成功后，最终会走入仕途。
长期边缘化的地位和所有制甄别，使温州私营业主们心存惶恐和苦恼。他们渴望认同、渴望融入。叶文贵的伺机出现无疑提升士气，振奋人心。然而，区长一职，对于叶文贵来说，是有形的荣誉，更是无形的压力。他或许经营企业游刃有余，可绝不等同于在官场中也会如鱼得水。
短暂的亢奋消逝后，叶文贵不胜其烦，无所适从。他厌倦开会，繁琐冗长的会整天没完没了；他厌烦写报告，报告中夸张的数据在做企业出身的叶文贵眼前显得讽刺与可笑。终于，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他犯了一个毁灭性的错误：将苦恼透露给新华社常驻温州记者张和平。后者写了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的内参。紧接着，在领导批示下，他的副区长职务悄无声息地被免去。
差不多过了两年，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叶文贵成为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会长的唯一候选人。他断然拒绝这份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职务。他有更雄心勃勃的抱负：造电动轿车。
在温州，不少人一直在尝试改写整车制造的历史，他们收获的多是失败的苦涩。造车，是温州人最深的痛，也是心底最真的梦。叶文贵要造混合动力电动车。站在今天的角度，这是何等的有远见汽油逐渐紧缺，环保和新能源开发势在必行，而研发电动轿车无疑是缩短中国轿车业与世界差距的最好途径。他摒弃一切俗务，淡出人们的视线，专心营造〃轿车梦〃。与此同时，政府对叶文贵的热情消退，他身上的光环逐渐暗淡。
转型是企业成长过程的必经阶段，可惜很多企业像无头的苍蝇，转来转去，将自己转向绝路。为解决技术难题，叶文贵投入全部身家。几年后，叮叮当当的榔头和不算先进的机床竟掀开梦的一角电动轿车充满电最高时速每小时80公里，充一夜电能跑上百十公里。值得一提的是，该车95％以上的配件来自温州本地。当时温州所有的汽配厂家都盯着叶文贵，等待他的成功。然而，他失败了。
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将以悲剧结尾的故事。孑然一身，光环是一个人的、赞誉是一个人的，可跌倒时的黯淡和叹息也是一个人的。一张无形的网中，叶文贵经历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电动轿车从构思到商品，需要完善的技术、巨额的资金。耗尽了千万家财，背上沉重的债务时，他发现了自己的孤独，也意识到一己之力根本走不通这条路。作为普通的农民商人，他的力量微不足道。他点燃的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最终演变为〃一个中国农民和一个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沉舟侧畔千帆过〃，醒悟代价实在太大。新一代温州企业家层出不穷，叶文贵却从温州企业家的名单上黯然消失。
13年后，两位新华社记者通过朋友再三联络，找到不接受任何采访的叶文贵。偌大的厂区寂寥无声。厂区一角，荒草丛中躺着锈迹斑斑的钢铁躯壳。一辆玻璃钢车身的红色小轿车车身陈旧，但仍能开动，车头〃Y〃字形的车标，源于叶文贵的叶姓。
〃现在可能时机到了……〃采访中，叶文贵感慨叹息。事实上，在他偃旗息鼓的十来年，离温州不算远的台州，〃汽车疯子〃李书福制造出第一辆完全由民营资本投资的轿车。而另一位民营企业家王传福则搭上陕西省政府，投资20亿元组建生产线，生产叶文贵朝思暮想的电动汽车。当然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细节是，后来叶的儿子在大学读的专业正是汽车制造。
经济的高速发展仍然掩盖不住中国商业传统底蕴的苍白。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和执政党的政治规律，一并构成了中国企业界特殊的游戏规则。民营企业家如果想要在游戏中取胜，就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采访结束，两位记者在分析叶文贵失败的原因时就如此写道：发展目标的锁定上过于罗曼蒂克，在具体运作上脱离实际……除此之外，有一点不能不提及，他一脚踏进了堂·吉诃德般独斗风车的黑胡同，近似于闭门造车，没有充分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政府与政治，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强大的力量。依靠这一强大力量，叶文贵不是没有可能。然而他放弃了。机会，从手指缝间无声滑落……
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叶文贵想单枪匹马创造一个市场，但他根本难以克服既有的重重障碍。个人英雄主义过度膨胀，寄希望于一个人的战争，最终孤立无援。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因为理想过早倒下的叶文贵，他的故事已然成为1984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段注脚。而这段事实也许能告诉我们，温州的民营企业遇到难题时，通常孤军奋战、举目无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难题，至今仍然未能得以解决。
长期在夹缝中成长的温州草根资本，早就习惯了靠〃嗅觉〃捕捉机会。于是便有了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也是只见过一天阳光的地上钱庄。
钱庄老板，是曾在国营医院收发室当班的青年方培林。开办钱庄前，他曾四处翻寻中央文件，寻找政策依据。细心的他竟然在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发现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他立即大胆解读：集资如果合法，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私人利息理应合法。
为长远发展，方培林经营管理中采取当时十分罕见的董事会制。钱庄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数量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他同时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有法人资格，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条例处理。
9月19日，方培林拿着材料申请。镇政府专门召开镇委扩大会议讨论方案。两天后，镇委书记黄德余反馈说：〃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为求稳妥，黄德余觉得应该有上级〃批文〃，但考虑让上级〃用批文对办私人钱庄这种出格的事给予肯定，恐怕为时尚早〃。黄决定由镇里发文件为改革经济体制，适应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9月30日，苍南钱库，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横街29号方家老宅。按原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的说法，这比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足足早了一个月。开张当天，方培林把几沓手写的借贷利率表张贴在钱库的大街小巷，不足三万人口的小镇一天之内都知道了方兴钱庄。
钱庄的挂牌，绝对冲击力十足，引起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而因其有悖于国家金融管理的相关条例，以至于《温州日报》记者撰写的《钱库方培林试办钱庄》一文，没能刊登，只能以转为内参的形式保留下来，文章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库经济繁荣，商店发展到134家，全镇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有659户，占总户数60％；企业也发展到240家。社会上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很大，自由借贷月利率达到2％4％。镇上的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解决社会资金融通问题。他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5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万元，现约缺200万元，而农民手头有大量闲散资金。因此他确信，办钱庄能够弥补信用社不足之处，起补充作用。
钱庄开张当日，方培林贴出比银行更优惠的存贷表：
长期存款：月息1？2％，三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钱庄经营灵活自主，弥补了银行因各种制约造成的不便。比如，银行、信用社服务时间为法定八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24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手头现金不足，方培林会以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他不停地奔走于客户间，了解各家企业运行情况，及现金余缺，判断贷款额度。他还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能有15万现金解燃眉之急。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开张不到一年，存、贷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经营没有问题，也得到当地政府公开支持，但上级部门横加干涉。挂牌第二天，市农业银行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摘下招牌，转入地下。尽管转入地下，钱庄依然顽强地生存了近五年之久。而在钱庄存在五年不长的时间里，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质疑和刁难。钱庄的定性，金融界争论不休，大多数权威人士干脆直接否定。钱庄本该持有由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实际上在几年经营活动中，却一直是无证经营。
应健雄试探性地给人民银行总行写过批准签发方兴钱庄〃金融许可证〃的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回复姗姗来迟，一年后才发来行长刘鸿儒签字的电传：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
11月6日电悉，经与国家体改委研究答复如下：
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电传同时抄送浙江省政府、温州市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
为挤掉钱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率先批准温州施行利率改革。温州由此成为中国利率改革的〃晴雨表〃。在变通后的银行包夹中，方兴钱庄未能成功突围，出于经营原因自行关闭。由于业务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认真负责，钱庄关闭后的扫尾工作相当出色，没留下任何纠纷。
钱庄虽然停业，但这股外围力量势不可挡，促使金融业体制内改革的步伐再也无法抑制。而变革来临之前，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只能感触到冰山一角。方培林的〃中国第一私人钱庄〃躲躲闪闪地蹒跚前行，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温州民间资本涌向地面的不可遏制的力量。他们躲在方培林醒目的身影背后，以极端和激烈的方式进行着贪婪的金钱游戏。〃方兴钱庄〃开张一年后，温州全境爆发了让人不寒而栗的〃金融抬会灾难〃。不过，这已是发生在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的故事。
温州城向南，一路跨过云江大桥，沿鳌江溯源而上，便是苍南龙港这座以〃中国农民第一城〃闻名的小镇，日后被称之为〃温州最早、规模最大的炒房团发源地〃。
龙港以鳌江河为界，这边方岩下村，属苍南，对面鳌江古镇，仍属平阳。那时的方岩遍地芦苇，一片涂滩，码头上挤着争抢生意的三轮小车，两旁零星地散布着一些食品店和印刷品店，镇里唯一的电话机需要人工转接，更让人惊讶的是，这里连一家理发店也没有这便是1984年之前龙港的原始素描：荒凉，少有人烟。
而故事的主角陈定模，当时还和龙港毫无干系：出生在钱库镇的他正意气风发地从平阳县宣传部调往钱库区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不出三年，在所有人眼中平步青云、前途大好的陈定模竟与龙港这个破落小镇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初，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深圳，以题词的特殊方式勉励特区激进的改革者时，一个奇迹般的造城运动在温州正蓄势待发。1984年3月苍南召开现场办公会议，为龙港建设献计献策。会议上，陈定模提出发动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投资落户。想法得到领导肯定，同时意味着龙港建设甫一开始就带上了炒卖地产的强烈色彩。
回到区里，踌躇满志的陈定模宣传动员900余〃两户〃报名到龙港投资落户。由于户籍、就业、教育等相关配套政策的问题，900余户无法落户龙港。
失信于民，颜面何在？调任龙港的决心在陈定模的心中成型，他的人生由此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方向。当时，他已得知自己将被派往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任主任，并于次日上午10点宣布。一夜辗转，清晨陈定模敲开县长家门。原定10点的会议延到11点钟。常委会上，陈定模被任命为龙港镇委书记。
6月3日，43岁的陈定模与七位主动请缨的干部，来到放眼望去了无生气的龙港。揣着3000元经费，八个人要在荒芜之地开辟出一个天地。这是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龙港建城，光造路、供水、排污三项公共设施，500万元只是基数。陈定模们的想法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面对困难，陈定模不只有莞尔的勇气。他从中央文件中找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白纸黑字。在上级默许下，龙港按不同地段划分土地等级，大规模有偿出让土地。作为回报，凡购地建房、经商办企的农民均可将农村户口迁进龙港。
现实的需求很快被证明真实的存在。
大批从半手工家庭作坊起步而富裕的农民提着一包包的钞票，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陈定模的面前。要在龙港立足，至少需要三万元资本，方能进入。由此可见，门槛着实不低。但接下来的日子，〃进城办公室〃前人流如潮，政府只能组织民兵临时维持秩序。通往龙港的公路上，一辆辆满载建筑材料的汽车在愉快地飞驰。
新建的楼房一天天地升高，新浇的街道快速地延伸开来。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雏形初现。
龙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参观考察者蜂拥而至。可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尽管陈定模对此成竹在胸：
他翻遍了马列经典，想给〃买卖土地〃找个理论说法。他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找到恩格斯讲过的一句话：〃地租，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按这两条经典论述，〃非农土地商品化〃或许不行，可是〃土地有偿使用〃应该是允许的吧。在龙港干了几年，他竟可以把马列原著倒背如流，出口成章。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考察龙港，陈定模整段整段地背〃语录〃，领导同志十分惊奇：看来温州干部的理论素质的确很高。
有佩蒂和恩格斯的理论庇佑，龙港招摇的土地政策还是招来了悄然进驻又悄然离去的调查工作组。面对质问和调查，陈定模显得泰然。他总是一次又一次违心地检讨：〃土地是国宝，是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而龙港的高楼大厦依旧处于超速度的建设中。陈定模以自己的处理问题方式，为龙港建设保驾护航。
英国城市建设领域的权威学者鲍尔通过研究发现，英国上世纪40年代后期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