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温州样本-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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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克·巴尼特认为〃邓小平提出了历史上最为极端迅速地发展经济的雄大计划〃。但他年初与年尾的两次〃现代化〃概念阐述，并没有在中国立即引起轰动，而在西半球却引发了狂潮般的热议。为此，加拿大《新闻报》刊登格温·戴尔专稿，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将震撼全世界》，摘译如下：
……
当中国自己在今后二三十年里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时，世界也将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人类世界很重要的一切事情军事和经济的力量、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中，约有一半将再次发生在东亚。这次同过去的时代不一样，它将与西方世界直接相互影响。
那些立志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恢复它先前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这种人在中国上层人物中始终占绝大多数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权力。
……
要是十亿中国人使中国实现了工业化，那么，他们（通过廉价进口破坏进口国本国工业和就业）向西方国家的经济提出的挑战将会七八倍于日本和朝鲜（指韩国。编者注）等亚洲国家目前提出的挑战。
……
二千年前，如果有一位了解情况的客人从火星来到地球上，他会要求到罗马。一百年前，他会去伦敦。今天，他会在华盛顿着陆。
五十年后，这位客人很可能首先去北京了。
那么，果真需要五十年吗？从这一年开始，温州人与全世界一起拭目以待。
小城大事（1979年）
温州晚报：1月8日，温州开放梧田、状元、瞿溪等11个粮油市场，允许农民和完成粮油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出售多余粮食和食油。
温州晚报：2月1日，温州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研究如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房管大事记：省下达温州市1979年住宅建设计划3万平方米，自筹资金住宅建设计划1？5万平方米，开始商品房预购工作。
温州晚报：9月15日，省批准开放温州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
原罪，人类与生俱来，洗脱不掉的罪行。
艾学蛟《生死劫》
改
革的步子，走得有条不紊，人们却总能在空气中嗅到不一样的味道。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年，这个国家正迫切地想要改弦更张。
隔着历史的尘烟可以触摸到那个年代的勃勃生机：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正式营业、第一次发行外汇兑换券、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北京有了第一家个体饭店、海南迎来开放元年。
就其意义来说，这些〃第一次〃都比不上《人民日报》这家权威性极强的报纸第一次大规模多篇幅地报道个体经济的意味深长。
1月，《人民日报》上一篇《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文革〃浩劫，〃侥幸〃经营了20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东口路南有一家夫妻店，是乔天民夫妻俩在1953年1月开办的，至今坚持营业20多年……开业20多年来，以每月平均缴税10元计算，共交给国家3000多元的税款；按每天房客为5人次计算，一年是1800人次，20多年来住店的，就有4？6万多人次，这该为多少群众解决了无处投宿的困难啊！至于老乔一家，每月能有七八十元收入，能供养孩子们念完中学，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客店有什么理由不许它存在呢？
3月，《要把小商品生产搞活》；6月，为长途贩运是否〃投机倒把〃辩护，得出结论：〃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7月，《怎样看待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8月，《上海私营饭馆〃味美馆〃生意兴隆》；10月，《正确对待城镇个体经济》……这是高层试图借助舆论，消除公众的顾虑。
《人民日报》刊载的意味深长的文章，对于偏南一隅的温州是否能够一叶知秋，我们无法得知。身处底层、读书少、鲜有读报习惯的温州第一代创富者，通过报纸洞察先机，似乎又显得极为困难。因此，很难断定，领导们体现在《人民日报》上的良苦用心，温州人能否体会。不过，这群草莽正在发财欲望的左冲右突中，游走于灰色地带，建构着温州的民间商业体系，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原罪。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也许成了美国最富裕的人。在他的大半辈子中，他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通俗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洛克菲勒的孙子戴维，在《洛克菲勒回忆录》中如此诠释他的石油大王祖父。在一个竞争无序的年代，什么样的竞争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没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更没有〃反垄断法〃的问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原罪之复杂，其实远非仅仅用〃有〃还是〃没有〃所能讲清楚。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从特殊年代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时代的先行者，以至到今天的经济增长英雄，他们身上的正向砝码不断增加，从边缘走向主流，从灰头土脸到鲜活光亮。光环越大，光环下的阴影也越大。社会不断质疑温州人曾经聚敛财富的正当性。原罪浮出水面，成为温州这座城市头上拿不下的紧箍咒。
经济发展如大浪淘沙。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与人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也在迷茫中探索发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是深刻的。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的经济案件：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淋漓尽致。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第一波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这一批人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且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温州靠近台湾，地缘优势明显。与其隔海相望的岛屿之间，两岸人可以自由来往，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风大约始于1977、1978年前后，到1980年左右盛行，直到1982年仍然余风强劲。
一开始，走私行为多为小部分渔民〃散兵游勇〃之举。可那时，物质是如此的匮乏，而人们对琳琅满目的新鲜外来货又是如此渴望。以全自动机械表〃东方表〃为例。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普通工人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块。走私的〃东方表〃售价60元，性能好，外观更漂亮。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第二个人随即下水摸鱼，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愈来愈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给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经济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温州走私的故事。或许他们认为这段历史只是温州发展三十年中的末端小节。可实质上，它却是日后掀起大事件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有关原罪有罪与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悉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逐，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果然，走私者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一场打击走私的运动迫在眉睫。然而，这场立意明确、思路清晰的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变了味道。雷厉风行的运动被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仅打击了走私，同时也让温州私营经济有了〃秋风萧瑟〃的感觉，为〃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埋下伏笔。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财富如梦，一朝烟消云散。同样有数量相当的人选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他们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可步履坚稳。
与走私的商贩相比，他们的风向更健康、更积极，活得更长久。而且，温州人的神话不仅仅是在温州沸腾的土地上缔造。那些走出温州，在异乡开出经济奇葩的商人，更是温州民营经济中难以割舍的精彩落笔。
夏天，代课教师杨介生以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的业务员身份，带着300元钱，踏上了只是在电影和照片上领略过风采的上海滩。
既然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是注定的目标。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杨介生制订了一个〃上海生存计划〃：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杨介生这样回忆他的上海滩第一夜：
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不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象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撼。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
杨介生认为〃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必须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他会挤到街头的阅报栏，仔细读一遍《解放日报》、《文汇报》。随后，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企业名录，一家家登门拜访。
一般的温州购销员，进门都是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要项目订单。杨介生到一个单位，先不谈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天南地北趣事。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看完报纸无所事事的职工遇到杨介生这样〃能侃〃的人，自然非常欢迎。聊到尽兴，杨介生不仅能接到订单，更重要的是还能交上上海朋友。
一天奔波过后，回到地下室，杨介生会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触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的行程，再找一个地方看上海电视新闻。一个半月以后，他不仅为标牌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而且别有收获，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
这些素来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的上海朋友，居然分别邀请杨介生到家里做客。而每次接到邀请，杨介生都会用上海话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侬。〃一个堆满了大石块的玻璃瓶，看起来似乎已没有空间，实际上大石块之间的空隙，还可以容纳小石子；最后，在石子的缝隙里，还能继续填满细沙。当很多白手起家的人抱怨创业荒凉、四处贫瘠、资源寸草不生时，不妨看看杨介生这位草根民营企业家的辛酸积累。
当上海对杨介生不再陌生的时候，他决心自己创业，在四川北路的白厦宾馆，租住了整整三年。
同年走出温州的还有年仅20岁的郑月球。他离开家乡乐清，辗转来到地广人稀的拉萨。
20多天的旅途，换了无数趟汽车，郑月球踏上了青藏高原，却出现了高原反应。在床上一连躺了好几天后，他挣扎着起来上街寻活。
当时的拉萨，都是土房，非常落后。不过，幸亏穷，才有创业的机会。郑月球凭借手艺谋生。他做木匠，吃住在藏民家里，一做就是五年。
西藏环境恶劣，海拔高、温度低、工程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农牧民用不上电，只能点酥油灯和蜡烛。于是，郑月球成立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
设水电站工程要跑很远的路程，车在漫山遍野的雪地里行驶常常翻车。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身边是悬崖绝壁，透过车窗，甚至可看见山下事故车子的残骸。一次，郑月球去藏北验收水电站，在一个冰面上，他的车陷在冰窟窿中无法动弹。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僵持就意味着死亡。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来了一辆大货车，郑月球死里逃生。
这一年，每个温州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郑元豹，出生在一个只有50平方公里的江南小镇。他的经历就像一个少年历尽磨难，但依然壮志凌云的励志故事。
对于童年，郑元豹的回忆是：〃伴随着灾荒、文革，从来没有裤腿完整的裤子穿，每天的奢求只是能吃饱饭。〃15岁哭着离别学校，郑元豹的第一份〃职业〃是打鱼。每天五毛钱的收入足以养活自己，甚至能补贴家用。17岁，他改行打铁。一米六五的个子，还未发育完全的青年，在灰暗的堂屋中，站在铁砧前，抡起重达接近18斤的铁锤，一锤锤砸下去，一砸就是365天。
一年后，郑元豹和朋友合伙开铁铺，专为当地人加工农具和五金产品。业余时间，他创办一家武馆，招收学员，积攒起一笔资金。而后，经熟人引荐，承包杭州飞鹰机电控制厂。虽是小作坊式生产，也算是他真正踏上了经商之旅。
初涉商业江湖，郑元豹没有太多经验。去上海购物，坐了22个小时的船后，快到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