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温州样本-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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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涉商业江湖，郑元豹没有太多经验。去上海购物，坐了22个小时的船后，快到码头时，他突然发现身上所带的钱被人偷了。那是机电控制厂一个月的收入。回家的钱都没了，他眼前一黑，惶然不知所措。无奈之下，郑元豹失落地在码头等候老乡。一天之后，饥渴难耐的他终于等到一个温州老乡，〃借了几十元钱，才顺利回家〃。时隔几年，郑元豹出差上海，在路上无意中捡到一个黑色提包，里面有5000元钱和很多发票。回想自己曾经的遭遇，他站在原地一直等到慌张的失主赶来，把提包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失主。失主拿出500元钱感谢，被他拒绝。
有了这次偶遇，郑元豹与失主结为朋友。对方是上海一家颇有规模的电器厂负责人，判断郑元豹诚实可靠，因此在生意上给予了相当的照顾。也正是在这位朋友的牵线搭桥下，郑元豹拿着8000元，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南汇机电设备厂，即上海人民低压电器厂的前身，昭示着一位农民向企业家的嬗变。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温州人聪明，他们即使只是草芥，还不风光，但已学会高瞻远瞩，跨出门槛，把外界资源用得恰到好处。哪里资源丰富，哪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哪里。
温州地处偏远，除海运发达外，多年不通火车，陆路交通极为不便。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通航可谓温州当年一件大事。航线开通不久，有两兄弟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直往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辟天地。
在温州，提起李中方、李中坚两兄弟几乎无人不晓。弟弟李中坚个头不高，一副板寸头，长相酷似伟人邓小平，极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哥哥李中方魁梧高大，高调且爱出风头，常为媒体焦点。
兄弟俩的父亲是一名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儿时的两兄弟，对父亲崇拜至极。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摄影师。1979年，父亲退休，长子李中方子承父业，顶职进入照相馆，从事摄影工作。那时的摄影相当初级。所谓的摄影师大多也只是为人们拍一些普通照片，离艺术的距离相差很远。工作枯燥，月工资仅有20元钱。
李中方正值19岁，血气方刚且野心勃勃。入职不多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产生了挣脱的念头。恰巧此时，他接到姐姐的消息。姐姐早年远赴香港做生意，现在业务扩大，托人带来口信〃想邀请弟弟过去帮忙〃。突如其来的机遇给困顿中的李中方一个天大的惊喜。他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带上弟弟李中坚来到了陌生的花花世界。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与城市的繁华与温州简直有天壤之别。两座城市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经。他们为这座城市的繁华叹为观止的同时，许下了出人头地的誓言。然而，制度、语言、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成为两人先生存后发展的考验。同时，姐姐生意的规模与前景远不如言语中描述的那样振奋人心。不过，两人因地域的变迁获得了商机。而他们之所以也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就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最初，两兄弟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接触最底层的群体，尝遍人间冷暖。
这是一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练，也是一次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李中方、李中坚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可能飞黄腾达的机会。整整打拼了六年，他们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属于兄弟两人的贸易公司香港东方实业。
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三洋收音机、雅马哈电子琴、双狮手表、富士胶卷、花王清洗剂，当然还有日本品牌的王者索尼电器。这些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大宗家电，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李氏兄弟公司最初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这是一个风险小、利润可观的项目。两年后，逐渐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100万港元，将公司更名为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做的还是电子贸易。
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的，不拘泥于一隅，把温州商人从商的智慧、道德及其狡黠带到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大潮也不断向温州渗透。有进有出，温州这潭水才活而不死。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改革风起云涌，预示着崭新且充满生机的80年代的来临。
温州之外，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参加〃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学者达成共识：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同时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同样是在北京，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五个孩子的母亲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了二十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这个只有三张桌子的饭馆花了1100元人民币，包括刘桂仙前半辈子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500元和丈夫借来的100元。第二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慕华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她〃开饭馆，国家支持〃。姚依林看了菜单后，还建议刘桂仙别光做热菜，弄一些下酒的凉菜，既可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还可以多赚钱。
重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各有了一万多户。6月底，光是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只要遵守〃五定〃：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就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
即使远在新疆乌鲁木齐，人们也一样看到了民营经济的萌芽。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也越做越兴隆。日营业额由三四十元上升到200元。
在这种形式下，1980年被称之为〃中国个体户元年〃。再回到温州。这一年，这座城市激情萌动，充满着未知的新鲜。
温州人对沉闷的风气开始反感。爱情电影《庐山恋》上映，五分钱看一场，温州电影院上座率场场高达95％以上。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发表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青年恋人激情接吻的镜头。杂志传到温州，一边是少数老同志〃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带坏年轻人〃的疑问，一边是青年人的喜闻乐见，并且压倒了质疑的声音。
罗大佑的《童年》和邓丽君的《甜蜜蜜》这样的歌声，伴着〃四喇叭〃卡带机隔岸传来，植入温州人的记忆。他们涌进电影院，唱起港台流行曲。有人搜集磁带盒上明星的时尚发型，有人研究电影里的时髦装束。城乡街头巷尾，发型屋和服装店悄然走红，渐渐演变成温州的〃全国标识〃……
春天，平阳基层干部陈敬练在报纸上倾诉苦恼，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解放思想的讨论。在争辩与摸索中，〃温州模式〃渐有雏形。
28年后再回首，陈敬练感慨万千。他的一篇现在看来并不〃出格〃的文章《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在风气尚未开放、许多地方都有禁忌的当时因为敢于如此直言，成为引燃一场空前全民讨论的导火索。而争论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它最终为〃温州模式〃的盖棺论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尽管确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曲调，可是，不少干部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迂腐不堪、墨守成规。他们看不惯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敢传达高层精神到基层。像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这样的基层干部夹在上级和市民、农民之间，左右为难，有苦恼，不敢挑破说。
在年初一次会议上，陈敬练上台连续提出13个〃为什么〃，质问中央精神为什么不能畅通落实执行，震动全场。在场领导脸色难看，更多人心里却产生了强烈共鸣。《温州日报》记者意识到事件的新闻价值，邀请陈敬练就此给报社写一封来信。有些灵感总是一闪而过。做好应对刊出后可能带来压力的准备，陈敬练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千字文：
编辑同志：
去冬今春以来，农村围绕着放宽政策和所有制动荡产生的一些混乱现象，给基层干部带来为难，不少干部为此感到苦恼。
……
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
……
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包产到组与分队的界限也不清。
……
政策放宽一点，怎么放，宽到什么程度？哪些该放宽？哪些不该放宽？我们基层干部心里没底，请教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说不出道理。
……
9月27日，来信在《温州日报》一版显要位置刊出。文章同时配发编者按，欢迎读者踊跃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敬练的〃苦恼〃迅速在温州全市城乡传开。各类群体积极来信，各抒己见，畅谈看法。一周后，日报专门开辟〃《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引起的讨论〃专栏。持续三个月，刊出《不能把〃苦恼〃归咎于放宽经济政策》和《〃穷〃是最大苦恼》等言辞犀利、内容振聋发聩的文章。
改革是个大篮子，装得进农村联产承包，也盛得下在小镇、城市的夹缝里战战兢兢四处突击的个体经济。或许，两者不能齐头并进，但可以互相推动着跌跌撞撞前行。就像陈敬练提出〃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这是城镇个体经济带来的示范效应，给了陈敬练理直气壮的底气。而当温州农村改革因陈敬练这么一〃闹〃时，同样让城市里的个体经济暗自窃喜。
有的历史回过头看不堪入目，有的却禁得起持久的注视。所以，很多温州人坚定地相信，〃大讨论是'温州模式'思想大发动的首个阶段〃。蔡育麟在《为〃温州模式〃鼓与呼》一文中指出：〃讨论进一步解放温州干部群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消除顾虑、纠正错误，树立起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从而为〃温州模式〃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讨论让温州人搞经济的思想更活跃，步伐更激进，由此延伸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承包〃、〃专业承包〃乃至〃胆大包天〃、〃无所不包〃，道路越走越宽，终于赢得世人注目和赞叹。
政策变得宽容，这是温州个体经济日子好过的信号。不过不可否认，当时大多数人并没有明显感知金融改革变暖的迹象。初夏，中国首次进行农村金融改革，位列〃温州模式〃三大内容之一的浮动利率浮出水面。整个事件惊心动魄，但在温州政府与民间力量齐心协力的推动下，一步步成就了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创举。
苍南金乡镇，明朝曾是抗倭的军事重镇，迄今已有600余年历史。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从这座浙南小镇拉开帷幕……
1978年以前，外面各种政治经济运动轰轰烈烈。在金乡，家家通过制售、外销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发家致富。1978年以后，金乡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急剧发展，金融政策却严重滞后。
保守的银行机构不可能给个体户发放贷款。个体户从银行贷款成功，需要等到1983年。那年，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安排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2000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人民日报》有专题报道：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年营业额达２万余元。
温州个体经济，除了要提防阴晴不定的政策，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也时常发生。融资困难导致民间高利贷风行。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民间高达两三分。与此同时，金乡信用社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贷款，连年亏损。信用社主任陈礼铨思忖破解之策，〃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国家当时严格管制利率，利率浮动需国务院批准。私自调动，触犯政策红线，责任人随时可能被摘掉头顶的〃乌纱帽〃。
中国人从来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而恰恰，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又是自上而下，因而制度的变革时常落后于现实的实践。
于是乎，政策尚未出台，一些人或企业就已然跃跃欲试，一步跨在改革的前列。就如民营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之说时，一些企业搭起民营企业的台子，挂国企的牌子，绕道而行做自己的买卖。从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在空白处已然犯规，但放在当时或是颇有胆识之举。
利率浮动是绝对的禁区。试验之初，除了信用社的三个人，陈礼铨连自己老婆都不敢告诉。他唯一的惊人之举是租下两间店面，将信用社迁到繁华地段。不敢大肆宣传浮动利率，一切运作都是私底下、小范围、偷偷摸摸地进行。大家积极吸纳放贷，不出百天，吸收存款12？5万元。
陈礼铨想方设法地掩盖信用社的〃违规之举〃，可金乡浮动利率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县、市一级及更上面。县、市行抱着默许的态度，而更高的上级行却责令停办：利率是国家统一的，谁也不准动，谁动就犯错误。
无奈之下，陈礼铨〃阳奉阴违〃：对上说，已停办；对下说，照样办。交通和通信的滞后，反倒成为他与上级〃玩太极〃最有利的条件。上面了解下面的情况，往往需要相对较长的取证过程。利用时间差，信用社以加速度扩展业务。当信用社有了一定规模，陈礼铨斗胆联合另一位利率改革推手陈岳清，联名向上级申请批准实行浮动利率。他们言辞凿凿：〃供销社有议价商品，粮食局有议价粮食，信用社搞议价利率有何不可？〃
反问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国家农业银行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率队调研，得出结论：此事与法规相抵触，但的确合情合理。临走之前，丁非皆示意陈礼铨：〃先试试。全国放在你们金乡试点，搞好了全国推广，搞不好就你们一家。〃〃丁主任，口说无凭，你要把话记在我的笔记本上。〃陈礼铨拿出早准备好的笔和本子。丁提笔写下〃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
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在店面门口张贴公告，宣布实行浮动利率。陈礼铨找来专业户，开协储员会议，宣传信用社的浮动利率。政策不稳，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富裕起来的农民对公开财产大都有所避忌。为此，信用社破例做出决定：〃不愿到信用社来存款，信用社可派人上门办理；储户不愿写名字，可用代号代替；怕来取息给人看到，信用社可派人按时送上门。〃
之后，陈礼铨又召集个体户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