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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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00…1949年）的发展表现出世纪之初中国的文学研究随着社会变革所经历的巨大转折，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是这个时期起步的。1900年原东吴大学成立，教席黄摩西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中，已经有对于欧美文学的比较，但这种比较是简单的、初步的。此后到1949年之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山西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开设了欧美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北京大学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课程与其教材《欧洲文学史》（1918年）、梁实秋的英文学课程、吴宓的比较文学课程与相关教材都对于这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有重要影响。
未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是荜路椎轮，开启山林，属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执教者大多是留学欧美、才华出众的学者，但学科教学与研究还只是早期的水平，以对于外国文学名著与杰出作家的介绍为主，没有系统的文学史理论体系，作家作品研究方面也没有系统理论。这都与当时的中国高等院校实际有关，作品翻译与理论研究的落后是主要原因。另外，对于东方文学如印度、波斯、阿拉伯国家等的研究也相对缺乏。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等地有一些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进行了俄罗斯与苏联文学的研究，为下一阶段的发展作了准备。
第二阶段（1950~1978）是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虽然这个时期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世界文学是受到冲击最大的学科之一，但它仍然发展起来。
首先是俄苏文学的迅速崛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由于中国与苏联的特殊关系，俄苏文学成了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苏联学者编写的各种论著，如布罗茨基主编的《俄国文学史》、苏联科学院高尔基研究所主编的《英国文学史》等著作对于中国影响很大，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这一阶段对于中国的世界文学发展可以说是复杂的，俄苏文学占有过大比重的问题逐渐得到调整，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俄苏文学虽然对于中国文学有过特殊的影响，但是俄罗斯文学仍应作为欧美文学的一个部分，这是无可怀疑的。这一合流也加强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力量。
从整体上来说，世界文学成为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文学研究的总体文学研究，它奠定了中国的高等院校中“外国文学史”这一课程成为一门基础课程的地位，在大多数高等院校特别是师范大学中，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成为文学系列课程的主体，这——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变。
另外，理论化与体系化成为世界文学学科的最重要贡献，这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有直接联系，苏联学者所提出的文学史观念如文学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关系，作家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关系，文学思潮与流派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批评的标准等重要理论问题都在这——时期提出，这些问题经过多次的讨论，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理论体系。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学科可以说是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特别是冯至的《德国文学简史》、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等论著与教材，在各高校教学与研究中得到普遍采用，提高了教学与研究水平。
第三阶段（1978年之后）中，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繁荣昌盛，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主要是思想观念的解放，使得世界文学成为文学研究甚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最具活跃的学科。现当代西方各种文学与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介绍极为迅速，大有超前之势。如后现代主义文化等问题早就由弗里德里奇·詹姆逊等人介绍到中国，其代表作在中国出版之早是远在其它国家之前的。笔者在美国大学里讲课时曾经引用过的拉康等人的理论，同系的美国教授与学生都大感新奇，“忽闻海外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其实并非美国没有人研究，而是关注外国新理论的程度远不如中国。
当然，对于世界文学学科产生最大影响是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兴起。比较文学虽然在中国早就有吴宓等人的提倡，但毕竟没有能在多数院校成为主要课程。八十年代之后，比较文学在中国再度兴盛，各校纷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而且多数是与世界文学一同开设的。九十年代中期，教育部决定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为一个专业。从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
世界文学研究中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东方文学的兴起，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课程系列中独立成为一门课程。高校世界文学史教学中一般分为西方文学（欧美文学）与东方文学两大部分，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笔者所感叹的是，世界文学的研究仍是任重道远。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学理论最活跃的时期，文学史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族裔文学等思潮都对于文学史编写有直接影响。笔者认为，以新观念新材料来编写新的世界文学史，重新评价文学事实、阐释文学思想是一个重要任务。
新的文学史编写中，推陈出新是最主要的宗旨，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对于文学原著的分析与批评理论的介绍。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Nothrop Frye）曾经有一句名言：作品无言，而批评有声。所以他主张把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而把文学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与材料，从而建立起一门系统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研究文学吏各种现象时，不妨将这种系统现念运用于具体实践之中，在这方面，像沈永赋先生这种既有理论观念又有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提倡的。
（《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欧关文学论稿》，沈永赋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9月版，18．60元）
一篇读罢头飞雪
■ 韩三洲
2003年，是现代中国两个历史名人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年。一个是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世纪伟人毛泽东，缅怀声势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另一个是同年9月9日出生的梁漱溟，除去其家乡广西出版了一部《梁漱溟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外，未见到有其他更特别的纪念方式。其实，在这两个同年生的名人身上，很有些历史契合，命运常常使他们不期而遇，或交流，或探讨，或冲突，或反目。1918年，梁漱溟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哲学系任教时，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亦在哲学系任教，二人家中交流往返，毛泽东常去开门，虽多次见面，但很少交谈。1938年1月的抗战时期，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先后谈话八次，其中通宵达旦的就有两次；1953年9月，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会上，梁漱溟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毛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泽东却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并指梁是“伪君子”、“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公开顶撞毛泽东的，独梁漱溟先生一人也！
梁漱溟何来胆量与勇气、清高与自负，能在中国历史上记下如此奇特的一笔？这是因为他内心中“自谓负有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见《年谱·自叙》）。而他这种历史感与使命感的精神力量，集中表现在他最后的著作《人b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一生著述达三十余部，代表他思想转变与哲学菁华的，是这本《人心与人生》。这本书也是作者写作时间最长，思虑最精深的一部著作，从立意到刊布，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新近增补出版的《年谱》，对《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历程，有着详细的文字记录。
《年谱》记载，1921年，二十九岁的梁漱溟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梁漱溟学术见解走向成熟的开始。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新发现，即“所有人类的生活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合、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学界认为，这三种不同的路向，分别代表了西方、中国和印度这三种文化。书中预言世界将西方化，而下—·步则会转入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第二种路向。这种观点在当时曾引发很大争议。到1929年，此书已印刷8版，可见影响之大。熊十力评介此书，“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
不过，作者很快就意识到“这书所病非是零星差错”是错在引用西方心理学的见解、名词来解释儒家，“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粱漱溟发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解释孔子上面有缺失，他要另写《人心与人生》来纠偏，不但要给中国儒家“一个说明”，还要把孔子之学“找回来”。
1924年2月，梁漱溟应武昌师大邀请讲授《孔子哲学大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认为，这篇讲稿的内容与《人心与人生》一书相近。这一年，先生写信给商务印书馆，请他们停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对梁漱溟来说，这是一方面是“大断已立”，另一方面则需要纠正前误的事情。这一年，梁漱溟辞去北大的教学工作，赴山东主持曹州高中及重华书院，并筹办曲阜大学。1926年，先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边写边给学生讲，主要讲“人类是从生物进化演变来的”。次年，《北京晨报》发表此书的《自序》，作者又为北京学术讲演会讲此书三个月，约全书之半。
自1927年之后的近三十年间，《年谱》中不再见有《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记载，剩余的半部著作不仅二十年代没写出来，而且一直延宕到五十年代才正式动笔，七十年代中期方完稿，八十年代始得出版。这半个世纪延迟，自然有国难当头和政治运动的大气候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梁先生“心思之用别有在”。他不限于“坐而论道”，而是找到了“道”后就要去亲身实践。此后，梁漱溟认定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人手，因而作《乡治十讲》，认为农村固然是中国的根本，但“根本处”所指乃是人心，因为人心是—·个大力量。为启发这力量，他先后在河南辉县筹办村治学院、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直到抗战爆发。八年抗战加上一年国共和谈，作者将全副精力用之于中国的现实政治，却自我判断是“无功的”，即无功于息止国共之争，无功于避免内战。
建国以后的1950年初，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年谱》记载，3月10日晚7时，毛泽东约先生谈话，并邀请先生参加政府，被先生婉拒。这次谈话到深夜12时，左右向毛主席请示开饭，先生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一二样素菜。毛泽东忽然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莱，今天是统一战线！”先生告辞时，表示不敢劳主席相送，毛泽东竟坚持送先生到门外登车。然而先生从对方的词色间感觉出他的不愉快，不再有1938年春在延安那两次通宵辩论后舒服通畅的情怀了。
到了1952年，已经六十岁的梁漱溟写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四万字的长文，回顾并检讨多年从事社会活动的经过，并呈毛泽东阅看指教。8月7日，毛泽东邀先生谈话，先生因蓄意要写《人心与人生》，向主席提出想去苏联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毛的回答是，“要想去苏联，尚非其时！”一年后，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他那个“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惊人论断，从而引发了与毛泽东之间的公开冲突。
从《年谱》上可以看到，梁漱溟与中国政坛上其他被批判被打倒的“民主人士”的不同之处是，别人一旦遭到整肃，就会停下手中的笔，闭上自己的嘴。可他依旧不停止思索，依旧笔耕不止，其著作有《中国建国之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中国——理性之国》等。有时，先生还将自己的手抄本亲自送到南长街新华门传达室，请毛主席收阅。《年谱》中记述，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这是第二次写自序，第——次写的时间为1926年5月。但是，两次都是写过序言就放下了。另据先生的次子梁培恕的文章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年谱》记载：1966年，“文革”开始。先生从1960年开始再次撰写的此书已写到第七章，被红卫兵抄走。9月7日，梁漱溟为此事给毛泽东去信，信中略述被抄家、批斗的情况后，讲：“我尚未写完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底稿，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希望毛主席设法把这个底稿发还我，以便我继续写下去。”“这个稿子千万毁不得，如果毁了，我生于斯世何益？”同月24日，此书的原稿就退回来了，并发还了被抄走的现款与存折。先生很高兴。抄家后未逾月，“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撰写《儒佛异同论》。”不过，梁培恕的回忆文章则有另一说：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前来抄家，较大的物件用卡车运走，书籍、字画、文稿就地焚毁。连续“造反”三天，最后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院子。小半部《人心与人生》夹杂在少量没有毁掉的东西之中放在地板上。此时而有这样的幸事，只能说是“苍天有眼”！
1970年，政协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学习，梁漱溟对“宪法草案”提出了语惊四座的两条意见：第一，宪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林彪为接班人上了宪法不甚妥当；第二，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可以通过宪法程序来选。是年，主要在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并阅读四十多个古今中外著名专家学者的五十多部著作，如《共产主义道德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历史研究》、《唯识述义》、《巴甫洛夫选集》、《形而上学》、《罗念庵学案》、《宋元学案》、《明道学案》、《阳明学案》、《濂溪学案》等。
1975年，八十三岁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亮明的观点是“批林、但不批孔”。面对压力，他的态度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7月初，《人心与人生》一书完稿。全书计二十一章，约十七万字。这本书主要是探讨人类生命的发展与人类前途，内容涉及生物学、心理学、人生哲学、伦理学、道德、宗教、教育及文化艺术等多方面。《年谱》评介说，书成之时，正是十年动乱再次肆虐，“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幌子，肆意摧残践踏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肆意歪曲孔孟学说之时，先生奋笔写成此书，反复歌颂了孔子的自强不息和反对暴政的精神，阐发了“大同”思想和“仁”、“德”、“信睦”之道，谆谆告诫人之所以为人，在有自觉，在有理性；人应择善而从，不断争取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