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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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仁”、“德”、“信睦”之道，谆谆告诫人之所以为人，在有自觉，在有理性；人应择善而从，不断争取向上；人对人应彼此以诚相见，互以对方为重，不应以对物态度对人。先生不屈不挠捍卫古老优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一如往昔，真乃难能可贵。
1980年8月，英文版《梁漱溟传》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与先生长谈十余次，录音三十盒。谈话中，先生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学问家”，并说，“假定说在学术方面我有贡献，那就是这本书《人心与人生》，我尽我的头脑、精力发挥。我的思想、主张都在那本书里头。”1984年9月，经人联系，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人心与人生》一书，系九十一岁的作者自费所出。凝结着老人毕生心血的书稿终于公诸于世，与读者见面了。
毛泽东诗词有名句，“一篇读罢头飞雪”，道出了人生有涯而学海无涯的沧桑之感，梁漱溟的这本书也可谓“一书写成头飞雪”吧！尽管一‘部书从立意到写成历尽半个世纪，经过断断续续五十多年的苦心钻研和融会贯通，是先生晚年最后一部巨著，但先生并不满意。他在“书成自记”中写道：“书虽告成，自己实不满意。”“自己不能胜任的学术上根本性大问题——人心与人生。”因为，“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就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以今天的现实来看，人心——对梁漱溟来说这个终生的主题，中国社会上的反应有如他的110年的诞辰纪念一样，是冷冷清清、少人光顾的。其情形诚如梁培恕十年前的一篇纪念长文的结尾所言：“现在仿佛没有人顾得上打他一枪。我的遗憾在此，于是寄望予未来。”
（《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阎秉华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32．80元）
浪漫主义的读书和现实主义的读书
■ 韩 府
由于喜爱，所以对于汪曾棋先生的散文十分熟悉，他的散文中出现过的人物、事件也就十分熟悉了。前些天读施蛰存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昆明的一家图书馆，我当时立即就想到：这不就是汪先生笔下描写过的那家图书馆吗？那个图书管理员不也就是汪先生笔下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吗？找到汪先生的散文《翠湖心影》一对比，确实是的，时间、地点、名称都对，他们两位描写的是同一家图书馆，然而，在汪先生的笔下，这家图书馆写得像一篇风清日丽的小说，甚至像一首浪漫主义的抒情诗，而在施先生的笔下，这家图书馆以及它的管理员却是以反面教员的形象出现的。这可真有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味道了。
口说无凭，还是让我们一起领略一下两位名家笔下的这家图书馆的独特风范吧。汪曾棋先生是这样写的：
这是我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一个道观。非常安静整洁……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
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
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儿，上面拽一
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
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我以
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图书馆藏书
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们想看的书
大都能够借到。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
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
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
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
十二点：下班！我们对他这种以意为之
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
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
享受一点安静。我们的看书，是没有目
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
么看什么。
翠湖图书馆现在还有么？这位图
书馆管理员大概早巳作古了。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常常想起他来，并和我所
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癖的
小知识分子的印象掺和在一起，越来
越鲜明。总有一天，这个人物的形象会
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
施蛰存先生笔下对这个图书馆是这样描写的：
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昆明的
翠湖图书馆来了。那里的章程是每次
限借一册，每人可以更换三次。那就是
说每人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可以
从那里借三册书看。然而，因为借一册
书所费的时间太久了，没有一个读者
能够在“时间巳届停止借书”的木牌挂
出来以前赶交第三册的。我曾经在那
里借看一部通海县志，全书四册，我就
在借书券上写了四册，但等了半点钟，
从楼上一个吊篮里颁发下来的却只有
第一册一本。天啊，你知道志书的第一
册里面有些什么文章？序文，序文，序
文，凡例，疆域，星野，好，完了。于是，
大略翻看一二篇序文之后，我就把它
掩拢来，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闭目凝
神了半点钟。我想，现在去换第二本出
来，大概不至于对不起那位忙碌的管
理先生了吧？于是我重填一张借书券。
这回是指定要第三册了，因为我从第
一册目录知道我所要的材料是在第三
册里。于是，照例又得等三十或四十分
钟，我的书发下来了。捧回到座位上去
一看，却是第二册。于是仍又捧到柜上
去交涉，管理员说：“刚才看了第一册，
现在不是应该看第二册吗？”我说：“不
错，先生，你的话也不错，但是这并不
是小学教科书，我不必一定要看第二
册的，况且，况且，我在借书券上写明
了要第三册的。”那管理员检出我的借
书券来一看，自言自语的道：“哦，我想
你是写错的，给你改了。你再填一张
罢。”于是我再填一张券，于是再等半
点钟。于是领到我的第三册通海县志，
于是在十余分钟之后，“停止阅览”的
木牌挂出来了。
两位作家说的确实是同一家图书馆应该无疑，而且说的也应该就是同一个图书管理员。然而，在二人的笔下，对于这同一个图书馆和同一个管理员却是一褒一贬，“爱憎”分明的。在汪先生的笔下，不但这个图书馆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佳”，而且这个有些怪僻的图书管理员也是一个“妙人”，像是从陈老莲的画上走下来的，以至汪先生表示要在适当的机会把他写进自己的小说里。施蛰存先生写文章一定是遵循“温柔敦厚”诗教的，他在这篇文章里，既没有怨，更没有怒，但是，我们却分明能感到他的不满，甚至反感。别的且不说，以上所引文字结尾部分的——连四个“于是”，就不难看出他是多么的无奈和愤慨。
我想，对于这两段文字我们至少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补充着读，因为汪先生所写的多是景物和独特作派的印象，而施先生写的却是具体的借阅制度、手续和一个实例，如果将两者互相弥补，则恰好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这家图书馆的真实情况。另一种读法是对比着读，汪先生笔下的这家图书馆简直像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图书馆里的那个管理员和汪先生这类读者一个个又都像是羲皇上人似的，叫人一见便终身难忘。而施先生笔下的图书馆却是一个死板的糊涂人主持着的效率低下的烂摊子，令人无可奈何，想起来就摇头。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以为，造成这种差别有两个因素，一是由作家气质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包括对待读书在内的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全部生活态度的不同；一是由作家气质的不同，而影响到文章写作风格的不同。前者是说，这同一个图书馆在不同的读者的眼睛和心目中引起的感情、产生的印象本来便不同；后者是说，这同一个图书馆在不同作家的笔下的处理会不同。无需赘言，汪先生是浪漫主义派，施先生属现实主义。这不光说他们的写作风格，而是说他们的生活态度，包括读书态度。所以，施先生尽管早年也从事过文学创作，但显然他的学术研究成就更为突出；汪先生则终生主要是创作，即使偶尔也写些评论，甚至可以归入学术论文一类的文章，但总的说来，他天生就是一个作家，而很难算是一个地道的学者。这是就人的气质而言。再具体到读书，二者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试看，施先生到这家图书馆去可真是去读书了，所以他斤斤于借书数量限制之类的制度，也为了不能高效快速读到他想读的书而苦恼。而汪先生呢，他“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他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一家图书馆和同一个管理员会在两位作家笔下出现那样大的差异了。
到此我也终于明白了，所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写作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用之于读书，自然就是读书态度了。人的读书正与写作一样，也可分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风格。
穆齐尔的中国签证
■ 吴晓樵
罗伯特·穆齐尔（Roben Musil，＇880…1942），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奥地利文坛贡献给世界文学的一位杰出的小说大师。他的未能终稿的长篇《没有个性的人》（1930年出版第一卷，1932年第二卷）被誉为堪与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并驾齐驱的现代派巨著。2000年冬天，《没有个性的人》这部难读的巨著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德文系张荣昌教授翻译，在大陆问世，在中文学界引发了一阵“穆齐尔热”。
穆齐尔生前对中国文化也较有了解。他阅读过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翻译的老子《道德经》（耶拿，1921年），还为由卫礼贤翻译、心理学家荣格注释的《金花的秘密》（1929年）撰写过书评。实际上，穆齐尔与中国还有更深一层的因缘，这可能是我国大多数热爱穆齐尔作品的读者所不知的。在二战期间，穆齐尔曾打算流亡到沦落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上海，来躲避欧洲战争的灾难。前不久，笔者在翻阅1988年出版的德文本《罗伯特·穆齐尔生平与作品》（卡尔‘科利诺编）大型图册时，意外地注意到一张穆齐尔的中国签证的照片。
1938年9月，希特勒纳粹帝国“合并”奥地利，穆齐尔被迫离开家园，经意大利流亡到瑞士苏黎世。自1939年起，他的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和散文集《生前遗稿》在纳粹第三帝国被列入“有害的不受欢迎的作品”清单，遭到禁止。
随着欧战局势的发展，流亡到瑞士的穆齐尔越发感觉欧洲非久留之地。为安全起见，他准备流亡上海。1939年正月三日，中华民国驻苏黎世领事馆为他开具了签证。根据影印的照片资料得知，该签证是由三等秘书李润民签署，可多次出入境，一年内有效，有效期至1940年1月2日，但只适用于中国的商业港口。
从留下的材料来看，穆齐尔还为他的中国之行作了一些文献上的准备。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1887~1975）的称赏上。研究者在穆齐尔的剪报资料里发现了一幅蒋介石的画像。穆齐尔是从法文文献中留意到关于蒋介石的消息的。关于蒋介石的剪报资料见于穆齐尔留下的第32册日记本（大约记于1939年春到1941年底）中。
穆齐尔在他当时的日记里赞赏蒋介石元帅是一位“淡泊宁静的人物”，“是所有从事哲学和政治的军人中最值得称赏的人”（见《穆齐尔日记》第996页）。
穆齐尔认识到“军事在今日的作用”，认为“将军是惟一能改变世界的人物”。他说：“蒋介石可能的优势在于：他是个中国人！”
穆齐尔还从法文材料中将蒋介石最喜欢的儒家著作的段落翻译成德语。在日记中，他还用相当的文字对蒋介石表示赏识。
在1942年1月中旬写作的草稿《乌尔利希的后记》里，在关于世界政治局势的提纲中穆齐尔写下了“中国可能的作用”等字样。他并且说：“重要：让乌尔利希同老子的商榷，这也是我的任务，这能够被理解，将由乌尔利希事后完成。”（见罗沃尔特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阿道夫·弗雷瑟根据遗稿整理的《没有个性的人》第二卷第1943页）乌尔利希就是他著名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主人公。
1941年11月30日，瑞士《新苏黎世报》刊登了《中国的立场》一文，穆齐尔也把它剪贴下来，他写了如下的批注：“礼仪的乌托邦：中国的灵活的——儒家式的礼貌”。中国的哲学家孔子、老子，在小说大师穆齐尔看来，与耶稣基督、尼采一样是“伦理家”。
后来的事实表明，穆齐尔未能将他流亡中国的计划付诸实施，虽然持有签证，但他没有能够来到远在东方的上海。他在日内瓦继续着他的巨著《没有个性的人》。1942年4月15日，穆齐尔即逝世于此，未能看到和平的曙光。
从外部研究基督教
■ 王晓朝
近来读到英国当代著名神学家麦格拉思（Alister E．McGrath）撰写的《基督教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中译本。引起笔者注意的首先是被笔者引来作为本文标题的这句话：从外部研究基督教。这部译著是北大“未名译库·基督教文化译丛”中的一本，由马树林、孙毅等人翻译。据丛书策划人的说法，“这套译丛旨在从学术的角度对基督教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进行全面的介绍。”“这套译丛有两个侧重点：一方面，它将从基督教的典籍《圣经》、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稣基督、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神学思想等方面对基督教进行尽可能全面的介绍；另一方面，它将着力于体现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其中包括基督教对西方哲学、文学、伦理学、艺术、教育、法律等方面的影响。”（见《基督教文化译丛》总序第2页）
基督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大宗教。“基督教”一词在英语中称Christianity，是指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所有教派，即包括罗马公教（Catholic）、正教（0ahedox）、新教（protestants）三大派及其它一些小教派。它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但较之佛教和伊斯兰教，它在世界各地分布更广、占人口比例更高、影响也更大。
“基督教”这一称谓在中国的使用比较混乱，往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也就是英语中的Christianity之意；狭义的基督教则是指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