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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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意味的运用更是诗人常用的手法。如《九叶集》封面中枝杈参差的粗壮老树，九瓣饱满的叶片。叶片脉络连贯，比肩而立，又象征着九位诗人的意韵渊源，与岁月中的风骨，颇显意味深长。而《寥寥集》封面的几笔写意兰花，更是对作者沈钧儒的“君子”之风的温情与敬意。通过对原书的解读，对形象的提炼与抽象，洗练而又含蓄，使读者在开卷之始就拥有了美好的审美感受。
曹辛之个人风格中的“诗味”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书籍装帧艺术有意识的吸收。中国传统线装书的设计“功夫在诗外”，讲究的是书法的质量与篆刻的金石味。他从传统的诗文书画、金石篆刻、镂竹等人手，从这种费时费力的“笨功夫”中去体味传统书装艺术的节奏与内涵，探索书法、篆刻、绘画、装饰花纹等结合的方式，合理安排书体及其大小，粗细、放置方式、用色等等，构图力求明快简练，设计朴实无华，毫无媚态，在规整之中另有新意，与他有着古典意味的现代诗不谋而合。
他的不断探索引发了下面我们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何在西方的现代装帧技术中找到能够贴合中国传统、彰显民族品位、创造“中国味道的美”的道路，是当时每一个书装设计者所面对的挑战。今天，在电脑技术覆盖所有文化差异、民族传统的时代，重提这个话题，也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出版第一部装帧作品集开始，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就开始不断地总结与反思。钱君匋的《书籍装帧艺术选》及论文集《书衣集》、《鲁迅与书籍装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曹辛之装帧艺术》等大量的装帧作品集与论文集、专著不断出现，而最近姜德明先生的《书衣百影：中国现代书籍装帧选（1906…1949）》、《插图拾翠》等的图书，以图文写真这种更直观的方式让我们领略了这一时期的特殊印记与美的回忆。在今天，我们似乎更有理由来追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的发展脉络，探讨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汲取，大量的经验模式与失败教训也急待总结与借鉴，无论对于美术史或书籍装帧艺术史的研究者来说，都相当有意义。
现代书籍装帧艺术是在现代印刷术和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崛起的，书籍装帧风格受到来自东方的日本、西方的美国与法国等的影响，处在新文学革命的开放时代，什么好东西都不妨“拿来”一用，风格多样，流派纷呈。设计者运用各种主义、各种流派的创作方法进行可贵的实验与尝试，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在二三十年代，书籍装帧经历了从追求西洋味到追求民族风格的过程，写实、抽象、漫画与版画的借用等形式手段都被大量使用，且大都有鲜明的时代感。从整体风格趋向于民族色彩，现实手法。
谈到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鲁迅。对于书籍装帧，他不仅有不少精到的理论阐述，还亲自动手，创作了一批融贯中西古今的装帧作品。他是中国“毛边党”的首倡者，他著译编校及装帧的60种著作中有40余种是毛边本。他更为重要的贡献则在于发现、影响了一群装帧艺术家，如“陶元庆、司徒乔、钱君匋、孙福熙”等人。另外，闻一多先生对现代装帧艺术理论也做出了探讨，1920年5月《清华周刊》第187期发表了他写的《出版物底封面》一文，主要说明出版物封面的价值，即有招引、保存、愉悦之用，另还有辅助美育、传播美术之功，而中国出版物封面不发达的原因主要在于艺术不精、印刷不良、生活水平低以及以前书籍没有美术封面的习惯，补救之法是首先要从艺术上着手，即从封面的面积、图案、字体等元素全盘考虑。（武晓峰，《文人与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从｛书衣百影）谈起》）闻一多后来为自己的著作，还有徐志摩的《落叶》、《猛虎集》、《巴黎的鳞爪》，梁实秋的《古典的与浪漫的》等著作进行过装帧设计，确也体现了他的设计思想。
概括而言，他们的探索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中国元素的大量应用。怎样展示中国图书艺术独有的美呢？书籍装帧应当有自己民族的特点，同时也应当表现时代精神。民族形式并不是简单地把几个汉代车马图案或唐代飞天搬来搬去，而是要根据作品的内容、时代的特点加以变化和创新，既要注重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结合，又要讲究意境美、装饰美和韵律美。“书法”与“汉字”是最能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用汉字题写书名上，这一点基本是从线装书那里继承过来的，姜德明先生对此有充分的评价：“中国的汉字可以作为书籍装帧的重要手段，这在世界装帧艺术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擅长此道的有鲁迅、钱玄同、叶圣陶、胡适、蔡元培、刘半农、郭沫若、周作人、魏建功、郑振铎等，他们不止一次地以书法装饰书衣。一颗朱红名章，更使书面活泼生动。另外对古文物图案的变化利用也成为书装艺术中不容忽视的中国元素，钱君匋的设计最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无论是汉字还是图案，都见朴茂的金石之气，这在《君甸书籍装帧艺术选》中得到较全面的展示。
对于书卷气的追求。现代书装艺术的作品，风格相当独特，与电脑时代的作品相比，不依赖技术的“朴味”与“拙气”带来了浓郁的书卷气。尽管每一位设计者都有独特经历和艺术特点所形成的特定风格，但无论是陈之佛（《东方杂志》）那种以复古图案为主的朴厚的画风，或是陶元庆那种富于神秘色彩的，以一幅装饰画为主体的设计，或是“钱封面”的雍容华贵、讲究匀称韵味，还是曹辛之隽永的诗意美，都体现了设计者对于书卷的理解与热爱。“读书是一种人在恬淡、平静的情绪之中的思维活动，设计者在封面上设置的色调、图案、字体要和这重氛围相协调，要寄作者之情，传书稿之神。力避一览无余”（曹辛之语）。也许正是这些设计者身上的多重文化成分为他们的设计注入了无尽的灵感与文化魂魄。“第一就是要养成爱书的习惯，同书建立深厚的感情；第二要和作家、诗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创作思想、艺术见解，为自己设计作良好准备；第三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字修养和艺术素质，做到眼高手高。这三点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比较难的，特别是第三条。”这是曹辛之先生对于装帧工作后来者的反复叮咛。
当代书籍装帧作品的千人一面或是俗滥的口味，往往并不是因为技术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偏于用手，短于用心。在艺术意境和风格上取得成功的优秀书装作品，首先应体现美术家明确、成熟和设计思想，其次是笔墨色彩或艺术技巧。“要写文章表彰苦求书卷气与民族个性的书与画，让读者接受。批评一些虽有才气却追求豪华而不顾读者负担，以繁琐纤弱为美的人，批评单纯模仿日本工艺，港台市民趣味，滥用美女照片的庸俗之作。”（曹辛之）要爱书，要和作家交朋友，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曹辛之先生一生设计的多为普通平装本，讲究画面安排，注重色彩的运用，设计中从不过分追求色彩，而是强调应多带一点“书”气。强调书籍的意境美、装饰美和韵律美，所有这些都要求同民族性、时代性结合，也蕴涵着他对装帧设计形式美的不断求索。时至今日，他所代表的装帧技法也逐渐与时代相脱离，但他所倡导的对于优秀书装理念的彰显以及对中国书装艺术特有之美的身体力行地追求，都值得推崇与借鉴。
最后还是让我们欣赏一下诗人为自己的诗作《最初的蜜》所设计的书装。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一段青春的回忆、一生梦想的结品，也是最能理解这位“画书皮子”的诗人曹辛之的文本与图本。在他的设计中，抛却了长时期来片面强调节约纸张，将书籍排除在艺术品之外的偏见，强调书籍装帧是独立的一门艺术，承认文本的独立个性，尤其是诗歌这种充满了形式美感的文体，反对版面过满过密，精心营造书页之美。从包封、环衬、扉页、目录到版权页，无不经过精心设计，开本、字体甚至标点也有细致的安排。
记忆给我们带来慰藉，
把捉一线光，一团朦胧，
让它在这纸片上凝固。
凝固了你的笑，你的青春。
生命的步履从这里
再现，领你来会见自己。
——曹辛之《题照相册》1949年初
这些记忆包括哪些呢？爱情的甜美，青春的梦痕，那些记忆深处的笑声与时光不仅凝固成短笺与诗行，更留给读者一种美感的体验，“领你来会见自己”，不仅读懂了作为诗人的“他”自己美，更懂得了读者心中那个对美有所领悟的“我”自己，这其中似乎也蕴涵他从事书籍装帧实践的领悟与心得。
如果说，这些探索是对中国回忆的文化追溯，无疑将是二十世纪最美丽的收获之一。
（（《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曹辛之装帧艺术》岭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艺术之子：曹辛之——曹辛之（杭约赫）纪念文集》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歌名，还有歌中的慷慨，都让人联想起唐朝边塞诗人为我们描述展现的昂扬情绪和明朗图画。但是，细细品味，似乎又不尽然。岑参、高适乃至李白、王维，他们笔下渲染的那份豪情主要是个体生命建功立业的书生意气。“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这里的英雄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或功名主义。
《出塞曲》所唱与此不同。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旋律／请用美丽的簪缨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这里找不到“人生志气立，所贵功业昌”的自信潇洒，有的是一份孤怀独往的坚定执着。当然，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只是它的基础主要是理想主义。
我是在出租车上偶然听到这首歌的。蔡琴略带沧桑的歌喉和窗外的萧萧落木与歌曲的调子十分吻合，使人沉人怀想。“美丽的簪缨”在脑海里时隐时现，挥之不去。作为壮怀激烈之作，这个意象虽贴切美丽，但较之“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登车一呼风雷动，遥震阴山撼巍巍”毕竟单薄了点。这也是无法苛责的，“男儿本自重横行”的背后，原本是要有昌隆的国势以及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心作为支撑的。中国近代备受摧折，读书士子倾心西化，李白岑参复生今日，恐怕最多也只能成为陆游，甚至不免要英雄气短了吧！
但是，我还是强烈感觉到《出塞曲》与边塞诗词相同相通的精神气质，爱国——对文化，对河山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莫说出塞曲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声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像那黄河千里闪着金光／像那狂风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那阴山旁。”
究竟是谁，基于怎样一种感受，写下了这些令人怦然心动的句子和旋律？每当听到这里，我都不禁要这样问，这样想，直到认识了陈昭瑛。
陈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的女弟子。她近年工作重点在台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对儒家思想在台湾近现代的启蒙及反对日本殖民运动过程中地位作用的阐释引起了广泛关注。众所周知，民进党的理论家们正是采取论证儒学与现代性不相容和指控儒学为殖民文化这两种叙事策略，以切断大陆和台湾在文化上的联系，为其台独主张张本。事实上，我正是通过阅读这方面的论战文字先熟悉了陈昭瑛之名，并油然而生“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之叹。
真正见面是在澳门。“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研讨会，话题敏感，有学术性，也有火药味。她的发言指向了郭正亮，东吴大学政治学教授，民进党宣传部长。我已记不起当时的论题，只记得听着听着，突然眼前一亮：她不正是那歌者，作者，不正是那《出塞曲》歌中的主人翁？儒家立场，“唐裳”衣着，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表明，在这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龙的传人的聚会中，没有谁比这位来自台湾嘉义的女子更中国。
“是吗？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台湾的学者都挺忙，陈昭瑛尤其如此。“回去找来听听，我儿子可能知道，”她说，“我这样的人，台湾挺多。” 那里有文化复兴运动，有徐复观这样的学者，只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我有点相信，又有点担心。
整整一年过去，收到她新出的《台湾儒学》一书，很是高兴。但打开夹在书中的短签，我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近况可好？台湾选举结果想必您已知道，未来的四年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保卫战将更为艰难。朋友们都非常忧心，有的已准备当遗民。”
默然。
歌声又起。
美丽的簪缨又开始在脑海飘荡，挥之不去……
文人的品位
■ 何家栋
“大快人心事，秋雨输官司。”这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赞赏法不阿贵的精神。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文字纠纷，比过去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来定是非，是历史的进步；如果当年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铲除毒草”，就不会制造出那么多文字狱，在反胡风、反右派，乃至“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或可免于因言获罪。但是，本来是说理斗争，一变而为斗法，动用惩罚手段，又未免大煞风景。法院判决余秋雨败诉，自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意义，这是实现宪法保证的又一件新政。
青年评论家萧夏林编过一本《秋风秋雨愁煞人》，给这位大师鼻梁上抹了一点白粉，无非要他忏悔之类，但也无伤大雅。热心人士却认真了，立即出来证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良好表现，如多次暗访巴金老人，间或向他透露一些消息等等。虽然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来确定他的地下工作身份，我们还得承认他这一份光荣。当年这样做，确有巨大风险，万一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觉，就要捉他“小爬虫”。这还不值得大书特书吗？在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中，余秋雨如何成功地扮演双重角色，取得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反动权威“黑老K”双方的信任，对于研究“文革”史的人们会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保守派、造反派、逍遥派之外，还有一个两面派。前三派都没捞到什么好处，保守派和造反派还轮流当了一回反革命。只有这个两面派，成了既得利益者。想想看，如果没有这类人物，谁去捉“四人帮”？世人对此知之甚少，而且囿于成见，只从道德层面做评价，历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反而说不清楚。
余秋雨是有拒绝忏悔的理由的。因为“文革”始作俑者尚为人顶礼膜拜，新左派还在颂扬“大民主”，“反现代化的现代性”，样板戏已成为保留剧目，连劣迹斑斑的大批判户都飞黄腾达，为什么偏拿一个写写应景文章的小秀才开涮？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作为文化大师的余秋雨，如果对自己见证的历史都不肯反思，却发思古之幽情，去和死人谈心，难怪要说那是“文化苦旅”了。
现在余秋雨转守为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