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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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余秋雨转守为攻了，抓住一个由头，将萧夏林告到官里去，索赔十万元。我看萧夏林若不弄个“顾问”头衔，光靠打工卖苦力，是挣扎不来这些金票的。萧在一篇文章中揭露他在担任深圳文化顾问期间，曾获得深圳一幢楼房的馈赠。我当时就很怀疑：余秋雨身价有那么高吗？他又不是刘晓庆，怎那么值钱？萧夏林上了人家炒作的当，活该吃官司。余秋雨似乎有点得理不让人，不仅要借诉讼证明自己的清白，还要将对手打翻在地，过几年“紧日子”。好像他只图报一箭之仇，没有想过箝人之口，犯了咱们这一行的大忌。自命为“文化大师”，而又打杀言论自由，不是一种自残行为吗？小事聪明大事胡涂，又做出比混迹于“四人帮”写作班子还要恶劣的败德之事。即使官司打赢了，也难逃公议，人们还是不了解你和深圳当局做的什么交易，你给深圳做广告，到底得到多少报酬？交了多少税金？还是自带干粮闹革命，做活雷锋？你那些广告有没有虚假成分？是否经过验证？余秋雨也应该来个“阳光政策”，透明化，给读者一个交代。否则，民间又会出现其他猜测。传闻之事，恒多失实。你就告不胜告了。
再早一点，还有个赵忠祥，控告记者报道失实，说他在济南签名售书搭售皮鞋。但没人追究对他那本书的溢美之词，是不是失实。我当时只感觉到赵忠祥真牛，一本书不知救活几个皮鞋厂！谁知转过脸他就以妨害名誉罪把记者送上法庭，而且居然赢了官司。法院判决证明什么呢？不过是没有售书搭皮鞋，也没有卖皮鞋搭售签名书。那本书不值一双皮鞋。
名人酷爱打官司，足证他们不仅爱名，也爱自己的声誉。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例如盗版、剽窃，也是正当的。但名人的不利之处在于，他在出名之外，也要受社会舆论监督，而社会舆论是各种各样的，有好有坏，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作用，上述二事，其实都表明余秋雨、赵忠祥很值钱，所以不能以“恶攻”、“炮打”的“文革”思维看待之，马克思说要求惩罚当事人的思想方式，就是一种“非法行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入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反对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认为禁止发表“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是“最可怕的恐怖主义”。不能“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马克思说：“从出版自由的本质自身所产生的真正的检查是批评，它是出版自由自身产生的一种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8页）领导们正在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读马克思，怎么谈主义？余秋雨最好读读这篇论文，不然，又要误人歧途。老一代文人遇到“恶意攻击”，都是以笔为武器进行论战，而不是诉诸法律或权势。无论是鲁迅遭到“拿卢布”的诽谤和人身侮辱，还是梁实秋被唾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或创造社诸君子被咒骂为“才子加流氓”，他们或者“打落牙齿和血吞”，或者“千锤百击只等闲”，都没有对簿公堂，让法庭来证明自己没“拿卢布”，或不是“走狗”，也不是“流氓”。这说明他们都很自信，不需要外在力量来证明自己价值几何。今之文士好像并不在乎是非曲直，只求将对手置于死地，搞得人家倾家荡产，以炫耀自身的权威，真叫人为文化的沉沦而感到悲哀。马克思说“批评即审判”，如果将“审判变批评”，或许能提高文人的品位。
文学的现实和可能的批评
■ 黄纪苏
要想研究文学的创作状态，不能不瞧瞧文学家的生活状态。读其文须知其人。“鲁豫有约”之类的文化社会花边新闻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消息。不少混出点头脸的作家，原来正在钻研周末派对之学，也就是把各种名贵的尤物——从下下台的官员到变了性的舞蹈家，当然少不了外国友人——弄到客厅里装点他们蒸蒸日上的生活。偶尔遇上这些人，嘴角眉梢全都载满终于当上资产阶级的满足、快要当上资产阶级的兴奋。他们虽然认得几个字，但论心性不比小市民更高，论识见恐怕还要低些，否则何至在已然红灯区一样的当今世界里讨伐什么“宋儒”？这样的人当作家倒未必是件坏事，总比直接倒车票扒厕所、或真地做起上海宝贝略胜一筹。但指望从他们里头走出曹雪芹、托尔斯泰来，哪怕残废到三级，除非地球从此反着转。
写了几首诗几篇小说，就忙不迭换成签证溜之大吉；拍好电影就拿到嘎纳柏林死磨硬泡；弄成两台戏就跟聚光灯形影不离，灯丝想歇歇都不让。文人、艺人你追我赶移民富贵风光的人上人小区，是他们创作轨迹之旁的人生轨迹。如果再加上已经快变成骗钱能手（骗过洪堡基金又骗国家社科基金）的学人，则更能看清：没心没肺其实是整个知识精英的集体行为。在这样的大现实中，文学家除了新版帝王将相、再版风花雪月，除了把偷鸡摸狗从36式写到72式，怎么可能创作出别的什么来呢？
在这样的创作状态和生活状态面前，文学批评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社会立场和美学立场。它当然可以按照惯例，为这些文学家挤进富人堆提供各种技术和管理上的服务：可以带上电棍罚单去维持秩序；也可以举办咨询讲座，介绍分析挤起来最省力的姿势、钻着比金刚石的还快的头型；甚至还可以蹲在地下，把文艺评论当成擦皮鞋，不锃亮绝不要钱。文学评论也可以别具怀抱，不去为“人上人锦标赛”当解说员啦啦队。它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理想，订立自己的艺术标准，留心美的可能，扶持善的现实。例如，首先把注意力从无论是老手还是新秀的裤裆颂之类转移到关心国计民生、面对现实问题的小说电影创作。其次，留意那些不以社会竞赛为目的、不以社会等级为旨归、为平凡人生添霁月光风而不是乌烟瘴气的群众性诗歌行为，探讨它的美学价值，肯定它的社会意义，而对于诗歌的南拳北腿西棍东掌，则任凭他们为金杯银杯厮杀成奇禽异兽也无动于衷。
面对目前这样的文学、文学家而做别样的文学评论，肯定不是一件容易事。这需要评论家首先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然后付出自己的美学努力。
旧事休提 宽容为怀
■ 顾银乔
“人教社”1990年版和2000年版《高中语文》第一册中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在论述到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时，有“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一句，编者在此加了一条关于邵洵美的注释：“这里是讽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意在讽刺他做了富家翁的女婿，得了一大笔财产以后如此这般等等。
快七十年过去了，读到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尤其是这句话后的那个注释总觉得有点别扭和多余。
其一，这个注释本身没有错，它只是说明了鲁迅先生文中的那句话确是针对邵洵美的。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感觉到鲁迅先生顺便带的那一笔太尖刻了一点，多少带有一点人身攻击的味道。况且这句话同文章的主旨似乎也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综观全文，鲁迅先生要论述的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大是大非问题，与邵洵美并无多大关系。
其二，这个注释似乎要告诉人们，穷青年不该入赘富豪家。历史和现实中，就是真正出身于富豪人家的子弟也未必都是本阶级的孝子贤孙。至于邵洵美其人，林淇先生的《海上才子：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邵洵美本来就出身于富豪之家，并非因与盛佩玉的婚姻而显贵起来。再说，邵洵美一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版事业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仅1935年，他就筹资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等七种杂志，有几种后来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刊。他还曾慷慨解囊支助过丁玲、夏衍等著名作家和进步刊物。没有看到他有过不光彩的行为和举动，只是在解放以后，却不知何故身陷囹圄，备受折磨，及至放出，已是风烛残年，不久便撒手人寰了。
其三，婚姻家庭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也无权说三道四。邵洵美做富人家的女婿，是他的自由，谁也管不着，包括鲁迅先生。
其四，编者给的这个注释，政治色彩太浓。它一方面似乎是在有意拔高鲁迅先生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也似乎是在故意贬低邵洵美的人格品德。其实，这样尖酸刻薄地讽刺别人的婚姻，恰恰显示了鲁迅先生胸襟狭窄不够宽容的缺点。
因此笔者认为，这样的注释应该删去。
为什么是情人
■ 刘 宏
《情人》故事梗概：
法国少女在湄公河的渡轮上遇到了多年以后她将不断回忆的情人，但当时不过是飞快地开始了一场在热带潮湿喧哗的背景下的情欲经历。她富有的东方情人在家庭的压力之下娶了别人，但帮助她落魄的家庭重返故乡。在离开的船上，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爱；直到很晚，他们都已经老去的时候，他带着妻子来到巴黎旅行，打电话给她，她才听到他倾诉的爱。
他对她说，他依然爱她。他不能停止对她的爱恋，他对她的爱，至死方休。
好像他们，一个法国少女和一个东方男人，在热带的土地上所做过的一切都是为了多年以后的这一场表白，为了出现在影片结尾转述表白的那历经沧桑的声音；所有这些被倾吐的词语原本应该是携带从前无法示人的激情穿越时空，然而，过于遥远的路程使得情感早巳磨损殆尽。只有词语的重量与日俱增：在听她说起他曾经对她说过的那些话的时候，我们仿佛就能够感觉到最后的这几个词语集聚了最大的密度，其中蕴含着所有的意义，足以与早已流逝的时光中所有的经历对应。
情人是否一定需要经过表白，还是各自的情绪在各自的心底，经过对彼此身体的迷恋已经不为人知地流失了呢。没有告诉她的爱，就会是没有完成的爱吗？我们猜不透男人在多年以后再来表白的确切原因。词语和行为始终都是分离的，曾经他们做着身体意义上的情人，都愿意相信相互之间的关系仅仅限于身体的亲密。
最初那在渡轮上的相遇，我们不能了解这个杜拉斯多年以后的叙述开始的地方，究竟是事件的起点，还是回忆的起点。这个故事是被让娜·莫罗同样已经苍老的声音逐渐召唤出来的，这声音将伴随我们淌过杜拉斯的那一段情爱历程，犹如总是有湄公河伴随故事而奔流：在小说里需要涉过杜拉斯无数感触和经历丛生的文字才抵达的那一张十五岁半少女的脸，而影片几乎在一开始，镜头就掠过她的帽子、发辫、鞋子和裙衫触抚到了。
热带的河流是一处难以置信的场景，杜拉斯叙述这一场景的时候，详细地说起了那一条船，在水流之中，需要一条船来安放人物和故事。那条横过湄公河的渡轮上，有她坐的公共汽车，还有他坐的小汽车。她记得自己那一天的装扮，一些非常奇怪的衣饰，包括一顶来历不明的男帽和镶着金条带的高跟鞋。她还记得自己倚在船舷上，漫不经心地眺望河流。
还有声音，无关紧要的人。在那条船影像和声音的嘈杂交错中，识别出其中那些细微的响动，是男人和少女在相互看见之后想要接近对方的愿望所发出的轻微声响。杜拉斯驱赶无数词语和句子追逐已是往昔的那些时刻，在比当年的事件更加惊世骇俗的叙述和追忆中，她说，那是欲念的声响。
什么样的人可以相互成为情人？男人和少女的开始，并非始于那条渡轮上的相遇，而是始于少女早已感知到的欲念。那次相遇引起的震颤和激动，那个原本可能极其羞涩的男人，为少女所引发的不仅仅是热情，还有他羞涩的本性。在许多情爱经历之后，那男人怎么可能在靠近少女的时候不能自制地泄露出他的慌乱呢？
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他们极快极快地在堤岸的房间里幽会起来，那是成排的房舍当中的一间，没有丝毫特色。男人说，按照中国的习惯，成年男人都有这样一间叫做独处屋的屋子，用以和他们的情妇幽会。屋里的家具是他父亲挑选的；他还说少女会永远记得这间房子和这个下午，即使少女忘记了他的样子和他的名字。于是少女的眼光飘过那些同样丝毫没有特色的室内用具。那个喧闹的下午，屋子和人声鼎沸的街道只为一道百叶窗分隔，斑驳的阳光和声音落进来，空间显得幽深而且神秘。他们的相遇并不像杜拉斯写过的那样男人充满恐慌而少女镇定自若。少女问男人有没有情妇，男人无限老练地反问，你喜欢我有情妇吗。少女说不知道。她说她喜欢他才跟他到这里来，她喜欢有钱的他。
男人告诉少女说，在中国已经有过性爱的两个人是不可能结婚的；少女说那很好啊，她也不喜欢中国人。他们在词语的间隙里刻意保持距离；然后男人把钱放在桌上，他没有忘记这个。
有一次他们说起了男人的未婚妻，男人说那是一个富有的家庭的独生女，他们的婚姻，是基于财产的安排。
在男人招待她的家庭并遭受了白人对于他的羞辱之后，他们回到堤岸的屋子里，男人粗暴地撕开她的衣服。少女问他若是妓女要多少钱，然后她要了母亲需要的数目，为自己争取到夜间外出的自由。但是男人不知道这些。他以为她只是要钱，然后他相信了她只是为了钱。
最后一次躺在那张床上，他们又说起那他的未曾见过的准新娘，说起金钱。男人说在遇到少女之前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少女再一次像最初一样轻巧地问男人有没有和白种女人上过床，男人说在巴黎有过，但是本地没有，因为本地除了白人妓女，没有别的机会；说到这里他仿佛想起了什么，他再一次问少女是不是为了钱来找他。得到的是肯定的答复，他要少女“跟我说，我是为了钱和你在一起，在船上看见你的第一眼就是这么想的”。然后他告诉少女，他对她已经没有欲念。他一字一字慢慢地说出来，他对于不爱他的她已经有心无力。
从一开始，他们之间出现的就不止是欲念，还有相互都不曾觉察的倾诉。少女的孤独是在和男人的来往中慢慢透露给我们的。一个因为挫折不断饱尝生活的艰辛、在异域被其他白人回避的家庭；她母亲在这里的所有劳作都已经化为乌有；她的恶习累累的大哥哥除了伤害，从未给过家人任何温情；她懦弱的小哥哥，在母亲对大儿子的偏爱中和她一样被忽略，常常需要她的安慰……所有的人都不能给早熟的少女的成长提供任何温柔的支持。
男人在和少女来到那片荒弃的土地——她的母亲不知道这土地会被海水淹没，为人所骗曾经租种。少女对男人说起他们一家的经历和遭遇。她就是在那时候明白了她要成为作家，写下她的母亲那些苦痛的遭遇。在她倾诉的时候，男人看起来并不像只是她的身体意义上单纯的情人，有更多东方式的柔情，在他脱下衣服为她遮挡海风、默默为她的一家安排好回国的行程之中流露出来。
热带的土地永远都是那样炎热、潮湿。那片土地给过杜拉斯的，只是因欺骗和伤害所扭曲的生活。然而毕竟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之上，她度过了自己最为敏感的少女时代。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