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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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份材料时，我还想到了冯和法编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1933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冯和法是中国有名的农业经济
　　　　　　　　　　　　　　　　　　　　　　　　　　　　　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印象中他和薛暮桥合作出过一本书，但记不起来了。改革初期，薛暮桥的书影响很大，所以有印象。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农村的真实生活状态。这本书在1935年还出版过一个续编。
　　这本书主要是当时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学家和各种相关机构的调查材料，编者只是根据一定的体例把这些材料编在了一起，但编辑水平相当高，如果没有对中国农村相当的了解和认识，是编不出来的。书后附有索引，非常专业。可以这么说，中国早期有关农村的所有问题，这本材料都涉及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三农”问题，虽然具体问题不一样了，但在深层，还是那些问题，比如土地制度、农民的迁移、租佃制度和农民负担等。
　　我看这本书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早年中国的社会学家，很少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只是从各种制度以及制度的好坏来看农村的问题，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对农民保持了十分的同情，但他们极少提出过用激烈的土改方式来改变当时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他们比较集中的一个看法是发展工业。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南北差异很大。北方的农村和江南的农村，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不具体分析，是很难说清楚的。比如就佃农和自耕农的情况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远大于佃农，而江南却是佃农的比例高于自耕农，原因一是土地较少（江南农村的公田较普遍），二是有了一些工业和商业，有土地的人不再把精力用在土地上，他们把地租给了佃农。所以那种在农村划分成分的作法，是极不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
　　当时中国的社会学家，没有一个人否认农村中有剥削，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书中有一节讲陇南农村的情况，用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调查，其中说：“我们陇南的佃户，与别的地方的佃户有大不相同的所在。他们所种的田不够时，才去种地主的余田；所以佃农一方面是自作农，换言之，自作农就是佃农，两者之间，是无甚分别的，完全作佃农的怕没有十分之一哩。他们所受地主的苛待，比较的完全佃农所受的束缚是轻得多了。
　　至于他们对于地主，也有极好的感情。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佃户还可以往地主家借贷食粮，等到秋收以后，方始偿还。倘地主家里有什么大工程发生，佃户可以随时去帮忙工作，那怕就是十天二十天，他们也是极欢欣鼓舞的干，并且不受工资。所以地主与佃户间的感情，极为融洽，彼此之间，虽微有蒂芥，地主是能原谅佃户的。
　　再说地主与佃农分益的情形。他们到收获的时候，有在田中当面与地主均分的，有上场后与地主只分种子的。其分配方法：有四六的，就是佃户得六而地主得四；也有均分的，地主与佃户各得二分之一，这完全视地主的宽吝为正比例。至于田赋的负纳，大概由地主代纳，与佃户是无涉的，但也有因佃户种的田太多，或因特殊的原因而两家分纳的，那就成了例外了。”（1156页）
　　类似的情况，在这本材料中还有很多。对于中国早期农村的社会结构，看来还是要多相信社会学家的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么简单，所以一些反映土改的小说，明显夸大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差异，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一个地方始终处在绝对的对抗状态，那它维持的时间怎么会长久呢？


是“冲击一回应”还是“中国中心”
■　吴小龙
　　美国史学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在中国出版已经十余年了。这是一本很有分量也很有影响的专著，出版以后，得到了不少积极的回应，他对美国史学界在中国研究中的传统观点的批判颇为论者所关注，甚至于，“中国中心说”流行之后，柯文先生所反对的“冲击一回应”说、“传统一近代”说和“帝国主义说”也渐渐不见提起了，何也？因为柯文给它们贴上了几个标签（我们就不说“戴帽子”吧）：“明显的西方中心偏见”、“美国史家思想上的帝国主义”和“冷战思维的产物”。这么一来，有“美国史家”柯文先生这么深刻的自我批评在上，弄得中国史家也不好意思再提“冲击一回应”或“传统一现代”这些曾经用得很顺手的模式了——那至少会有思想落后、理论陈旧之嫌。从这一点看，柯文做了一件好事，任何理论模式，一旦被用得太顺手，就有可能带来思想上的惰性。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得想一想，“中国中心观”现在是不是也给说得太顺口了，它的道理何在，它对于“中国史家”的研究工作的意义又何在？
　　柯文对过去所流行的这三种模式的批判相当严厉：“这三种取向都明确地（如资本主义模式）或隐含地（如‘冲击一回应’与‘近代化’模式）坚持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代史的一切可能。”在费正清的模式下，是否一切都“只可能是”以西方因素为主，具体分析中国现实的“一切可能”都不存在，这话恐怕说得有点绝对。反之，柯文认为，一旦从“中国中心观”出发，人们则可以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历史其实一直有一条“剧情主线”，甚至于能够“奇妙地发现”，“在1800或184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所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十九乃至二十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具体说来，柯文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的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和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诚然，中国历史有它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近代以来西方势力的入侵并不能使这些“本土问题”归于消湮无踪，而且它还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程度不同地起着作用——近年来美国史家和中国史家在对它们的关注和研究上都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强调本土问题的存在和影响是必要的，而把中国近代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后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说成是自十八世纪甚至更早就延续而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的结果则又似乎太过了——这倒隐隐约约让人想起了我们自己曾有的一个提法：若非外力干扰，中国社会也能沿着自己的内在规律“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这两者的设定是一样的：有这么一个固有的内在结构、趋向、或“规律”，只是结论不一样：我们说这个过程已因西方的侵略而被打断了，而柯文说它没有“中断”。
　　我看，一条没有中断的“剧情主线”的假设，是和西方冲击改变了一切的说法一样成问题的。诚然，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固有问题和内在矛盾，而不是简单地把一切归因于“列强”，确实有助于对许多问题探讨的深入，由此也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比如：更多地揭示农民起义发生地人口、土地、资源的压力和地域特点；把改革运动更多地与“国内改革传统”联系考察；探讨反洋教运动所隐含的绅权、教育权、官僚的权威、会党的密谋等。但是，超乎这一切之上的，还有个时代问题，或者说，那些固有矛盾的语境转换问题。假定我们如柯文所要求的“转而对中国历史采取一种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那就更不能回避，中国这个“中心”当时所面对的中心问题，却恰恰正好是西方列强的存在和东来，及其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正好是如何“回应”这个“冲击”的问题——它确实构成了百余年中国上层人土和知识精英思考的“中心”。正是我们自己，近代以来始终把这“回应”当作一个首要任务的。看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上世纪初的中西文化讨论中的言论，再上溯晚清士大夫中“睁眼看世界”的那些人的忧虑和言说，乃至李鸿章等人对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触和震骇，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关注表象背后的“实质”——“内在结构和趋向”，当然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任务，但这种关注似乎不应该导致对前贤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进行的理性思考的全盘忽略和否定。而上述所有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这些人物，在自己的主观意识层面上所最为关注和最费苦心思考的恰恰就是如何应对这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比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提出应该是早得多了。当然，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我们也发现，确实有很多思想、行动，其实不属于“对西方作出的反应”，而只是对自己固有问题的反应；但问题在于恰恰是中国人自己，把这一切都看作“回应”——它有种种原因：出于文化隔阂的误会，出于派系政争的蓄谋，出于心理的需要、宣传的需要、社会动员的需要、或者意义追求的需要，等等。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使“回应”成了中国人的一种解不开的情结、避不开的语境——直到现在，我们在自己的种种举措中，不是时时、处处都还体现着一种“回应”心态？
　　由于过于执着于自己的新模式，柯文在论述过程中的某些提法，似乎也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比如，他认为，“作为整体的西方”，“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过任何冲击。”他为此举例证明，十九世纪远离西方到中国的传教士，“本来就很有可能不是典型的西方人，而且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典型”。尤其是这些人来华后学中文，采纳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在新的环境接触交往中开始经历一个文化混杂的过程，柯文认为他们更不是单纯的西方人了，而变成了“在中国的西方人”（Westemer　in　China）。而且当西方的制度经由中国的改革家予以倡导时，与西方冲击的发源地又远隔了一步，柯文说，“在当时情况发生时，西方冲击和中国的各种人物与政治斗争绞成一团，构成一个难解难分的网络。”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环境，柯文称，“冲击一回应的传统分析框架是否能起作用就大成问题了。”
　　西方人和西方模式在中国环境中发生的变化能说明他们不代表“作为整体的西方”对东方构成了“冲击”吗？我以为未必。无论“西方”本身怎样自相矛盾、扑朔迷离、错综复杂（这些对于其本身的研究者来说，当然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但是对于当时尚处于自我封闭和对外隔绝状态的东方世界来说，它就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存在和象征。且不说百余年前对其知之不多的国人只能把它视为浑然一体（一如其时西方人之视东方），即使对西方的了解到了知其所以然的更为深入细致的阶段，对于东方文化、东方价值系统、东方社会来说，“西方”也仍然还是一个与自己非常不同、相当对峙着的异质存在。当然不能始终只是泛泛地、笼统地、大而化之把它与东方文化、东方社会对举并列地谈“西方冲击”，而必须具体区分其各部分在此“冲击”中的不同影响和作用（真正的学术研究的空间也正由此展开）——但是，由此否认“西方”对“东方”构成了整体性的冲击，从而想在“东方”自身内部去寻找、发掘出一种可以取代“西方冲击”的内部动因，却显然不符合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从民众到文化精英）的心路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如何“回应”西方（包括如何继承、延续、振兴自己的传统文化，其实也都是为了作出一种有力的“回应”），始终是中国人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面对的一个设问和挑战。
　　柯文在他的书中表示惊讶，“真是怪事中的怪事：局外人向一种局内的观点靠拢，而局中人却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他怀疑这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对西方入侵的一段经历记忆犹新，积怨未消，就很难接受一种冲淡帝国主义在他们过去一百五十年历史中的作用的估量”。这或许未必。对于中国的“局中人”来说，尽管可能有些人还不能完全排除“积怨”之类的褊狭心理，但近二三十年，中国史家的自省或许并不比美国史家少，对于理性的研究者来说，对“冲击一回应”之类模式的潜在认同不单是一种习惯，也还包含着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感悟和对现实的思考；无论如何，中国在近代所遭遇到的西方冲击是把这个民族推出了其自身逻辑的既定轨道的——无论其固有问题是否延续，如何延续，或者是“中断”，超乎这些之上的始终是如何应对外来冲击的问题，而且，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上与世界的联系的日益频繁密切，这个问题继续存在，没有随着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的过去而消泯，甚至于更加凸显，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心态，使百余年来的中国人始终像在面对着一个太强有力的参照系。这其实也并非是一种虚构，二三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或者说，不得不是、必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里对此不是有着经典的表述吗？无疑，这个所谓“西方中心说”中已然包含着严厉的批判：世界近代史上这“西方中心”的二三百年是充满了“血与火”的。现在“美国史家”对此进行自省和批判，否定“西方中心说”，多少说明了他们更加走向成熟，更加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且倡扬多元文化的原则，也说明了他们力图超越旧模式——“思想上的帝国主义”——的努力。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在这同时又以别人是否接受他们的新理论来判断别的“局中人”是否已经成熟，岂不又是一种“帝国主义”心态了吗？


三个成吉思汗？
■　杨风华
　　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东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文化，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蒙古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支，但从其内涵来说，它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一个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现出颇为异趣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形象。
　　一、《史集》里的真主之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6年灭掉木刺夷国，征服了伊朗全境，接着，又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灭掉了伊斯兰教哈里发阿拔斯朝，在以伊朗为主的西亚地区建立了蒙古大帝国版图内的伊利汗国。在伊利汗国建立将近半个世纪时，旭烈兀的曾孙、第七代伊利汗和赞，为了让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的历史传诸后人，于伊斯兰教历700年（公元1300年9月15日~1301年9月5日）下诏让他的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史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瀚的历史巨著，它包含有研究中世纪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研究蒙古史、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拉施特与侍奉蒙古罕的许多伊朗官员一样，是个速菲派伊斯兰教教徒，他的《史集》里多次出现“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