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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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的体制上来说，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以上不同是造成两国表现出很强的差异的重要原因。
我来回应一下刚才Vinod Rmna提的问题，既然印度是一个比较早地体现西方民主化、市场化体制的国家，为什么西方大资本反而不愿意进入印度？Vinod Rmna说，2002年只有20亿外商直接投资（FDl），在中国却高达400亿，今年还在继续增加。中国已经在去年成为世界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大于美国（美国大约370多亿美元，中国超过400亿）。其实道理很简单，印度不能有大量的外资进入，是因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资本在印度的民主体制下所面对的是社会反抗、公众舆论和各种NGO的监督，这些使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易成本上升得很高。
可为什么中国去年的外资会超过美国呢？我们很难用一般的理论来解释。在最近做有关的比较研究的过程中间，我提出了值得讨论的观点，就是：我们恰恰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国内的资源，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而这一条，在这种资源相对紧缺，人口比较庞大的国情矛盾制约之下，一般是很难完成的。比如印度，与我们一样资源短缺人口膨胀，但因为大多数人是无条件分享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的收益的，它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因此无法产生国家资本完整的占有全国资源的制度条件。而人口大国恰恰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就只有在中央集权那种条件下才能快速实现工业化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
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历史，就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国家工业化必须的原始积累——政府集中控制资源，投入于国家工业化。我还认为，不同的原始积累过程，就产生了不同的制度类型，因为原始积累之后必然有一个资本的权利结构和收益分配结构，权利结构和收益分配结构恰恰是内在地决定制度的基本内容。
把中印两国工业化过程加以比较，我们看到，印度恰恰没有这样一个国家集中控制全部资源，然后以极低的成本把它用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过程。如果再进一步比较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会发现，墨西哥、巴西都曾经有过一段军事集权，以军事集权来完成国内资源的动员，完成一个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一旦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就意味着有了一个社会化大生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当然就要求大规模交换，也就会要求市场化，进一步就会要求加入国际分工。所以，1956年的苏联就是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提出加入国际分工，于是就有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路线，赫鲁晓夫提出“三和一少”。而中国也恰恰是在七十年代，进入我们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也基本形成了国内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的时候，开始了对外开放，逐步加入国际分工。如果做两国比较研究，那么在这一点上，印度不像中国有过这样一个三十年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
另外，为什么中国显得特别像一个资产池呢？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全部被国家银行收了，转变为基础货币增量。这是因为我们国内形成的一块很大量的实物形态的工业资产，以及这个庞大的工业资产进入市场、对大量的货币形成需求。这是相对比较合乎逻辑的对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解释。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基本是没有进入货币化过程的。我在文章里老举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在1978年老百姓的存款总额只有226个亿人民币，现在社会存款大概是十几万个亿，M2（流通中的货币总规模）有大约20万个亿。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多少百倍的增长。在原来的国家垄断条件下，中央政府一统天下，一切资源都由国家调拨。计划控制的物资交换不需要以货币作为交易中介，或者计算交易量。现在改革了，物资一概进入市场交换，进入市场交换就需要以货币为中介，货币就大量增加印发出来了，简言之，这就是所谓货币化的过程。
中国恰恰是处在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条件之下：原来的计划体制的控制大部分已经放开，现在主要表现为金融的高度垄断和人民币不对外。因此，我们的货币化还主要是用中国的人民币来实现的。（无论期间有多少金融腐败，反正是拿钱的也是以中国人为主）大量的货币化收益不仅是留在国内的，并且是被中国的政府部门、银行乃至于社会公众分配了的。北京至今仍然是维持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最明显的地方，也是中国金融部门最集中的地方。 在这个要点上，中国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尤其是苏东国家，没有来得及以增发本币来实现经济货币化，就由于私有化和政治改革而失去货币主权，当然会跨下去。如果按日本提出、西方附和的某种主张，我们现在开放货币市场，那就意味着国家丧失了货币主权。货币主权是经济主权的核心。因此，应该坚持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或先以增发人民币来实现自我货币化、自我资本化，使得中国经济转轨和增长的收益大体上能够留在国内。因此我对于苏联为什么解体的分析与一般的观点不同，就是因为美国人给设计了私有化计划，让它一夜之间开放，那是一个陷阱，因为它没来得及以自我货币化自己国家的资源和实物形态的资产，美元一下进来了，卢布从原来1个卢布换2．8个美元变成1个美元比4800个卢布。
主要教训是：国家货币主权的丧失，就意味着听任西方的过剩资本来资本化俄国的资产和资源，俄国的国家经济就垮掉了。
虽然过去的计划体制给了大家很多不好的感觉，但其实质是：全民投入“剩余价值”，全民忍受被剥夺的痛苦，最终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当后来产业资本形成，不得不大规模交换的时候，要求开放的其实是商品市场、原材料市场；没有必要完全开放货币市场。大量货币增加发行所产生的“铸币税”没有流失，仍然是国家分享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方式和中央政府的主要收益来源。这个自我货币化，自我资本化，恰恰是各种转轨不幸中的大幸。
这是我个人对于中国为什么跟印度不同、跟苏俄不同的解释。
我们再看乡村。印度的乡村虽然也存在人口过剩、土地资源紧张，但是印度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比我们多大概一点几倍。因此到喀拉拉农村考察的时候，总的感觉是喀拉拉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似乎比较我们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或者是土地过少、人口却比较多的地区，维持得还可以。我国三千万极端贫困人口集中的那种地方，土地资源太少了，老百姓家徒四壁。另外一条就是，虽然也是劳动力过剩，但印度离中近东国家很近，大量过剩劳动力可以过海到人口相对比较少的中东产油国打工。我的印象是喀拉拉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比例达到30％。尽管那里一般的乡村和我们差不多，农业水平比较低，但其收入结构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外出打工者寄来的外汇。这一点也和我们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情况有相似性。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也是大量劳动力外出，到城里、沿海地区打工。所以，中印农村的基本矛盾、主要经济活动情况也有相似性。
不可比、不相似的地方是制度不同。制度不同分两类。
第一类是基本财产制度，印度是土地私有化的，中国是土地村社所有的，我们叫做“半私有化”，因为村社所有不是公有，本质上也是一种私有。村社所有的这种私有，是内部成员可以共享，任何外部的人或单位不得分享村社土地收益。因此才出现了一个超过外部一般经济主体的特殊主体，即国家。国家凭借行政权力，成为惟一可以占有村社私权、也就是村社范围内土地权利的主体，制度上是“国家垄断征占土地”。而在完全私有制度条件之下则不然，任何外部主体都可以在市场上去交易土地。所以，在基本财产制度上，中国维持村社的主要资源，就是土地的村社共有。而在印度是土地完全私有。这是第一个制度的不同。
第二个制度上的不同是，在印度，无论哪一级都是民选的。我们则是自上而下的。这是制度上很大的差别。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差别是：在喀拉拉左翼政党执政的条件之下，20％的财政资金是交给基层，由老百姓经过讨论，决策如何使用。而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要求村级选举了，但是，村级选举有资源吗？有资源分配的决定权吗？没有。于是乎，导致相当多的地方在村级选举的时候“找旧账”。那些发生矛盾冲突的地方，往往是由于过去累积的历史矛盾导致现在的矛盾冲突。因此我认为，如果真的要搞出一个农村基层的民主制度，就要给它新的可分配的增量，就像喀拉拉这样。假定国家真把国家财政开支的20％交给村级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来决定，那么，选举的健康程度会大幅度提高。这与学者们说中国改革是增量改革的道理是一样的。
很可惜，每当有了一些增量，就被现有的部门膨胀吸走了。
比如说1998年以来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国债投资中有大量用于乡村基层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电信系统的改造、电视电话系统的改造的资金，大概总量有几千个亿，这几千个亿一到基层，完全没有切块给老百姓，由老百姓决定到底如何支配，所以就导致国家的钱下到基层后，先是基层的部门膨胀，比如说给了电力投资，县电力局马上膨胀，先把这钱拿来吃了，喝了，盖楼买车，再让基层出钱。例如说，你村里面原来自己搞的变电所不行，应该收归电力部门统管，必须变成国有，才能保证设备继续更新，否则就违反电力法。我们的一些法律的实质是部门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本部门的利益扩张，使部门利益膨胀的行为合法化。现在有两千多部法律，为什么政府那些部门一抓贯彻，老百姓就有意见？就是
因为大多数法律是部门给自己立的法。现在法学界拼命强调照搬美国的法律，这是法律浪漫主义，或叫法制浪漫主义。不能以为搬一个法制来，这个国家就可以依法治国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维持了几千年的村社文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政府要想真的稳定农民和村社的话，那就请把增量资源像喀拉拉那样交给基层，基层自会按照它合理的运作规律去分配这块增量资源。这当然会形成稳定农村社会的制度。而如果硬要把美国人以极高成本维持的那个法制社会照搬到中国农村，就必然搞得鸡飞狗跳墙。
我们在喀拉拉看到，乡政府班子的干部很少，村里面开会也不像我们这样需要很多投入。老百姓之所以来开会，是因为他们知道当地的建设项目需要自己投票决定，所以他们的讨论也很热烈、认真，这就等于把村级的基层民主，村级自治的建设变成了真的。否则，即便不是假的也总有点运动群众的感觉。这是喀拉拉经验真正可取的那部分。从大包干以后，我们国家财政用于农村的部分，八十年代长期是低于3％，现在总的绝对值有所增加，比重也有所增加，但使用上仍然不是自下而上。
在乡村治理上，中国印度两国有很多可比性。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把一块财政资源作为增量交给地方作为治理的基础。结果是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印度朋友很不了解、大概也很难理解的现象：基层也是机构膨胀。当农村基层的治理也照搬庞大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时，你会发现，当国家无法支付这一新增的制度成本时，这种乡村治理就会变成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最终变成不可持续的制度，可见，在中国农村照搬现代化是太浪漫了。
中国农村现时的条件下，如果真想让农村治理得到实现，就请按喀拉拉的办法，切一块财政、切一块国家投资作为增量给基层，农村的自治就起来了。
适用技术与民众科学运动
MP Parameswaran（原子能科学家，“喀科运”及“全印度民众科学联网”核心成员）：
“民众科学运动”的起源是1962年，喀拉拉有一批科学家觉得应该在民众中普及一些科学知识和科学理念。大概十年之后，我们在一起回顾究竟做了什么的时候发现，我们想要传达给民众的这些知识很不够，因为我们太学院化了。我们只是传授一些书本上的知识，但是科学要发挥它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实践，科学应该在生产与生产活动中间。普及科学，一定要把科学与生产联系起来。而且我们发现，印度社会大概可以分为两个群体（我用的是群体而不是阶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其中一个群体是一个剥削的阶级，但是另外一个群体里面包括很多不同的阶层，因此我把它们放在一起，称它们是一个大的群体。这第二个群体不断地走向贫穷；第一个群体在不断地剥夺第二个群体的情况下越来越富。
当科学应用到生产和发展上时，会有两个效果。有可能在当前有好处，但长远来看，坏处更多；也可能会使少数人受益，但是，大多数的人可能却会因此受到伤害。我们发现，一些发展项目例如一些水利发电工程，对少数人来说是好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坏的。同样，一些污染非常严重的化工企业，或者是修建一些公路，方便了一些有车的人，对于其他大部分人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这个运动就是同情并站在受害的大多数这一边，来对抗少数得益的一边。因此，我们说的民众并不包括全民，所有的人，而主要是指受伤害的大多数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它当然是带有政治性的。但不是说它是一个政党，我们主要参与的是经济与文化这两个领域，不是政治领域。
在经济领域，科学的运用可能会对不同的群体产生不同的作用，就是刚才说的：少数受益，多数受害，或者短期有益，长期有害。既然我们站在大多数人的那边，而且站在长远发展的利益上，我们就要揭露、反对政府政策上的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仅仅是批评、反对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能够提出一些建议，一些可行的方案。
民众一般认为是应该发展的，不会反对发展，如果我们只有一种反对者的立场，一般人会认为你们就是反对任何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取得一种有示范作用的“另类”发展的经验。我们就开始从事民间规划运动，从不同的乡进行资源的调查开始，尝试一些新的能源项目或其他项目。我们发现，仅仅有科学、医学、生物学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技术，还需要建立一些机构组织来帮助农村的发展。这是我们之所以1987年就在喀拉拉建立了一个实用技术中心站的原因。这些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在乡村中很多聪明、有才能但是没有经过所谓的正规训练的人，通过运用这些技术的过程，使得他们变成训练有素的易于掌握技术的人。另外，农村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