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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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遴选的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研究所得的成果，把认知心理学应用到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人的决策的不稳定性，即经济行为中的非理性行为。
说实话，这一成果不仅是多学科交融的结果，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心理学的看法，并挽救了心理学的衰落地位，因为心理学并非仅仅可以疗治心理疾病，而且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实际问题。而在此之前美国国会科学委员会宣布，政府将大幅度削减行为科学（属于心理学范畴）的研究经费，之后英国医学研究会也宣布，英国现存的三个心理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心理学研究中心——位于伦敦大学学院的认知发育研究所——也将关闭。也许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能从某种程度挽救心理学。
诺贝尔奖文化体现人文文化
尽管由于文化、审美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不同而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和平奖受到一些批评，相当多的人也认为在这些奖项中或多或少地羼杂了民族甚至文化的偏见与歧视，但是所有人，无论其文化与风俗多么迥然相异，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多么尖锐对立，都不得不承认诺贝尔奖在这两个奖项上的独特的诺贝尔奖文化的特征和本质，即，它通过遴选、评奖和颁奖向全球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和呼吁关怀人、尊重人、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极力宣扬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尤其是对下层人、弱小阶层的关心保护，既是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所重视和表彰的内容，也是诺贝尔奖长期以来的价值取向，因而形成了诺贝尔奖文化的独特内涵与晶位，这种内涵也正是人类长期以来所提倡和推祟的人文文化（精神）的本质。
这种价值和文化观可以用叔本华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决不摒弃任何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是大自然安排和产生的作品。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伊朗妇女希林’伊巴迪，以表彰她为民主和人权，特别是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所作出的努力。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认为，伊巴迪在保护基本人权方面作出了贡献。伊巴迪本人则认为，如果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得不到尊重，任何一个社会都称不上是一个文明社会。她坚持伊斯兰教与基本人权没有冲突，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应展开对话，反对采取暴力行为。
诺贝尔奖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是一贯的，1979年特蕾莎修女的获奖更是这种价值取向的感人而生动的典范。一个小小的事件就可以明了特蕾莎为什么能获奖，也更能理解诺贝尔奖所认可、支持和赞赏并推崇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
那是一天的下午，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没有封盖的臭水沟里，特蕾莎修女发现了一名奄奄一息的老人，又脏又臭，行人都惟恐避之木及，但只有一位“天使”走近了他，这就是特蕾莎修女。她把他慢慢地扶起来，为他一点点地清洗，一处处按摩，换上干净衣裳，然后端来饭菜一口一口地喂他。由于老人极度的虚弱，整个过程整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特蕾莎的关爱并没有挽留住老人的生命，在落日的余辉里和渐渐升起的暮霭中，被特蕾莎握着手的老人感激涕零地说：修女，我活着像只没有人理睬的动物，但却死得像天使一般！尽管特蕾莎没有挽留住老人的生命，但却在他临终时给予了他最大的心理慰藉和关怀，让他感到自己像天使一样，哪怕这种感觉只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特蕾莎的这种行为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出生于塞尔维亚的她为了第三世界的穷人，多年来一直在印度帮助和挽救那些无衣无食的流浪者和穷人，至少让几千名这样的流浪汉获得新生或幸福地离开人世。
所以，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在为特蕾莎修女颁奖时，以极其感人、诚恳和质朴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布：她（特蕾莎修女）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
同样感人肺腑的是特蕾莎修女的答谢辞，她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人类世界做出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又对自己的行为原则做了诚实的解释：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奖项，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我既不说，也不讲，只是做。人类缺少爱心是导致世界贫穷的原因，而贫穷则是我们拒绝跟别人分享的结果！
没有人会对特蕾莎、伊巴迪的获奖持异议，更没有人不会为特蕾莎、伊巴迪的人道精神和人文关怀所感动，也断然不会有人可以否认诺贝尔奖所反映出的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弱小者关怀的价值观。诺贝尔奖文化的内涵还可以从下面一长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名单中体现出来：
1997年：国际禁雷运动协调员朱迪·威廉姆斯；1992年，危地马拉人权领袖吉戈贝塔·门楚；1991年，正在关押当中的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1982年，瑞典裁军部长阿尔瓦，梅尔达尔；1976年，旨在结束北爱尔兰宗教暴力的“和平人士社团”领导人贝蒂，威廉姆斯和马里德·科里甘；1946年，美国和平主义者、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名誉国际主席埃米利，格林·巴尔奇；1931年，在芝加哥为穷人安排社会工作的美国慈善家、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国际主席简·亚当斯；1905年，写了以反战为主题的《放下武器》一书的奥地利女男爵、国际和平署荣誉主席伯萨·苏特纳。
如果诺贝尔奖所倡导的人文（人道）精神能深人人心并成为人们的生活指南之一，现实世界的面貌将会极大改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我无法完全证明诺贝奖文化从属于或充实和扩展了第三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但是诺贝尔奖文化中所潜藏和喻义的很多事件却透露了它具有第三种文化的萌芽、本质和内涵。当然，这不仅仅是从表面看，诺贝尔奖既张扬科学文化，又表彰人文文化和人道精神，而是这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
斯诺在《两种文化》中说，文学知识分子在一极，而在另一极的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横躺着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解决的办法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世界级的科学家给非科学专业的学生上课；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大学，理科学生接受严肃的人文教育。
其实，斯诺的这种在两种文化之间搭起桥梁的解决办法早就被诺贝尔奖所承认了，因为它授予的许多发现和成果都是由受到这两种文化交叉熏陶的人所创造出来的。也即是说，生活与科研早就提示和说明了两种文化必然结合的趋势和结合后所能产生的惊人力量和丰硕成果。
诺贝尔奖获得者自身就是T形人才的结合，他们并非只是对某一专业精通，而是在精通的基础上兼顾其他学科，或者是在多学科的基础上加深发展某一学科，尤其是文理的结合，因此他们是“宽广的人”的楷模。获得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希林·伊巴迪，既是律师、法官、演讲家，又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200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之一、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科学家安东尼·莱格特在谈到他的学术道路时说，他最先感兴趣的是古典文学，当时的他并无意从事物理这个可能给他带来荣誉的学科。他的第一个学士学位是古典文学，后来才拿到了第二个学位——物理学学士。当问及学习古典文学的经历有无帮助他在科学上的建树时，莱格特说：“哲学让我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
2000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美国的赫伯特·克勒默也说，“我一直很喜欢哲学，我在学生时代修了很多哲学的课。”莱格特与克勒默的的经历便是对第三种文化的极好诠释。这样的例子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举不胜举，因此是一种必然和稳定的行为模式。
另一方面，顺理成章地，当各个学科，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使得人变得渊博起来时，他们探索的领域也会必然变得宽广和深厚，在两个和多个学科的交叉点和结合部就会比较容易地获得成果，发现前人所未曾发现的东西。这在诺贝尔奖中也是不胜枚举了，比如，如果没有物理化学家弗兰克林利用物理化学知识在研究中获得在不同温度下的DNA X射线衍射图，沃森和克里克是难以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
诺贝尔奖文化可以作为第三种文化来解释的原因还在于，它所颁发的奖项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知识和技术的结合，因此给人类一种自然的哲学提示，它反映的是人类知识的分久必合和合久必分的循环原理，但每一次循环都比原来意义上提高了一个层级。在远古时代，人类知识没有分科，都统归为哲学。只是到后来，人类的探索越来越多和深入，各种分门别类的学科才一一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在思维和指导方法上仍然离不开哲学这个母体，就像鹰思恋着山林，儿眷念着母亲。所以在西方无论什么样的学科都以拿哲学博士为最高荣誉。
今天，诺贝尔奖有很多都颁给了多学科结出的硕果，说明多学科的结合成为多出成果和出大成果的理想通途，因此分久的学科现在又在开始融合，比如生物化学、生态经济学、科学文化、心理哲学等等。所以，曾先主修英国文学后来改学化学，并因此而获得198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亨利·陶布感慨地说：“很难理解，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的人以不懂自然科学为荣！”尽管陶布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但仍然为自己没有获得更多的第三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熏陶而遗憾。
生活的需求和诺贝尔奖文化的推动，必然会使第三种文化在今后成为人类的选择和历史发展的方向。
传播学是什么
■ 陈卫星
传播学是什么
传播这个词在西文中的拼写是…MUNICATION。在希腊文中，MUNI…CATION源于两个词根，其中CUM是指与别人建立一种关系，MUNUS意味着产品、作品、功能、服务、利益等。MU…NICATION的意思就成为共享、共有。古罗马时期的政论家西塞罗（Ciceron）把…MUNICATION定义为把握一件事情或者是与别人建立一种关系。这样，拉丁语中的MUNICATION的意思就是沟通、参与。后来，MUNICATION这个词就意味着一个发送者，一个中介和一个接受者，从而界定人与人之间的传递关系和交换关系。
传播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只要在人们之间产生关系，只要传播活动中采取一定的技术形式和表现手段，只要有传播效果，只要存在决定传播价值导向的传播制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更为密切和复杂的可能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一直在改进对于周围事物的信息的接受能力和吸收能力，同时又设法提高自身传播信息的能力、速度、清晰度和便利性，不断更新信息传播的技术和方法论的思考，使传播成为社会发展的生产性要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信息传播技术是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模式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信息传播的技术网络成为一个社会发展形态的神经系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在和日本等外国客人谈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时，就注意到发展信息传播事业的重要性，由此推动有关部门后来制订优先发展电信传播的政策。仅仅二十来年的时间，中国的固定电话用户从三百多万增加到47200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到25000万户，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大客户群的电信传播网。与此同时，互联网上的中国网民总数在2003年达到7800万，上网人数已经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在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社会。这两个领先世界的数据透露出传播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性的一个侧面。
按照福柯的理论，话语作为基本的文化符码，统一控制着认知图式、语言和什么是“知识”。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因为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由与其他话语的关系来界定的，并以复杂的方式利用其他话语。西方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在知识庙堂中堂堂正正的学科是从1960年代开始。传播学代表了一种研究传播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e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传播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人手的。理解传播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如果以今天的西方传播学研究为参照，研究的硬件范围主要有三大板块：电信、媒介和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电信板块包括电话、图文信息、通讯卫星、传真、远程数据传输、调解器、数据库等；媒介板块包括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和广告，与之相关的有通讯社、文字处理、编辑出版；而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这个板块主要包括多媒体应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这几块都属于社会的生产性领域。而从知识谱系来看，涉及到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经济学、政治学、生物学、控制论和认知科学等，当然也还有与传播话语结构相关的语言学和文学以及与市场和行政相关的管理学。这一方面不断提出传播学本身的学术合法性问题，同时又推动传播学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和挪用来建构自己的学术自治地位。因此，多元性和爆炸性就形成传播学发展的内部张力，形成各种复杂的交叉视角，如物理和非物质的网络，生物和社会，自然和文化，微观和宏观感知，村社和全球，施动者和系统，个体和社会，自由裁决和社会决定等。所以说，把硬科学与软科学相结合，把科学实证与人文反思相结合，把工具理性和社会批判相结合，是当今传播学目前的学术发展趋势，既不断扩大传播学的社会服务面和影响面，也是在参与社会建构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传播学这个概念得以成立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传播学这门学科在西方都还很不成熟。虽然有经验—功能主义学派、控制论和结构主义方法论三大基础学派的崛起（陈卫星：《当代西方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在大多数情况下，传播学的理论概念还基本上停留在一个线性观念上：一个信息源发出的讯息经过一个管道到达接受者。传播的功能还更多地被简化成说服，传播学家还多半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数学家或政治学家，涉足传播学的目的还只不过是检验他们自己的一部分理论，这形成了传播学的多学科和交叉性特点。1980年代在中国获得名气的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SCHRAMM）是一位著名的传播学教育家，他在1963年出版的《人类传播学》（TheScience Of Human munication）一书中指出：“传播学不是一个我们称谓物理学或经济学那样的学科。传播学更像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有很多学科予以穿插，但没有停下来。”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门类相比，这是一个少有的学术现象。一般来说，一门学说，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好比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中期成为最有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