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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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毛泽东最终做出的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并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尽管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但从主要方面说，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后，协调与合作已经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的主流。
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中的合作
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囿于史料的限制，对朝鲜战争时期中苏的全面合作关系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作者在第五章《迈上新台阶——在战争中全面合作的中苏同盟》中以及在《余论》中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朝鲜战争期间的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和《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以及《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等专题中，作者通过大量的档案文献以及口述史的材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究，其论点和结论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瞩目。作者强调的是，从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看，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从战争到和谈，从战略方针到战役指挥，甚至在战术运用和后勤供应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都征求并且尊重斯大林的意见。
作者从中苏之间的信任和理解这个角度，论述了中国和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面合作的同盟关系。毛泽东决定中国出兵以后，斯大林做出的最快反应就是立即命令苏联空军投入掩护中国军队后方和运输线的战斗，而没有等到两个月以后。不过，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同时，在战役的指导思想的研究上，作者分析了国内战争的经验对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的军事指挥上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即通过运动战大规模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朝鲜战争初期的战果更使他相信这是行之有效的战术。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他仍然主张采取这样的战术。当毛泽东把这一看法告诉斯大林，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毛泽东则接受了这一意见，此后的战争便是以阵地战为主了。另外，作者通过两次战役后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个案，论证毛泽东和斯大林在战争指挥上的协调和同意。在这一问题上，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建议部队进行休整，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这时，斯大林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
作者通过大量权威的具体数字，系统论述了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论点。他指出，俄国档案文件显示，斯大林基本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对中国空军的援助，如用米格…15替代米格—9，从而保障中国在空战中的机型性能不低于美国的“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作者还通过口述史，论证了通过朝鲜战争中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轮番赴朝作战并配置整套苏联装备而实现改装的。这一历史的考证对我们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历程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对朝鲜停战谈判，作者的解释是：当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后，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调，促成苏联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马立克提出了立即停火的主张。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当谈判陷入僵局时，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共同说服了金日成。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通过其立论的严密、论据的翔实以及作者对史料掌握和运用的娴熟于心和成竹在胸，不仅反映出作者本身严谨的治学经历，而且再一次展现了作者驾驭史料的功力、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缜密的分析能力，充分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严谨求实的学风。书中论述的所有问题，都是作者近年来根据最新解密的多国档案文献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利于提出和重新探讨朝鲜战争研究中的某些结论。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作者为中苏同盟的兴衰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在作者看来，虽然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这次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月R从的地位。而这就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的一种分裂因素，特别是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这种状况只能是暂时存在的，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势必会将对斯大林的怨气发泄到苏联未来新领导人的身上。由此结构，作者提供了朝鲜战争和中苏同盟兴衰两者之间互动的动力、进程和后果。毫无疑问，这一力作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国际冷战史新研究”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化，特别有助于丰富对朝鲜战争和中苏同盟演变的认识和理解。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著，广东人民出版杜2003年月版，25．00元）
不妨树一面旗帜
■ 邓遂夫
为了满足一些读者和网友的要求，我把自己二十余年来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论文及随笔漫谈结集为这本小书出版。却心血来潮地给它起了一个略显异样的书名——《草根红学杂俎》。
贴上一个“草根”的标签，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倒像是恰如其分的对号入座。当然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面对近年来在红学界愈演愈烈的门派倾轧、排斥异己，我一方面深感再陷入其间恐难应对；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就此罢手，永别红坛。故而决心步周汝昌先生后尘，索性远离那个学风日下而有欠公正的队伍，融入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更宽泛更自由的营垒中去。
其实，这个营垒历来就香烟不断，聚者甚伙。从根柢上讲，我打从步入红坛起，一直都是这个营垒中的一员。只不过这个营垒从来就没有一个可以借以凝聚、惺惺相惜的旗号和阵地。但不能不承认，目前仍坚持在红学领域里“人自为战”的这类非主流、非正统、非专业的研究者或曰爱好者，其人数之多，潜力之大，影响之广，实不亚于被某些自以为“正统”的人所把持操纵的少量“正规军”。而另一方面，正统人士对这类研究者的不屑、鄙夷、排斥、压制，也须臾不曾停止过。柔弱一点的，便只好偃兵息甲，避而远之；像我这样稍顽固的，虽也在我行我素地继续作战，终不免瞻前顾后，大有迅翁当年不得不“横站”以防背后冷箭之忧。堪称当代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先生，亦愤然宣布“退出红学界”，便是一个显例；近年于红学颇下功夫的著名作家刘心武所受冷遇和讥诮，则是又一显例。
然而红学这门学问就是有点怪。它总是不以少数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顽强地生存和蓬勃地发展。因为它在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的潜意识里，从来就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门学问的历久不衰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而集中体现在一部伟大巨著中的一个极特殊的文化现象，也是《红楼梦》和曹雪芹本身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魅力所使然——就像英国的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对于英国民族一样。
有鉴于此，不妨借拙著出版的机会，冒昧地给自己、也给和自己相类的同道树一面旗帜——草根红学。甚至还想在不久的将来，邀集一些有志于此的同道们，辟出一块真正能够正常开展学术争鸣的生动活泼的红学园地。
所谓草根红学，只不过是借用了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中常常提及的“草根文化”（grass…rooted culture）这个概念，来标榜像我这样非专业、非主流、甚至纯然出自民间草泽的人所构成的边缘红学研究群体，使之区别于那种固步自封、惟我独尊的所谓“主流红学”或曰“精英红学”、“经院红学”。
区别于对方，不等于拒绝对方。更希望与对方在并行不悖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接近，正常沟通，乃至最终达到融合——这应该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毋庸讳言，至少在现阶段，草根红学自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和独特优势。它在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普通读者中更具亲和力，学风更纯正，文风也更生动灵活，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劲的生命活力。一切禁锢和蔑视都无济于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也。
这本文集，收入了我1979~2003年整整二十四年间所零星撰写的长长短短的红学研究论文及随笔漫谈文章共四十篇。除过去曾收入《红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的《曹雪芹续妻考》、《｛红楼梦）主题辨》、《（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等二十篇均悉数收入外，还收入了近年新写的二十篇。这些新写的文章大都公开发表过，如《重新解读（红楼梦）》、《“绛洞花主”确属后人妄改》、《红学的世纪回眸与前瞻》、《红学兴衰漫议》、《走出象牙之塔》等；少数篇章则属首次面世，如《｛红楼梦）成书问题对话录》、《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关于所谓｛旧雨晨星集）的访谈纪要》、《考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北师大藏本的内幕》等。
收入这本文集的文章，别的不敢说，在内容上应该是丰富的，几乎涉及到了红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观点上，亦非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更不是信口雌黄，故弄玄虚，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所发表的个人新见；在文风上，也力求克服在学术研究中常见的八股腔和酸腐气，尽可能做到生动活泼，雅俗共赏。但总的说来，还是带有明显的草根文化气息，有别于那些正统的红学研究著述。
毫无疑问，我的这些文章的产生，或多或少都受到过红学界前辈著述的启迪与滋养，这在我的文章里大都作了说明或注释。但我必须再次明确表达我历来治学的一个基本信条和理念：绝不盲从任何一位前辈，更不承认自己属于过去的任何一个学术流派。毕竟，只是漫漶于山野的草根而已。
可喜的是，刚刚出版的周汝昌新著《红楼夺目红》，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印了四次，可见读者之踊跃。被正统人士所不屑的刘心武和周汝昌之间的论红通讯，日前喜获《文汇报·笔会》征文大奖，更见出知识界及传媒对学术不分轩轾的热诚。
看来，有草根们喧阗造势的红学的春天，亦如大自然的春光一样近在眉睫了！韩愈诗云：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草根红学杂俎》，邓遂夫著，作家出版社2004年1月版，26．00元）
作为外交官的经验告诉我，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思想世界，最简易和最让人舒心的办法之一是阅读优秀作品的代表性汇编。优秀作家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抓住人们心灵深处，比历史研究著作或游记的刻画更能揭示民族特性的情感和思维方式。
我深信，这也正是杜钟瀛挑选和翻译《芬兰短篇小说选》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它将为读者开启通向了解芬兰社会从十九世纪末直至今日发展的大门。借此，通过目光敏锐的作家和深刻的思想家，人们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个时期进行观察和分析。
被译成中文的当代芬兰文学作品为数极少，因此《芬兰短篇小说选》为用中文出版的芬兰文学，——我还希望也为用中文出版的整个欧洲文学，填补了重要的空白，给爱好文学的中国读者提供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得到尽情欣赏的机会。
鉴于以上，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杜钟瀛大使精选和翻译出版这部选集是真正的文化之举。选集和译作，始终反映着作者的个性。杜大使以这部选集为他赢得了芬兰语文学作品重要中文翻译家和我们两国间文化合作重要支持者的不可改变的地位。今年是以雪尔薇，吉科宁夫人——她的一篇作品也在选集之中——率领的第一个芬兰文化代表团访华五十周年，可以认为，正是这一访问开创了芬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本文作者系芬兰驻中国大使）
（《芬兰短篇小说选》，杜钟瀛译，昆仑出版社2004年1月版，25．00元）
沈永赋先生的《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欧美文学论稿》是一部见解新颖，学术上颇有建树的论著，反映出作者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厚积薄发，持之以恒的精神，读后令人击节赞赏，兴奋不已。
论著既精且专，所研究的范围涵盖了世界文学史上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欧美国家特别是法国文学中的重要发展阶段，书中既有对于大的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的理论探讨，又有对于重要作家笛福、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莫里哀、莫里亚克、萨特等人作品的分析，有史有论，含英咀华，多姿多彩，是近年来欧美文学研究也是整个世界文学研究中一部既扎实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弥足珍贵的是，作者显示了感悟艺术作品美学品味的能力与思辨能力的有机结合。书中所提出与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对于当代学术研究都是有创新意义的，作者都能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如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消解”与“解构”、后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特性等。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长期教学与研究实践中所具有的努力探索，注重创新的学术品质。
世界文学研究的学科在中国历史并不太长，但却是一个充满争议而又在争议中迅速发展的学科。
仅从这个学科的命名来看，就可谓变化多端。起初有称为“欧美文学”或是“西方文学”的，以后把东方文学纳入，称之为“外国文学”，稍后，又变成了“世界文学”。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教育部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定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这尚且不算在外文系开设的各语种的文学研究，如英国语言文学、法国语言文学、德国语言文学、俄国语言文学、日本语言文学等，这些学科虽然与中文系的欧美文学等不同，但彼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中，又具体划分了欧美文学或西方文学、东方文学等不同专业方向。这就使得这个学科的规范变得相当宽泛，也因此招人物议。
古人尝言：“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正其名也”。世界文学的名称多变正反映出这个学科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初期，外国文学与文艺思想大量涌人中国，兴起了早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其中欧美文学研究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二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中期，特别是五十年代，中国高等院校受到前苏联文学的较大影响，俄国人的“外国文学”教学思想进入中国，俄苏文学占据了独特的地位。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