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件 收获 2009年第4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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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贫困的生活，虽无什么田产，却直到“文革”前还遗有“缥缃千卷牙弧蛑帷薄！�
在这个属于两兄弟的大家庭里，大姥爷常年奔波在外，连娶三任妻子都不幸早逝，姥爷不管家事，姥姥就理所应当地成了掌管家庭经济命脉和诸事的总管。姥姥出身于富裕人家，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她很快就把个二十多人的大家管得井井有条，成为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在母亲看来，姥姥之所以能够管理有序，是靠着封建礼教的力量，而这也正是促使她离开家的根本原因。
母亲这一辈共有六男二女，她排行老八，上面的几个哥哥都忙着在外面做事，且多数寻花问柳，有的娶了小老婆，有的索性弄个情人金屋藏娇。在这个已不富有却顽强地延续着礼教传统的家庭里，排在第一的是姥爷们，下来是儿子们、孙辈们，生活在最下层的永远是媳妇们。母亲眼见留在家里的嫂嫂们过着孤独愁苦的日子，她们移动着三寸金莲每天忙来忙去，活做得很多，吃得最差，总是受气，还要千方百计取悦男人，所有这一切都在她年幼的心中埋下了阴影。母亲虽是女孩，终因年龄最小受到宠爱，她顺顺当当地上了小学，受新文学影响读了不少小说，越发对封建礼教反感透顶，对这个家充满了厌烦。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家中明明是女人掌权，受苦受累的仍然还是女人。为此，她总是站在嫂嫂们一边和姥姥对着干，姥姥分配给各屋的东西等级不均也常常被她在送去的途中掉包，嫂嫂们喜欢她，称她“小姑贤”。
让母亲更加难过的还有她的姐姐。母亲唯一的姐姐排行老四，她生得娇小玲珑，眉清目秀，很早就顺从媒妁之言嫁人了当地豪门，当上了少奶奶。但日子依然不好过，在那个上有公婆下有小姑小叔、男役女仆一大堆的家庭里，矛盾重重，姐姐很难处理好那些复杂的关系，虽然她一个接一个地为那个家族生着孩子，却总是因为种种事情受到婆婆的训斥和他人的欺负，她备感委屈。
母亲记得很多次姐姐回娘家的时候，都是躲在娘的屋里哭诉，那低低的抽泣让只有十几岁的母亲感到压抑又气愤，这时候娘就连连叹气，赶紧指使嫂嫂们给姐姐的丈夫孩子做各种衣物往回带。嫂嫂们放下手里的事情一边小声地发着牢骚一边赶紧做活，生怕受到婆婆的责骂。每当看到这一切，母亲就有种说不出的烦闷，姐姐拉着她不停地抹眼泪，她觉得柔弱的姐姐真是又可怜又没有出息。她常常挣脱姐姐的手跑出去，隔壁邻居家架着秋千，她郁闷了就坐在那里，把自己慢慢地荡起来。她荡秋千的本领很大，双手紧紧地把握着绳索，不一会儿就能让自己飞起来，她飞得很高，高得平了秋千的横梁，高得像要冲上屋顶，飘向蓝天，只有在那一阵阵地上下起伏迎风飘荡中，她好像才能把那些压抑和烦恼抛到身后。
母亲在姐姐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前景，那前景让她不寒而栗，她表示坚决不裹小脚，不嫁人。山东人习惯早给女孩子找婆家，此时，已不断有人上门说媒，母亲索性申明，如要她像姐姐那样嫁人，她不是死就是走！姥爷姥姥谁也拿她没有办法，终于，她怀着“逃离”般的心情，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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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五舅到济南读中学去了。
母亲的姐姐一生并不顺利。公婆先后离去后，她过了一阵舒坦日子。丈夫做了伪县长，家中荣华富贵应有尽有，回娘家时坐着洋车，穿着呢子大衣、皮袄，脚下是尖头皮鞋，身后还跟着背着枪的勤务兵，好不威风。她的丈夫先是给日本人帮忙，后又为共产党做事，在解放广饶的时候立了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他抓到济南吃了不少苦头，共产党又出面把他放了；解放后他当了政协委员，“文革”中又被吓死了。在这反反复复大起大落的过程中，母亲的姐姐始终也弄不清这其中的门道，她只是顺从着丈夫，丈夫得意时她享受，丈夫倒霉时她受苦，丈夫最终被吓死，而她也就背着种种的罪名过着孤独难熬的生活。
母亲说起这些来总是哀叹姐姐没有读书，没有文化，没有自己的追求，一辈子只知道生孩子，顺从丈夫，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女人，而她正是看到了这种悲哀才立志离开家庭的，她说自己和姐姐是走了两条路的人。听着母亲的述说我却不止一次地在暗中揣测，那个传说中柔弱美丽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听亲戚们说，母亲解放那年曾匆匆路过潍坊，身后也跟着背着枪的警卫员，引起了邻里们的议论，他们想起了王家另一个女人曾经的风光，不禁感叹道：“王家的女人回来都背着枪！”
母亲和她的姐姐，她们之间有什么相同吗？又有什么不同？我真的很想知道。
上世纪三十年代，母亲做出了和她姐姐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选择。
她跟着五舅到了济南，一门心思投入了学习，在她看来，只有读书才能摆脱姐姐和嫂嫂们的命运。凭着她的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了全校总考第一的学生，并且因此而出名。那时候，学校为成绩最好的前三名学生免学费，结果母亲每学期都获得全免，家里原放话出来说如果不行就立刻叫她回去，见状也只好不再说什么。母亲在建国中学毕业后考取了齐鲁大学高中部，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学费较贵，母亲因为她的才学再次崭露头角，一位美国教师热情推荐她和一名男生去美国留学。可是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一向渴望上学的母亲已经无法安心读书了，她觉得上大学、留洋都拯救不了国家，于是毅然放弃留学的机会，在五舅的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活动。那个男生走了，后来就留在了美国。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向远赴美国的姐姐谈及此事，使我们在恍然中看到母亲曾经有过的那段梦一样的时光。她曾经是一个出类拔萃吸引着众多人目光的少女，生活在她面前展开了一幅五彩的未完成的图画；她曾经满怀憧憬来到海边遐想，当海风吹拂着她修长的身体时，她的心也鼓起希望的风帆。即便是战争来临的那一刻，她也有着多种改变命运的可能，她可以远渡异国，待战争结束学业有成荣归故里，也可以和学校一起南迁重庆，继续自己未完成的学习……然而，她都放弃了，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参加战争。时代的巨浪翻卷，带走了一代人的青春，要不是多年后一位老朋友通过母亲寻找当年去了美国的那个同学，或许她永远都不会提及往事。
几十年前的那个秋天，当秋风起秋叶落满地的时候，母亲和同学们手拉着手，脚跟着脚，相互搀扶着登上了巍峨的泰山。山上的柿子已经红了，谁也没有心思去动那柿子，更没有心思去欣赏那些风景古迹。他们住在山腰上，每天到泰安城里宣传抗日，远近的百姓不断地聚集而来，人越来越多，母亲每次都讲得汗流满面痛不欲生。一个月后，他们终于要撤离了，下山的时候，经过那些已经熟悉的石屋，一个经常出来问长问短的老大娘听说他们要走急忙端出水来，母亲喝过水，大娘抱住母亲哭道：闺女啊，这么年轻，身子又单薄，怎么能去打鬼子呀……老人那满脸皱纹、那凄苦的神情，让母亲又一次想起日日夜夜期盼着自己回家的娘……
母亲没有回头，从那里，他们沿津浦线向西，步行、拦火车一路颠簸到达陕西潼关，又过黄河到风陵渡进入临汾地带。母亲人了党，见到了杨尚昆和李伯钊，并接受他们的派遣到阎锡山部队进行政治宣传。第一次见到李伯钊母亲印象很深，“个子不高，敦壮，完全男式装束，极短的头发”。她立刻就喜欢上了那种完全男性化的装束，在她看来那就是男女平等的一种象征。母亲怀着欣喜的心情脱下了学生装穿上了军装，她很瘦，肥大的衣服套在身上很不合体，但用皮带在腰里一扎，却觉得十分精神，比什么装束都美丽，她也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戴上帽子几乎看不出是女生，她希望自己像个男人似地投入战争。
那半年多的生活充满了惊险，他们到阎锡山的队伍去宣传，惊讶地看到不少官兵都是靠两杆枪过日子——打仗的枪和烟枪。母亲负责六十六师三四一团的宣传，和那里的官兵熟悉起来后，又觉得他们很不简单。一天夜里，三四一团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团长和士兵们阵亡，母亲的政工队因为单独住没有遭遇不测，但那一张张朴实的脸却使母亲很难忘记。不久，日本鬼子打到了跟前，母亲跟着政工队撤到了黄河边，他们沿着黄河一路急行，好不容易才找到唯一还在自己人手里的渡口“龙王涎”。黄河涛声震天，岸边到处是逃难人扔下的箱子、衣物，死了的马直挺挺地躺在岸边散发着臭气，人们就靠吃马料、喝黄河的泥汤支撑。母亲他们清理了衣服，销毁了所有的文件，做好了牺牲或是分散的准备。那日，天昏地暗，风沙漫天，炮火已经打到岸边，他们在最后的时刻上了木船，几乎是紧跟着，日本人的马队就冲到了河边，疯狂地残杀了留在岸边的人。
在那段炮火纷飞的日子里，母亲依然对女性的地位特别敏感。一次在部队宣传，遇到阎锡山来视察，队伍整齐列队等待训话，母亲和几个女生也站在各自负责的连队里，阎锡山在山坡上看了一会儿却突然下令：“妇女同志出来另站一队！”母亲她们只好跑出来另站一队，母亲对此特别反感，觉得阎锡山真是名不虚传的封建军阀！而在那浪涛汹涌的黄河边，有迎接他们过河的八路军高喊：“让女同志和年龄小的同志先上船！”那是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优先照顾女同志，又是在危急时刻，真是终生难忘。母亲参加革命是为了抗日，同时更是为了寻求妇女的独立，1937年黄河边的那声呼喊好像唤起了她生命中的一种希望，她觉得革命就是解放妇女，在延安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妇女平等。或许正是在这黄河边，她默默地下定了决心要革命到底。
1938年4月，母亲几经辗转从山西“龙王涎”渡过黄河到达陕西宜川县境，她穿着长满虱子的棉袄，背着小破背包和两个女同学一起开始了向延安的徒步进发。有老乡告诉她们山路狼多，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打狼的棍子，经过了四天的跋涉，终于，在第五天的黄昏到达了延安。母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可到了啊！望着那延河潺潺流水，山峦上层层楼阁似的窑洞，又惊又喜……在这短暂的瞬间，把渡河前备受的困苦，在友军工作的惊险……似全丢在脑后了！
离开济南已有半年多的时间，这半年里母亲从学生变成军人，从小姐变成一个几乎不再具有性别差异的革命战士，其中的落差可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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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经历的磨难也绝非一般，但这些显然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总算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来到了延安。母亲说，从那时起她的心情变得明朗起来，离家的忧伤和焦虑没有了，“似全丢在脑后了！”
真的都丢在脑后了吗？我注意到母亲在这里用了一个“似”字，似乎她很快就适应了延安这个大熔炉的环境。在母亲后来的回忆录里，她写延安的新生活；写在庆祝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晚会上清唱一曲《借东风》；写毛主席作报告时她坐在主席身旁记录，那记录稿后来带在身上很长时间；还写同志间的关心和忠诚相待……生活虽然艰苦，但记忆中的一切却是那么充满豪情，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另外的故事，才知道事情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母亲到达延安时得到了比许多青年学生更好的机会，她被分配到中央党校21班，改名孟波生（后改为孟波）。和她一起拿着打狼棍子走到延安的两个女生，一个是她在建国中学最要好的同学，和她一同进了党校，后来成为母亲终生的朋友，我们从小就熟识的阿姨；另一个却在几个月后就离开了延安。很多年后，我听母亲提到那个走了的同学，说走的时候，她要去送，组织不同意，她却坚持要去，结果受到了批评。母亲说起这件事时，我正在当兵，是一个并不合格的军人，为七十年代军队过于单调的氛围感到苦闷和不适，母亲是在告诫我要遵守组织纪律的时候谈到此事，我记得那天，她望向远处的眼神有些不同。母亲的故事让只有二十岁的我听了感到惊奇，印象中延安是所有革命青年一心向往的地方，他们历尽艰险地奔向那里，怎么还有离开的？母亲不愿更多地谈及这个问题。记忆有时候就像是一个筛子，把那些不愿再看到的或是极力想遗忘的东西筛掉。
母亲去世后，整理她的遗物时，在她“文革”中的交待材料里我才对那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了了解。那冯姓女生是母亲在临汾民先总队认识的，她入党早，能讲不少马列主义道理，还在西安当过记者。她对母亲特别好，母亲对她也很亲近。冯到延安后进了让青年学生们羡慕的马列学院，但不知遇到了什么事情，她很快就感到失望，情绪也变得愈发坏起来。她对母亲说马列学院的有些领导水平很低还不虚心，她想要离开。一天，母亲接到她的条子说要走，希望母亲去送。母亲拿了条子去党校管理科请假，管理科的干部不准，批评她违反纪律，母亲不服，顶了起来，后来曹轶欧（康生夫人）在支部会上批评了她，说冯这个人很不好，不应再去接近她，并说母亲入党候补期满本是五月，但因为刚来觉悟低，推迟讨论。就这样，母亲又过了三个月才被允许转正。
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冯姓同学为何离开，而是那时候的母亲。显然，冯的离开在当时并不光彩，但母亲却是以自己的感情来处理问题的，毕竟她们共同走过一段难忘的路，彼此建立了友谊，而且她也不认为离开延安就意味着不革命（在一些人眼里那已经是逃兵了）。使她特别受不了的还有管理科的干部表现出来的那种专横态度，“他一开口讲话就像骂人，很厉害的样子”。敏感的母亲毫不客气地和他顶了起来，以至于直到母亲去世后一位阿姨对我说起来还在叹息，“她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成了母亲进入革命队伍后受到的第一个大的教训，也是她改造世界观的开始（直到“文革”中她还在批判自己当时“觉悟很低”），从那以后，她知道了任何时候个人都必须服从组织，以革命的原则为第一位。
我看到了初到延安的母亲，我猜想，那时候除了激动和兴奋，她一定面临着许多的问题，面对决意离去的好友的倾诉，不知她是否犹豫过？还有那延迟了三个月的转正，对她来说一定有着许多的不解和委屈，以母亲那样清高和倔犟的性格。要迈过这道坎也很不容易，但是她挺过来了，没有转身走开，因为走开的话她无处可去；也因为她心中存着更大的理想和希望；更因为她牢记着五舅的嘱咐，在那个红叶遍地的泰山上，她曾接到五舅托人带给她的信，“听说妹在抗战，很好！要彻底抗战，就到西北去找proletariate（无产阶级）。”哥哥的眼睛似乎一直在看着她……现在她总算找到了，怎么能放弃？她只有努力地批判自己，端正态度，积极靠拢组织，积极改造世界观……
母亲后来在回忆延安生活时绝不提及这最初的细节，似乎那只是漫长人生中一个短短的插曲，早已融化在历史的烟尘中。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