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感怀:境由心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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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由衷也罢，虚伪也罢，我却是真的惦记乡下的那片土地，惦记着当年帮我打过柴、担过水的小伙子，惦记着给我剪过窗花、纳过鞋垫的姑娘们，惦记着教我唱过信天游、给我讲过西北风情的老人们。不知和我一样年愈中年的伙伴们，日子过得好起来没有？也不知待我像儿女一样的老人，如今是否还健在？
前些年，在我们插队三十周年的时候，当年的插友张罗着过了一个“三十年祭”，也呼朋唤友的，商量着促成一次陕北之行。2001年，当我终于回到陕北，披着初春的暮色，又一次站在延河畔的时候，我眼中的乡亲们和乡亲们眼中的我都已是面目皆非。去年，几位老乡在他们向往了三十多年后，第一次来到北京，还千里迢迢地为我们捎来小米和红枣。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那段历史，学者们见智见仁，众说纷纭。亲身经历了那段生活，我不大同意一些史学家在书斋里的研究成果。中国是由一片一片的乡下和一座一座的城市连接而成的，只知道城市而没去过乡下，就永远不会了解中国。无论当年在乡下的体验怎样肤浅，也无论如今怎样远离乡下，我都在过去的日子里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中国乡下的泥土——我们生命的根。
来自乡下（2）
回首几十年生命历程，我不知道是应该诅咒，还是应该庆幸有那样一段不算长，却真正品嚼了的乡下的日子？
行走的生命
有一则字谜，谜面是“天有，地无；夫有，妇无；你有，我无。”谜底是汉字的“人”字，一撇一捺，就像一个分开两腿的人，它使我想起罗丹的一尊无头无臂，迈着大步向前走的青铜雕塑——《行走的人》。
人类天生长腿，自然要迈开来四处行走。我在美术馆看到罗丹这件从巴黎万里迢迢运来的作品时，在它面前驻足良久，被它所传递的执着而朴素的思想感动不已。
走路是人之初必须学习的生存技能之一，一旦学会，就可以怀揣梦想迈开双腿大步流星走遍天下了。虽然天下之大，不能走遍，但走就是希望。
人类好像时刻保持着一种开步走的姿态，如雨果所说：“我前去，我前去，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但是我前去。”《行走的人》所要表达的，大约就是这样一种昂然前行、义无返顾的精神。
同样是人在旅途，有人走得轰轰烈烈，步步不同凡响；有人走得默默无闻，几乎不留什么踪迹。无论伟人的惊天动地还是凡人的平淡无奇，人生无不始于足下。
世界军事史上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可能是人类最为悲壮、最为惨烈的行走之一。其实长征远不似我们想象得那样波澜壮阔，它实际上是被围追堵截的红军的一次死里逃生。据说，这支被迫北上的队伍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正应了雨果那句“我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我前去。”而无论选择长征在当时是怎样的无奈，事实上，这一走，不但使红军免遭灭顶之灾，还确定了它的最后胜利，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一个经典案例。因此，人们后来得出结论，无论遭到怎样的劫难，千万不要停步，只要一直走下去，就能绝路逢生。
不同凡响的行走，是一种境界；未留踪迹的行走，也是一种境界。
我少年时代有过一次壮举，是从北京走到白洋淀。那时学校停课，徒步“串联”之风正兴。我们少不更事，十几个人一串通，就背起行囊瞒着家长上路了。千辛万苦走到白洋淀，顶多四百多里，却留下许多可供三十年回味的故事。
在外地工作时，有一年参加赴陕北抗洪赈灾医疗队，队长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内科医生。当载着队员和药品的汽车离灾区还有一百多华里时，公路被山洪摧毁。队长在坍塌的路基上一挥手，说了一句“走！”当地向导牵着马，马驮着药品，我们跟在马后。第一天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基走了六十多华里，人人脚上起泡，一沾地就钻心地痛。第二天水涨路尽，我们绕道上山，沿着羊肠小径攀越，一天只爬了三十里。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眼前出现一片沼泽，马累跨了，陷进淤泥，人也精疲力竭，幸亏队长跃身从泥潭里拉出疲马。没有了退路，我们就背上药箱，在没膝的泥水中一步一陷，艰难跋涉，每挪动一尺都会消耗极大的体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在第三天，我们涉过十八里沼泽，如期到达灾区。这是在我没有什么色彩的一生中，最艰苦卓绝的一次行动，至今想起来，心中还会荡起涟漪。
后来就很少走长路了，连乘公交车都觉得辛苦，更不肯多行一站。但是感觉比过去活得更累，绝少再有探寻白洋淀的盎然兴致和挑战水灾的英雄气概。
其实，人类从学会走路那天起，就在不停地行走，生命是一行行脚步的连接。我们走路是面朝前的，似有目的，又似无目的，或者说走本身就是目的。如同那尊无头无臂大步行走的雕塑，并不知自己要去哪里。中国古代逐日的夸父，不就是这样一直地朝着太阳奔走、直至耗尽生命吗？
永远不要停下脚步，也许就是人类生存的意义！
图片：医疗队行进途中
梦里情怀
过大年
我最难忘的一次“大年”，是当年插队时，在陕北一个叫做石窑的小村子里过的。我们从北京出发的日子是岁末，冒着大雪赶在年根儿去延安，据说是让我们与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我们村的十六个知青，大部分不满十七岁，许多人第一次离家，更没在外边过过年。
陕北乡下过年，一进腊月就忙活起来，扫房、蒸馍、杀猪、磨豆腐，连前带后差不多得折腾一个多月。大年三十，家家户户挂对联贴窗花，喜气洋洋、红红火火。队里照顾知青，过年不用开灶，从除夕夜到正月初五，我们分散在老乡家吃饭。陕北人好客，尤其是那些家境稍殷实，又有巧妇做炊的农户，都愿意请人到自己窑里做客。谁想请哪位知青，便打发碎娃（小孩）前去接人，我们候在窑洞里，像农贸市场上等着买主的大白菜，让人家挑了往家领。有时几家争一个，还得村干部调解。
陕北的冬天，天寒地冻，来了贵客要坐热炕头。村民待客，男人才上炕，女人是要站在下面伺候的，以示对客人的尊敬。有时候客人相邀，实在推不过，女人才侧着身儿，半个臀款款儿地跨在炕沿上，但与人相视，便红了粉面，羞怯怯的。那份柔媚，那份文静，令我们这些大地方来的女知青相形见绌。
我们远道而来，被看作贵客，自然要坐炕头。可惜大家多不会盘腿，无缘坐首席，我仗着腿脚灵便，占据了炕上最温暖的好地段，受用主人布菜添饭，心安理得。
村民过年喝的多是自家酿制的米酒，那酒稠稠的，呈淡琥珀色，一口抿在嘴里，酸唧唧、甜丝丝的，那醇香绵长的美味，喝一口就忘不了。老乡说这酒不能多喝，若是醉了，比老白干还厉害。我不听劝，过年那几天，一家家地串门子，一碗碗地喝下去，喝得半醒半醉，就品出了各家婆姨的巧与拙。米酒酿得好的，油馍必炸得好，扁食（饺子）也必捏得好。这样的婆姨，模样多半儿俊俏可人。
那时我们知青不分男女，一律蓝制服，黑棉鞋，往那儿一站，像个粮食桩子，上下一边儿粗，没有任何美妙而言。而陕北女子却亮丽得多，虽说生活贫困，但女孩总有一件见人的衣裳，她们穿红着绿，剪裁精巧的中式小袄，把个窈窕的小腰身勾勒得曲线玲珑，俏丽无比，走在崎岖的小路上，越发显得袅袅婷婷，美不胜收。
说到陕北女子，自古有口皆碑。米脂桃花水养育的女儿自不必说，单是延安，也是美女如云。常年劳作的辛苦掩盖不住青春的活力，村里的未婚女子和年轻婆姨，一样的黛眉粉面，一样的明眸顾盼，一样的娇憨妩媚，一样的婀娜多情。她们那来自天地之间的灵秀和来自山水田园的淳朴，是一种绝非城市水泥院墙里制造得出来的美丽。
那时候陕北还很穷，村里人一年里总要有几个月吃糠咽菜。然而，贫困似乎不能泯灭人们生活的希望，也没有压抑人们过年的情致，当地人讲究过“富”年，过一个年穷半年也情愿。
三十晚上，全村人聚集在场院上，敲起锣鼓，响起鞭炮。村里那位远近闻名的“伞头”，带着一群青年男女踩着越敲越紧的锣鼓点，走起了“场子”。复杂的队形和流畅的行进令我们叹为观止，老乡拉我们加入，队伍立刻被搅得乱了阵脚，不知谁踩了谁的脚，谁撞了谁的腰。就这样和老乡一起整整闹腾了一宿。那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一夜，使我们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对亲人的思念，心中只有一个想头，欢欢喜喜过个年！
其实那个年并没有过出什么“革命”味儿，却是我经历的最难忘的大年。以至于在几十年后想起来，觉得喧腾的锣鼓依然余音萦绕，醇厚的米酒依然余香诱人！
那是一个我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亲历的真正意义上的过大年！
回延安（1）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诗中的意境，徘徊心中已久，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延安的向往与思念，一天比一天深切。
十八岁离开延安被招工到西安，一别就是三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搭上落实政策的末班车，回到北京时，已经年届不惑。
临行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回延安看看。结果转户口、订集装箱、打包行李，恨不能多生出两只手，哪有故地重游的闲暇？
动身那天细雨霏霏，离别之情油然而生。送行的都是异乡结交的挚友，隔着朦胧的车窗，看不出他们脸上流的是雨还是泪。
客居西北二十四年，回北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已经抛弃了我。
首先是没有工作，偌大的京城，竟找不到一只可端的饭碗；换句话说，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把职位提供给我这个既无像样文凭，又无技术专长的“大龄青年”——据说联合国卫生组织把青年的界限划定在四十五周岁以下；其次，观念和习惯已和当代北京人相去甚远：不会过马路，不会逛超市，甚至连公交车都不会乘，如在某站下车，不明白为什么找不到返程站——毫无单行线的概念。最要命的是口音也发生了变化，打个车师傅也要问：“您是北京人吗？”
终于被某单位当时的老板招至麾下。在听完我表白自己能够成为优秀员工的种种理由之后，他以入木三分的眼光看着我说：“你这样从小在外闯荡的人，肯定特能吃苦。”于是，我幸运地有了一个吃苦的地方。其实老板不知道，工作对我们来说，像游戏一样毫无负担并且快乐。感谢知青身份，使我们永远年轻有朝气，哪怕六十岁、八十岁、一百岁！
人过中年容易怀旧。转眼就到了想不怀旧都不能的年纪。所有的旧情旧事，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就是延安。回北京后，没少联络当年同窑洞住的“炕友”，商量着回村看看，却各自忙碌，凑在一起着实不易，事情一拖再拖，就到了2000年春末夏初。
那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趟差事。我因参加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的撰稿和宣传策划，陪几家媒体的记者访问延安。其实那种匆匆地来去，根本不是我所渴望的回首寻根。架不住导演和制片人撺掇，只好受命，顺道回访阔别三十年的故园。
出发在5月的一个艳阳天。大巴载着我们在首都机场停机坪绕来绕去，才找到将要搭乘的国产“运7”。和体形硕大、神气活现的波音767、空中客车相比，“运7”就像老母鸡翅膀下一只底气不足的雏鸡。狭长的机舱只有四十八个座位，我们一干人马占了近半，央视两个摄制组，加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足有二十多人。
“运7”飞起来动静极大，两个发动机高一声低一声此起彼伏，在强烈的气流中颠簸的飞机就像被疾风抛上抛下的风筝，搞得乘客格外紧张，不时有女士发出惊恐的尖叫，连我这样久经考验的老出门客也不安起来，心想这飞机要是出点麻烦，中国新闻战线可就损失惨重了。
经过三小时飞行，终于抵达黄土高原上空。透过密封不严的机窗，不但看见满目的浓黄，还嗅到了干燥的泥土味。就在心跳加快的当口儿，空姐娇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女士们、先生们，延安机场因沙尘暴关闭，飞机将改降咸阳机场。”猛跳的心，就像紧急刹车的发动机，一下子被卡在了喉头，一路上酝酿成熟的感情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当掉头南飞的“运7”小心翼翼地降落在咸阳机场时，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有惊无险，心有余悸，大家争执起来，有的要改乘火车，有的坚持仍乘飞机。巧的是，报社记者个个惜命，电视台的多为亡命徒，央视勇士云集，惟有一位资深美工反对“天上动”，最后扛摄像机的大胜耍笔杆子的。我本来是主张“地上动”的，也只得将身家性命交与“运七”。特意看了一眼那位美工，表情视死如归。
回延安（2）
咸阳一宿无话。
第二天早上阳光灿烂。在疾劲的西北晨风中，我们鱼贯登上“运7”。昨天的紧张心情随着沙尘暴的平息而消散，心情变得和阳光一样灿烂起来。经过几十分钟平稳的飞行，再次俯瞰脚下的一片黄土，只见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梯田层层，绿云掩映，机上别人尚可，美工已两眼发直，口中念道：“悲壮，悲壮！”我的心也再一次开始狂跳。
延安机场位于市郊一片平川上。走下旋梯，情不自禁地感情再次迸发，两行清泪水到渠成。有位好事的同行透露了我的知青身份，引起主人的热情与好奇。茫然地随大家上车，凝望窗外，两眼已不够用。农田、市场、教堂、街道疾速掠过眼前，宝塔山也终于落入视线。
咸阳耽搁半天，日程变得很紧。午饭后先到凤凰山勘察直播现场，接着参观枣园、杨家岭和四八烈士陵园。记者们大部分没来过延安，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枣园。春光下的园子草地翠绿、土窑苍黄，一对父子正为游人表演歌舞，父亲四十多岁，儿子二十出头，都是典型的陕北汉子：一样的高鼻梁，深眼窝；一样的宽肩膀，高身材。父亲看起来更酷，要是在张艺谋的片子里饰个角色，肯定能一炮走红。他们唱一曲信天游，舞一段安塞腰鼓，尽情投入，旁若无人。一行人看呆了，鼓掌叫好喊“再来一个”。看我们真心喜欢，父子俩来了精神，一直到我们上车，还追在后面载歌载舞，送出好远。我问陪同：“点一次歌舞多少钱？”陪同回答：“给也演，不给也演。老子是下岗工人，儿子是无业青年，天天来这里，挣多少算多少，说是给个工作都不换，他们爱的就是这号！”我听了心中一动，又有泪水想往出涌。
晚上当地政府为我们接风。席间宾主相互敬酒，我却早已心不在焉，对昨天耽误的时间耿耿于怀——本来打算请记者们跟我回村吃婆姨们做的陕北饭，因还要去富县和志丹县，这个节目只得被忍痛删除。善解人意的市卫生局司机小马问我：“你是不是真想回村？”我说“当然！”他推开碗碟，一腔丈义：“那咱走，我送你！”
我插队的石窑村距延安二十五华里。山路似乎还是原来的山路，川道却已变得认不出来了，汽车沿着延河蜿蜒北上，途经当年公社所在地河庄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