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一)-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诶胩墙鑫辶镏兜牡胤椒沙郏腥苏驹谔乔缴希涯芄豢醇炀锉男圩恕Ｃ娑匀诵幕袒蹋薅分镜奶牵治缴降谝淮尾四┤樟偻返目志甯小Ｎ吮Ｗ∽约旱睦铣玻治郊钡髯ど卤彼绲隆⒚字乃锍苛礁鍪亟幻钔蹙腹牡�70师、杜春沂的独1旅和傅春怀的独3旅加强太原城防；令正在晋南隰县、石鼓的李生达、杨效欧两部十五个主力团，向徐海东所部大举反扑。当时，晋军总指挥杨爱源、骑兵司令赵承绶都亲临汾阳督战，下令太原外围各县构筑工事，加强戒备。为了以防万一，阎锡山还命令守城士兵在绥靖公署大门前堆积沙袋，架设了十几挺重机枪，以保护自己的安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阎锡山宣布：“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5万元。”就这样，他仍心有余悸，称自己“昼夜策划，十余日不能安睡”。城外的徐海东还在继续唱戏，他带兵多年，深知国民党军队的秉性，在弄不清我方兵力虚实的情况下，决不敢贸然派兵出城交战。此时，程子华率红15军团主力也在太原附近地区展开强大攻势，相继攻克了许多重要城镇，进一步造成红军即将围攻太原的假相。就这样，已经上了圈套的阎锡山对红军攻打太原更加信以为真，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数电各路兵马火速驰援太原，并请求蒋介石速派中央军入晋，共同对抗红军。徐海东见敌人乖乖地被自己牵着走，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便调转马头折回，率部与军团主力会合。
由于徐海东巧施妙计，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为我中路和右路红军扩大战果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但徐海东的红15军团却由此陷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面对晋绥军前后夹击的态势，徐海东与程子华一合计，决定给阎锡山上演一出“先疲后打”的拿手好戏。红15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故意摆出一副不敌晋绥军优势兵力追剿的姿态，有意让部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尾追的敌人若“掉队”了，就停下来休息；当敌人追上来时，又甩开大步把敌人丢在后面。阎锡山的晋绥军一贯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份苦头，没有几天的功夫，十几个团的人马就被拖得人困马乏，毫无斗志。4月4日，红15军团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8军在白文镇会师。等尾追我军的敌傅存怀旅赶到时，迎接他们的只是一座空城，红军早已无踪无影了。一天，徐海东接到侦察小分队传来的情报，后面敌人的六个步兵团已经追上来了，距我军只有四五十里的路程。徐海东在马上环视了一下四周的地形，决定在这里打敌人一个埋伏。在徐海东和刘志丹的共同指挥下，红军迅速占领了道路两侧的有利地形，设下伏击圈，准备给追敌一个迎头痛击。几个小时后，徐海东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像一条长蛇一样向前蠕动，非常高兴，转身向一旁的通讯员命令道：“告诉各部队，要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开枪，把敌人全部放进来以后再打！”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徐海东一声令下，埋伏在两侧的红军便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人。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吓懵了敌军，敌军一时阵形大乱，有的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红军雨点般的子弹击中，残余之敌则四散逃跑，企图突围，无奈均被红军击退。经过激战，红军全歼晋绥军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阎锡山这才真正领教了“徐老虎”的厉害。
白文镇战斗之后，徐海东、刘志丹率部向晋南进发，敌军紧追不舍，企图在金口镇一举吃掉红军。徐海东果断决定，部队分头组织突围，然后寻找敌薄弱环节，给予敌人狠狠打击。当晚，刘志丹率红28军突围后向三交镇方向开进，徐海东率部突围后经中阳向暖泉方向游击。途中，徐海东从敌俘口中得到重要情报，驻汾阳之敌第66师第196旅奉命开往中阳，现敌前卫第392团已到达师庄附近。徐海东敏锐地判断出这是一支孤军，他当机立断，命令223团一个营占领师庄以西的天龙庙高地，阻击中阳县城守军的增援；以该团另两个营跑步从大石
头村的北侧高地向敌发起冲击。战斗发起后，敌团长郭登瀛指挥部队仓促应战，但由于大石头村处在一条狭窄的山沟中，红军居高临下，黄昏之前就解决了战斗，活捉了敌上校团长郭登瀛。郭登瀛是阎锡山得力干将杨效欧的心腹，徐海东很早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因此，徐海东便把他带到东征红军总部，郭登瀛在那里受到毛泽东、叶剑英等红军领导的亲自接见。然后徐海东又将他送到陕北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希望他劝说阎锡山停止和红军的敌对行动，共同抗日。学习结束后，应我党的要求，郭登瀛回太原将我党抗日主张通过杨效欧转交阎锡山，为以后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共同抗日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师庄一战，阎锡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万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几次急电南京，请求蒋介石派兵援助。蒋介石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心下十分窃喜：“娘希匹，我正愁没法收拾这个老狐狸，现在他自己求上我了，这可正是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派重兵紧急驰援山西，并委任陈诚为总指挥，协助阎锡山“进剿”红军。阎锡山得到了蒋介石的救援，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又来了精神，也调集五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向晋南逼进，蒋、阎联手，企图将我东征军围歼于山西境内。为避免与敌决战，保存抗日实力，中央军委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命左、右两路红军向西集结。为掩护红军主力安全渡过黄河，徐海东率部阻击国民党与阎锡山的追兵，拼死抵抗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较大。随后，他趁敌不备，命令部队快速向渡口方向撤退。为避免一个战士受伤，徐海东不幸从马背上摔到地上，头部擦到一块石头，鲜血直流，还跌掉了两颗门牙。5月5日下午，红军全部安然返回黄河西岸，东征战役结束。不久，红军总部召开东征战役总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风趣地说：我们的东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只是徐海东丢掉了两颗门牙，再也找不回来了！说得全场干部哈哈大笑起来。不久，徐海东又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不久，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徐海东率红15军团赴商州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当亲日派武装听说大名鼎鼎的“徐老虎”来了，吓得一下后退了40里。
抗战爆发后，徐海东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的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辗转，积劳成疾，徐海东终于因吐血不止而病倒战场，返回延安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并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然而，就在这次战斗总结大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永远告别了战场！1941年5月，毛泽东从延安给徐海东发来一份电报，嘱咐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完电报，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遭受迫害，于1970年3月25日逝世，享年70岁。
徐海东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位，其名如雷贯耳，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其威名常常使敌人惊慌失措，魂飞魄散。国民党反动派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大洋。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正如其在《生平自述》中所写的：“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在参加革命前，徐海东只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坦诚的品格。当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便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不惜用鲜血与生命去为被压迫阶级抗争。当斯诺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其中有27个近亲，39个远亲，甚至婴孩都杀了时，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斗争。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例证。就连张国焘后来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毛泽东非常钟爱徐海东这位虎将。当徐海东住院治疗时，他发电嘱咐安慰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每次开会，他都要问“海东同志来了没有？”他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此言不虚，可谓中肯之致。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徐海东同志奉献了他的一切，其不朽功绩将永照神州，彪炳千秋！
从小刚直仗义 决裂封建家庭
罗瑞卿，1906年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南充县凤舞乡一个地主家庭，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父亲是个一般的地主，性格暴躁，有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致使一家人的生活极度艰难。母亲勤劳聪惠、精明能干，千方百计想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子，经常用言行感化丈夫，但无济于事，终于积劳成疾，不到40岁就辞世而去。
罗瑞卿对母亲感情笃深，曾说：“母亲已死，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恋。”1923年春，17岁的罗瑞卿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考入民主革命家张澜创办的南充县立中学读书，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在学校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特别是聆听了共产党人吴玉章关于救国救民的演讲后，眼界大开，办事刚直仗义。
1924年，罗瑞卿参加轰动南充全县的反“佃当捐”斗争。当时，南充苛捐杂税多达20余种，但军阀何光烈又巧立名目，下令加征“佃当捐”，即由地主和佃户、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出地租和典当钱数的十分之一，作为捐税。何光烈的这一举措，遭到南充各界的强烈反对。在张澜的支持下，南充中学的进步师生先是上街宣传演讲，继而分四路下乡抗捐。罗瑞卿参加了东路宣传队，出城过江，通宵在山路上疾走，黎明时分到达会龙场。他们得知何光烈的征收委员秦同淮在一个茶馆打牌，罗瑞卿机敏地说：“大家一起去，会打草惊蛇。”他提议由他带两个同学去闯茶馆。罗瑞卿一行三人，身藏木棒步入茶馆，接近牌桌时，罗瑞卿问：“哪位是秦委员？”一个戴眼镜的胖子瞟了他一眼说：“去，缴捐税去乡公所找管账先生。”“噢！你就是秦委员同淮先生？”罗瑞卿向身后二人一使眼色，那两人从身后把秦同淮往桌上一按，抡起木棒就揍，直到秦同淮哀声求饶，答应不再收捐方才罢手。当时，罗瑞卿与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受到南充各界的一致拥护，众怒难犯，不久，何光烈只得取消了“佃当捐”。
1925年，共产党的组织在南充中学已经开始活动，并在学生中秘密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一次，学校里代表豪绅利益的国家主义派诬蔑罗瑞卿的好友——当时已是共青团员的学生会干事长任白芳贪污会费，并纠集一些人对任白芳进行围攻，企图以此为由篡夺学生会领导权。此时，罗瑞卿挺身而出，跳到桌子上，仗义执言，指着那帮人理直气壮地说：“后援活动我参加了的，经费开支我清楚，哪个要算账，找老子来算，有理讲理，不许欺负人！”那伙人一看罗瑞卿出面，他身边还站着许多爱好体育锻炼的朋友，知道再闹下去必然自讨没趣，于是一个个悄然溜走。
罗瑞卿不顾外祖父与他制定的只准规规矩矩读书，不准参与政治的“约法三章”，积极投身到学校和社会的革命活动中。从1924年起，他先后参加了轰动全县的反“佃当捐”斗争和话剧《孙中山之死》的演出，还组织了“上海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的宣传演讲活动，以及声援南充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
罗瑞卿的外祖父得到这些消息后，他把外孙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最后提出：要么好好读书，上省、上京，或者出国留洋，要么停止经济资助。罗瑞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说：“我行得正，站得稳，今后绝不连累您！”自此，罗瑞卿同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离家出走。他先赴成都，尔后南下重庆，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千里曲折寻党 三次大难不死
入学后，经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罗瑞卿很快地从一个普通学生成长为一个严格认真有素养的革命军战士。在校期间，罗瑞卿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曾几次向任伯芳等党员提出入党申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就在这考验共产党人的危急时刻，罗瑞卿毅然找到黄埔军校党员教师李鸣柯，要求转为共产党员。但此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已转入地下，无法联系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撕下伪装的张发奎悍然派部队缴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的枪械，罗瑞卿愤然离队。此时，他突患严重伤寒，病倒在武汉，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一个月后，因交不起住院费，又被医院雇请的一辆黄包车悄悄送到四川会馆一间阴暗小屋里。当气息奄奄的罗瑞卿苏醒后，他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只觉得一股强烈的霉味扑鼻，举目四顾，孑然一身，而自己只剩下皮包骨，连挪动一下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然而，罗瑞卿大病不死，绝处逢生。会馆的一位熊师傅发现了他，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点粥，这便成了他生命的转机，竟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身体慢慢地好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大难不死。
大病初愈，罗瑞卿不顾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党的组织。然而，他在武汉分校认识的共产党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送刑场，有的生死不明，不知去向。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动摇罗瑞卿寻找党的决心。他开始长途跋涉，从武汉找到常德、长沙、南京、上海。在上海，他和几位同学相遇，可这几位同学也衣食无着，有人劝他投靠由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罗瑞卿断然拒绝说：“我宁可冻死饿死，也绝不参加这个组织，我也绝不背离中国共产党。”
历经千里曲折，经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的任白芳介绍，中央军委派欧阳钦在黄埔外滩公园与罗瑞卿见面，通知他：中央已批准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大难不死的罗瑞卿终于找到了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
1929年，中共中央军委派罗瑞卿任闽西红4军第2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0年初，国民党向闽西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红4军决定转战赣南，粉碎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