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一)-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29年，中共中央军委派罗瑞卿任闽西红4军第2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0年初，国民党向闽西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红4军决定转战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计划
。此时，罗瑞卿升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2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已任红11师政委的罗瑞卿与师长曾士峨奉命率部迅速抢占观音崖隘口阻击敌人。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稍下的一间矮小的房子里。
部队刚刚部署好，敌人便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密集的子弹与激起的沙石雨点般洒落，迫击炮弹不时在崖隘口开花，刚刚搭好的临时指挥所木棚也被炸塌。此时，罗瑞卿发现狡猾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有一股正向我左方33团迂回。他不顾呼啸的枪炮声，站在高处的师部小木屋旁，紧盯着敌人运动的方向，指给师长曾士峨看。师长立即命令特务连连长杨得志通知33团坚决顶住敌人。杨得志刚把人派出，一排密集的子弹呼啸而来，罗瑞卿手还没扶住房门便突然倒下。子弹穿入他的左颊，打断了动脉，血流如柱，殷红的血浸透了胸襟。毛泽东、朱德闻讯，立即派方面军总部医生叶青山前来抢救，终于使他止住了血。罗瑞卿被抬下阵地治疗，卫生员在给他换药时，不慎把血痂揭开了，血又如泉涌。朱德闻讯，立即派叶医生迅速赶到抢救，血终于又止住了。但是，罗瑞卿因失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在抬回后方的途中，一路颠簸，日晒雨淋，罗瑞卿并发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从昏迷中苏醒。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讲：“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隔了一会儿，外面果然传来锯木头做棺材的声音。还有一个人说：“棺材要做长一点，没见那个人长得好高咧！”罗瑞卿意识到这说的高个子就是自己。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罗瑞卿在昏迷数日后，竟又一次奇迹般的大难不死。事后，他调侃地对战友们说：“我摸了一下阎王爷的鼻子又回来了。”
罗瑞卿的第三次大难不死，发生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化大革命前夕。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遭到时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林彪的突然袭击、诬陷和迫害。
1965年冬，林彪对罗瑞卿和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一起组织军事检阅而把他撇在一边怏怏不乐。他感到罗瑞卿在“大捧别人”、“大跟别人”，而不捧他跟他，便开始寻找整倒罗瑞卿的突破口。林彪借口罗瑞卿组织的军事比武冲击了政治，作出《关于部队工作的指示》，他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林彪的指责带上了一种政治斗争的味道，使罗瑞卿大吃一惊。
林彪暗地里指使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编造了11份长达51页3万余字的诬陷罗瑞卿的材料。随后，派叶群拿着这些材料和他的亲笔信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毛主席同意开会对罗瑞卿进行审查。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林彪向罗瑞卿发动突然袭击。他授意叶群在会上三次发言，攻击罗瑞卿组织全军比武是反对突击政治，并捏造了无中生有的四条罪状，诬陷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这时，仍蒙在鼓里的罗瑞卿却正在西南边陲尽职尽责地勘察地形。
上海会议后，林彪继续炮制整罗瑞卿的材料，并于1966年3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有军队和公安系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会前，邓小平对罗瑞卿说：“我对于政治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此时，罗瑞卿仍然没有估计到，会议对他的批判斗争竟达到那样无情和残酷。
会议开始后，由上海会议的背靠背改为面对面。林彪为从政治上致罗瑞卿于死地，竟在会议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罪证则是罗瑞卿在修改林彪起草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时，反对其“顶峰”、“最高最活”的提法。
会议的气氛更加紧张，与会者的情绪也更加激烈了。此时，对罗瑞卿的诬陷已从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上升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党篡军那样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据此，罗瑞卿的第一次检讨未能通过，会议要求他作第二次检讨。这，对于从大革命失败后就在白色恐怖下毅然追随党五十余年的罗瑞卿真是奇耻大辱，也是刚直不阿的罗瑞卿死也不能低头、不能接受的！他已经历了两次大难不死，除了其它因素外，就是因为信念的力量。而今，要他被迫承认反对自己曲折追寻并一生为之奋斗的信念，真是生不如死。而死在当时那种境遇下不啻是一种最强烈有力的抗争和申辩。3月18日，罗瑞卿在他的办公桌上给夫人郝治平留下了一纸遗言：“治平，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然后，他缓缓走上二楼平台，纵身跳下。但是，他又一次大难不死。
怀念战友情深 处事公正谨慎
1932年3月，红4军胜利完成了主攻漳州的战斗任务，进驻石码后，深入周围城镇乡村，宣传发动群众，成立苏维埃政权，斗地主，打土豪，没收敌财产，并将部分财产分给当地群众，部分运回中央苏区，顺利完成了在石码的筹款和扩大红军队伍的任务。
6月中旬，红4军奉命从漳州撤回中央苏区，途经武定县时，大禾镇的地主武装凭借土围子向红军打冷枪，阻碍红军前进。此时，军政委罗瑞卿和军长王良进入一处残垣断壁的房子观察地形。突然，从镇上打来两枪，军长王良不幸中弹牺牲。罗瑞卿十分悲痛，他甚至不愿承认军长已经牺牲，让部队抬着王良的遗体走了好几天，直到进入苏区会昌，在罗瑞卿的主持下，全军将士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后，才将王良安葬。王良遗留下一块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怀表，罗瑞卿带着对战友的深切怀念，将怀表一直珍藏在身上。即使在太行山那样艰苦的反“扫荡”战斗岁月中，部队频繁转移，他也总是转移到哪里就将怀表带到那里。几十年戎马生涯，每逢战斗胜利，他都要打开包着红绸的怀表，给表上满弦，深情地告慰战友：“我们又胜利了！”在他的心目中，战友王良永远活着。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将怀表献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如今，这块刻盘已经斑黄的怀表，仍向参观者讲述着先辈革命的艰难和一对战友之间的深情……
罗瑞卿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也是一个处事公正谨慎的领导者。1932年夏，罗瑞卿任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那时，部队转战在赣闽交界的武夷山脉，日夜跋涉征战，生活困苦不堪。一天，部队打土豪给保卫局分来一头100多斤的肥猪，使几个月没闻荤味的指战员们乐不可支，但厨房没考虑福建同志不爱吃辣椒的习惯，只做了三盆辣椒回锅肉，十八位福建同志很不高兴，与食堂管理员潘振武发生口角，火气很大。
罗瑞卿知道后，把潘振武叫到自己的住处，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福建的同志入伍不久，对艰苦生活还不适应，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们。你管理员的工作不简单呀，一把勺子调百人口味，关系到大家的健康，影响到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这里边可有政治学问呢！”第二天部队吃午饭，每张餐桌上一盆红烧肉，一盘辣椒，福建的同志感谢潘振武。潘振武热情地说：“不要谢我，是罗局长教我这样做的。”
罗瑞卿在任保卫局局长的几年中，对部属的缺点错误从不迁就，也不轻易处分，更不会动不动给人扣政治帽子，搞得人心惶惶。
一次，军团卫生部下发药品时误将吗啡当奎宁发到下面，患疟疾的同志服后产生了反应。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因他刚从国民党部队俘虏过来，所以有人怀疑是姜部长故意破坏。这使本来就因此事很紧张的姜齐贤更加坐卧不安。罗瑞卿受聂荣臻的委托负责这件事的调查。他实事求是地了解和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最后得出结论，证实姜齐贤确属工作疏忽发错了药，并非有意破坏，从而避免了一起错案。而这在王明“左”倾主义正盛时，是极其不容易的。
长征前，一名叫陈德先的战士调到罗瑞卿身边当警卫员。新来乍到，他讲话办事格外小心谨慎。原来，陈德先刚参军时，正逢王明“左”倾路线在红军中搞人人自危的清除“AB团”运动。在一次战斗后，陈德先因为与人议论部队伤亡，被视为动摇军心，打成“AB团”分子，关进牢房，亏得有人出面作保，说他年龄小，才被释放。为此，他一直心有余悸。但他来到红1军团后，他发现这里政治气氛不像原来所在部队紧张，上下级关系也很融洽。于是，他放下包袱，将他母亲要他离队回家的前后想法告诉了罗瑞卿。罗瑞卿低声说：“你母亲那是要你开小差哩！”陈德先紧张地说：“她叫我开小差，那是反革命。”罗瑞卿摇摇头：“唉，不能这样讲，为人父母都对自己的孩子在外面不放心。你只能说她思想不进步，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再说，你也没那样做，即使做了，也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啊！”陈德先不好意思地说：“我那时不敢告诉你，讲了怕成为反革命。过去，他们说我是“AB团”，我解释，他们不相信……”罗瑞卿感慨地说：“那是肃反扩大化，乱抓人、杀人，那是错误的。今后，你什么也不要怕了！”陈德先离开罗瑞卿住处，如释重负，浑身轻松多了。
1937年，在“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延安的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是井冈山时期参加红军的年轻团政委，在“抗大”第三期毕业后留校任第6队队长。因与山西籍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女青年刘茜恋爱关系破裂，在约刘到延河边商谈时，骄横自恃的黄克功竟丧失理智，开枪打死了刘茜。
事件发生后，如何处理黄克功，出现两种意见。有人认为，黄杀了人，理当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很年轻，又参加过长征，是有功之臣，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副校长罗瑞卿平时就很器重年轻有才干的黄克功，但他不徇私情，在研究此案时说：“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不应当有什么特殊的例外。黄克功居功自傲，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尔后，罗瑞卿将“抗大”党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写成报告送到中央。毛主席看了报告后，抽时间亲自来到“抗大”校长办公室。他一边抽烟，一边考虑，来回踱步，慢慢走了三个小时，最后下了决心。不久，中央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很快批准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临刑前，罗瑞卿到狱中去看黄克功，问他有什么后事交待。黄克功眼含泪花念及家中父老。罗瑞卿应允，将来如有可能，会帮他照顾他的亲属。
黄克功事件的正确处理，在延安、西安以至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人民群众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法纪严明，不徇私枉法，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拥戴党的领袖 跟党长征北上
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攻克遵义，并在遵义红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罗瑞卿率领1军团保卫局担负大会的外围警戒任务，日夜紧张地工作，为保证中央领导的安全和会议的正常进行立下功劳。
三天后，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听到这一消息后，罗瑞卿振奋不已，在返回驻地的路上，他高兴地对警卫员小龙、小余说：“这下好了，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军事，红军得救啦！”两个警员听了，情不自禁地抓住罗瑞卿的手跳起来。长期劳累的罗瑞卿兴致勃勃，又给他俩讲起毛泽东的故事，从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到井冈山斗争，由指挥红军胜利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到长征中运筹帷幄，使红军得以避开敌人主力，西进贵州争得主动权。讲着讲着，他的语气渐渐由激动转向深沉，说：“党找到这么好的领袖不容易啊！你们要好好地跟着毛泽东闹革命！”两名小警卫员听入了迷，不住地点头，眼中都透出坚定的目光……
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为保证红军顺利通过大渡河继续北进，组成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罗瑞卿为参谋长的红军先遣队。
4月下旬，红军先遣队突袭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一举攻占了对岸渡口。虽然打开了通道，但部队却只有一只木船缓缓过河，而身后敌兵将至，大家都心急如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即与刘、聂、罗商定，兵分两路：右路由刘、聂、罗率领，过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左路为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两路夹河而上，直取泸定。
刘、聂、罗从安顺场渡河后，率部在河东沿途击溃敌四川刘文辉部的阻击，直逼沪定城。而王开湘率领的左路前卫部队则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奔袭沪定城。左右两路军隔河而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王开湘、刘伯承左右两路军双方都无法知晓对方的进展。所以当刘伯承率领的右路军在夜色中逼近沪定城下时，已先一步攻占沪定城的王开湘所率的左路军便以为是敌人反攻，而向城下开火，城下的右路军则准备攻城。两军对垒，情况十分危急。罗瑞卿立即赶到刘伯承身边，一边注视四周的情况，一边提醒刘伯承注意安全，当他们接近城下时，屏息静听，城上说话的竟是地道的江西老表方言，再一听谈话的内容，才知道城楼上原来是红军，他俩不禁相视而笑，并冲着城楼上的人喊道：“你们是江西的同志吗？你们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告诉你们王开湘团长、杨政委，叫他们派人来接我们。”枪声霎时沉寂，代之以两路军战士欢呼胜利的阵阵回音。
1935年5月，红军长征到达会理。罗瑞卿因患感冒数日，体弱乏力，在警卫员的劝说下，他才骑马行军。当他看到一个战士手拄木棍艰难前行时，他不听警卫员劝阻，硬是把马让给这位小战士，并风趣地说：“我走走路出点汗，也许会好得更快呢！”又一次，部队行军到金沙江一带，警卫员小龙的脚被树刺划破了又感染溃烂。罗瑞卿发现后，不容分说，再一次把马让给警卫员小龙，还亲自用盐水给小龙洗伤口。
1935年8月下旬，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的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茫茫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休整后，准备北上。但此时，张国焘却提出与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的南下计划，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
此时，中央决定：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连夜召集保卫局会议，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定。他说：“我们要坚决跟中央北上。有的人不同意北上，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跟着中央走，跟着毛主席走，别人的话我们不要听。”他针对有人企图挑动红军打红军的阴谋，严厉告诫大家：“我们是中央红军，要顾全大局，不许乱来；即使避免不了，也要听中央、听军团部的指挥，绝不允许自行其事。”由于当时中央还没有公开张国焘的问题，罗瑞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会上讲这些话时没点名。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揭露了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这时，罗瑞卿才在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