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一)-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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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焘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这时，罗瑞卿才在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时点名，告诉大家：“张国焘和党中央、毛主席闹翻了，他要搞分裂，要南下，带了一部分人到西康去了。”罗瑞卿斩钉截铁地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要跟着党中央，坚决北上。”
培养率军人才 驰骋抗日前线
1937年，延安成为全国的抗日救亡中心，吸引了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障碍，纷纷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
为了解决学员校舍拥挤问题，10月下旬，教育长罗瑞卿带领1000多名教职学员自己动手，奋战十几天，挖建了100多孔新窑洞。“抗大”举行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时，党中央特地送来毛主席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横匾以示祝贺。毛主席还在给“抗大”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所谓普通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了促进两党所领导的军队合作抗日，193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写一本介绍我军政治工作经验的书，以影响和帮助当时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
按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将“抗大”的工作暂时搁置一旁，住进凤凰山的一间窑洞里集中精力著书。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辛勤的写作，一部20万字的系统介绍和总结红军政治工作
经验的书稿终于按毛泽东规定的期限完成了。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亲笔题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书名，并批给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此书因国民党的猜忌，虽然没能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流传，但它反映了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军队走向进步的满腔热情，促进了全国抗日斗争。这本书，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
1939年夏，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罗瑞卿奉命率领由“抗大”和“陕北公学”等校整编而成的八路军第5纵队迁移到晋东南办学。
第5纵队经过“小长征”抵达晋察冀边区陈庄休整之际，迎来了1940年元旦。这时，“抗大”第五期十三个连队的毕业学员即将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部队工作。学校为此举行欢送大会，罗瑞卿陪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等出席了大会。
贺龙首先讲话：“今年元旦双喜临门，一是庆祝陈庄战斗大捷，二是欢迎‘抗大’从延安来。‘抗大’的干部好哇！部队缺干部，欢迎你们到我们部队去，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聂荣臻、吕正操也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罗瑞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刚才，贺师长和聂、吕司令员都讲了，他们很需要干部，很欢迎你们去，你们去不去？”“去！”学员齐声回答。罗瑞卿针对部分学员因工作需要留校工作闷闷不乐的情况，话锋一转：“我举双手赞成你们去。但除了去的同志，我们的工作还需要留下一部分同志，我们要到新的地方去完成新的任务。我们‘抗大’的干部，就像生蛋的母鸡一样，我们要培养更多更好的干部，这就需要把母鸡留下，没有母鸡，就不能再下蛋再孵小鸡了。大家说对不对呀？”罗瑞卿形象有趣的比喻，使留下来的学员齐声回答说：“对！”欢送会后，出现走的人高兴，留的人愉快的动人场面。
1940年8月，百团大战开始之际，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刚上任，他就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决定，组织全军巡视团，以帮助一些新组建的部队进行整顿。巡视团的100多名优秀军政干部，其中多数是罗瑞卿从“抗大”选调来的。罗瑞卿在为巡视团送行时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整顿连队和培训连队干部，而整顿连队首先是整顿连队党支部，使党支部真正成为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胜利完成百团大战的任务。”他要求巡视团不要当“钦差大臣”，要把“抗大”的作风带到部队，既做政治工作的模范，也要作战斗中的模范。
按照罗瑞卿的指示，巡视团深入冀西、冀南、冀鲁豫等军区的连队，一面参加百团大战，一面帮助连队工作，先后共培训了五期约1500名连队干部，对部队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日军数万人，兵分七路，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实施“铁壁合围”。在八路军129师一部的掩护下，彭德怀突出了重围，但副参谋长左权不幸牺牲，而罗瑞卿和供给部长杨立三带领的总部机关仍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周旋。
为了不使大部队行动成为敌人追击的目标，罗瑞卿命令大家化整为零，组成战斗小组突围。由于有些机关干部缺乏战斗经验，在敌人的追堵下，又逐渐靠拢在一起。罗瑞卿率领越聚越多的人翻山越岭，但仍未找到突围出去的路径，而敌人在飞机的指引下越追越近，情况十分危急。罗瑞卿立即召集有关领导同志再次研究突围的办法，鲁艺校长陈铁饼说：“敌人已压到我们鼻子底下了，我们同生共死，和他们拼了！”他的话，引起许多人的响应。罗瑞卿看着身边多数人赤手空拳，激动地说：“同志们啦，我们同生共死，不等于同归于尽，分散突围，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我们一定要突围出去！”罗瑞卿把大家分散成各游击小组，还组织了收容队。这一举措，终于撕开了日军的包围圈，除少数同志外，大多数同志都突出敌人重围，返回八路军总部驻地，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的计划。
毛泽东指挥的八年抗战，艰苦卓绝，驰骋抗日战场的罗瑞卿演绎了一个个惊险动人的战斗故事。
投身解放战争 埋葬蒋家王朝
1946年初，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罗瑞卿受中央委派，作为中共方面的参谋长到北平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军调部赴任。
在这种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罗瑞卿与国民党及美方的代表针锋相对，唇枪舌战，长了我方的志气，灭了敌方的威风。毛泽东知道后，称赞罗瑞卿顶得好：“他们这些人从来就不讲理，就是要和他们针锋相对。”
1947年春，晋察冀野战军为扭转华北战场的被动局面，决定转入反攻。但部队受张家口撤退的影响，士气有些低落，在阜平县研究实施正太战役的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反对打正太战役，理由是怕丢掉阜平县；另一种意见是哪怕丢掉阜平县也要打，理由是切断正太路，使石家庄成为陆上孤岛，为下一步夺取石家庄作准备。
罗瑞卿在会上态度鲜明，坚决支持后者。他说：“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这个方针非常正确。我们不要怕打破坛坛罐罐，阜县虽很重要，然而需要丢还得丢，甩掉了包袱，我们好打仗嘛！我们晋察冀就缺几个革命的好战分子啊！”朱德总司令支持罗瑞卿的意见，他说：“我们打出去好哇！就是阜平县丢了又有什么呢？将来还可以夺回来嘛！”
正太战役一仗打得很漂亮，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一举攻克了娘子关，拿下了井烃煤矿，拦腰斩断了二百里铁路线，打开了重镇阳泉。这一仗，消灭国民党第33军大部，缴获了堆积如山的物品，全军的战斗士气日益高涨。
1948年3月，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罗瑞卿和杨得志、耿飓率部离开冀中，出击察南绥东。从冀中平原来到察南山区，不少从冀中参军的战士一时不适应生活条件带来的困难，由此引发了“思乡病”。
政委罗瑞卿很快掌握了这一情况。在杨树湾召开的兵团干部会议上，他一开口就单刀直入地说：“有这样一个字谜：‘西夏有女人人爱，口中有口口难开，北方有田大家种，忠心报国把心摘。’每一句打一个字。你们猜是哪四个字？”众未答出。罗瑞卿把手一挥说：“就是‘要回冀中’四个字嘛！”他又解释道：“为什么要回冀中？因为冀中有老婆孩子，有白面馒头。回冀中多好啊，现在就下命令，我们明天就回冀中去！可是，同志们啦，我们还要不要配合东北打胜仗，要不要迎接全国的解放？”他又详尽地分析了产生“思乡病”的原因，指出要克服怕吃苦和狭隘的地域观念。他要求指战员以深厚的感情关心和爱护战士，让战士们真正明白现在为什么不能回冀中的道理。
不久，部队的“思乡病”及时得到医治。华北军区第2兵团在生活艰苦、自然环境恶劣的察南绥东山区牵制住了傅作义三个军十个师的兵力，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配合东北战场决战的任务。
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之前，罗瑞卿与杨得志、耿飓率华北第2兵团从紫荆关出发，星夜奔赴新保安截围敌第35军。为了确保下好这着棋，切断敌人西逃退路，毛泽东一日之内连发三封急电，政委罗瑞卿深感责任重大。他要求部队分秒必争，决不能让国民党35军从第2兵团手中逃脱。
三天后，昼夜兼程的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将士终于用两条腿追上了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的敌第35军，完成了对新保安的包围。长途跋涉，指战员们虽然疲惫不堪，但看到敌三个师已成瓮中之鳖，情绪仍然高昂，纷纷请战。但是，中央军委却决定对新保安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以此拖住傅作义。为了贯彻中央的决策，罗瑞卿亲赴前沿部队，耐心向各级指战员讲述“围而不打”的意义和局部服从全局的道理。指战员很快克服了急躁情绪，并把中央“围而不打”的方针形象的比作“四面火煮山药蛋，越烧越煮越软绵。”罗瑞卿听了笑着说：“我们这里煮的是山药蛋，毛主席那里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还有‘皇帝’的金銮殿呢！”
两周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军一举攻克新保安，全歼守敌15000余人，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
此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取得胜利，拿下了国民党的半壁江山。紧接着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作战，攻下南京城，占领总统府，宣告蒋家王朝的灭亡。
克尽保卫职守 不图个人名利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担任了第一任公安部长，他克尽职守，不图个人名利。有一次，罗瑞卿去火车站接客人，因车已到站，时间紧促，没买站台票，凭公安证件就进了站。接客出站后，他坚持要随行人员去补买了三张站台票。他说：“三张站台票不是小事，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的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
他针对公安队伍青年人不安心做公安工作的状况，耐心地引导他们。一次，他与几个青年公安干部谈话说：“凡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工作都是应该做的，并应该尽心竭力地做好……为了人民的安全，我们要站一辈子岗，放一辈子哨，指挥一辈子交通。我们是进了公安的门，死了埋在公安的坟。”
1956年9月，罗瑞卿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专门用1300字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带头为这一发言鼓掌。
罗瑞卿在任公安部部长的10年中，不仅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而且为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安全倾注了大量心血，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1956年，罗瑞卿随毛泽东去广州，在返回到达武汉时，毛泽东提出要到长江里游泳，并要罗瑞卿去安排。罗瑞卿自己没有游泳经验，也没认识到毛泽东当时畅游长江的政治含义，同时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罗瑞卿回绝毛泽东说：“不能游。”毛泽东知道他没派人试水就说“不能游”，很生气，并严厉批评了他。随后，毛主席亲自派身边的人去试水，结果证明能游。随即，毛泽东连续两三次畅游长江，并谱写了《水调歌头·游泳》那首著名的诗篇。毛泽东几次畅游长江时，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万无一失，罗瑞卿进行严密地组织和保卫工作，亲自在离毛主席不远的船上守候。当毛主席批评他：“你不敢下水，就是不敢艰苦奋斗”时，罗瑞卿就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游泳。他虽已过知命之年，仍认真地学起游泳。到1959年，毛泽东在九江再游长江时，罗瑞卿就能够跟随毛泽东左右一起游了。
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到长江三峡游泳。罗瑞卿立即亲自带人坐船从宜昌到重庆往返侦察水情，发现礁石多，水流湍急，有很多很大的漩涡，几个水性很好的青年下去试水，都是靠系着绳子的游泳圈才爬上岸。实践证明三峡江水确实不能游。毛主席看了他们画的三峡水情图很满意，改变了去三峡游泳的打算。
1965年底，罗瑞卿被林彪诬陷挨整后，毛泽东曾用罗瑞卿劝阻他游泳的事举例说：“他
反林彪，还没有反我。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啊！”
生死置之度外 留下一世芳名
1961年夏，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北京地区招生，北京不少军队干部子女被保送入学，其中有学习成绩不好、甚至思想品德差和身体有病的也经过家长的关系被录取进校。此事，在地方学校引起学生波动，并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罗瑞卿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总理的指示，作出了凭考试成绩入学的三条规定。
1962年8月，罗瑞卿又亲自检查哈军工招生工作问题。主管这一工作的钟赤兵主张对几个父亲是少将副部长以上的、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下的干部子弟适当予以照顾，其中包括邱会作的孩子，并说邱会作因孩子上学问题，心脏病复发住院了。罗瑞卿坚决地说：“邱会作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照顾。”他质问：“你这个方案有什么原则？去年这样搞总理很生气，党内外有意见，办公会也讨论过。今年刚规定制度，又要搞照顾，我不能批准这个方案，我无权批准，也不敢批准。”又说：“这个事我报告了周总理和陈总，他们也都说不能照顾，否则影响不好。要反对特殊化，干部子女为什么要特殊？少奇的女儿就没照顾，为什么我们要照顾呢？”
1963年12月下旬，罗瑞卿接到叶剑英元帅发来的一封电报，内容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掀起军事训练高潮。叶帅的指示与罗瑞卿当时在福建前线视察我军反蒋帮小股武装特务窜扰战况时提出的“空喊政治口号，战备工作就一事无成”的要求不谋而合。他立即将电报呈送给毛泽东和时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并得到了他俩的同意。
1964年元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练兵比武热潮在全军掀起。罗瑞卿抱着富国强兵的目的，投入极大的热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大比武”。从1月到10月，他不畏劳苦，先后十三次跑遍了全国许多地方，深入各大军区了解情况，观看比武表演。大比武大大调动了官兵的积极性，各地各部队涌现了许多技术能手、技术尖子，钻研技术，苦练硬功在全军蔚然成风。面对如此可喜的成绩，军委各位领导和毛主席、周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
1964年6月15日至16日，罗瑞卿按贺龙元帅的指示，亲自组织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尖子分队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和十三陵水库进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