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一)-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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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15日至16日，罗瑞卿按贺龙元帅的指示，亲自组织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尖子分队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和十三陵水库进行军事表演，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每一个比赛项目。当看到侦察兵押着“俘虏”，机智地利用绳索从楼顶下滑时，毛泽东高兴地笑起来，说：“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第二天，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看了军事表演后说：“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一旁的周恩来也接着说：“要把每一个战士都训练成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更加无敌于天下了。”
在这次盛大的军事检阅中，林彪却没有露面。他感到罗瑞卿在“大捧别人”，“大跟别人”，而不捧他跟他。1964年12月，林彪在部队工作问题上作指示时说：“有的人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林彪的指责是严重的，然而罗瑞卿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不能搞空头政治。”
1965年6月，林彪把他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交给罗瑞卿组织人讨论修改。罗瑞卿请了总政的几位同志到他家里研究此稿。他认为林彪提出的“最高最活”、“顶峰”论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便直言不讳地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最高最活也不好翻译呀！顶峰的提法也不科学，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
林彪对罗瑞卿的这些话十分不悦，认为罗瑞卿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从此更加忌恨他。这也成为林彪诬陷罗瑞卿、指控罗瑞卿反对毛主席的最严重的罪状。
1966年开始的“文革”时期，林彪与“四人帮”对罗瑞卿大搞突然袭击，编织了连他做梦也没想到的种种罪名，给他以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他对人民、对党、对毛主席爱得太深，他不能接受强加给他的罪状，身心陷入不可名状的痛苦。于是，他想到用自戮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1966年3月18日，他在自己的办公室给夫人郝治平留下一纸遗言，然后轻轻走上二楼平台，纵身跳下……
但是，罗瑞卿又一次大难不死。失去了左腿的罗瑞卿度过了八年漫长的狱中岁月。
1977年8月，罗瑞卿复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波恩作完腿部手术后，因突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罗瑞卿的一生光辉而悲壮。陷害他的人早已折戟沉沙，遗臭万年，而刚直不阿的大将罗瑞卿留下的是一世芳名。
罗瑞卿是我党我军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少年时，他就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一种强烈的欲望驱使他背弃了那个旧式地主家庭，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信仰，从而演绎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
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他勇敢地向党组织提出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是由于他满怀革命热情，勇于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使他找到了正确的人生坐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光辉的革命道路，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罗瑞卿数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就在他文革时期蒙受巨大的冤屈时，他也丝毫没有怨恨党。同样出于他对党的忠诚，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同林彪反党集团作斗争。文革以后，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的他并没有安享晚年，仍然担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担，重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并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军队的整顿和拨乱反正工作，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罗瑞卿一生中所取得的光辉业绩与自身的才能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少时罗瑞卿进入南充中学学习，每天必到阅览室读书，他以强烈的求知欲望努力地读，认真地思索，孜孜不倦地求得知识，达到忘我的境界。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和精神，为他以后努力从事革命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即便如此，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他仍没有忘记学习。在革命战争时期，一位同志向他请示，惊奇地发现他竟在读《政治经济学》。战争军务繁忙，至多读一些报纸、战报，而他却在啃大部头的书。同时，罗瑞卿的求知欲也造就了他严谨的工作作风。他在工作上原则性很强，从不迁就任何人，即便是他很熟悉的干部或很喜欢的干部。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瑞卿是做政治工作出身，但他却更注重踏实的行动。正因如此，党中央和毛主席委他以重任：1949年任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后来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职。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在何种领导岗位上，罗瑞卿同志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以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孜孜以求，不知疲倦地工作，既讲原则，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又讲团结，注意爱护干部，深受广大干部的喜爱，成为党和毛主席所期待的那种优秀领导干部。他曾往来于一些伟人与重大事件之间，他的经历大都和中国革命历史中一些复杂、特殊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但他始终抱着对革命事业负责和乐观向上的态度，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无产阶级战士。
作为一个对人民和领袖满怀忠诚的战士，罗瑞卿无怨无悔地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党的事业。
人民将永远缅怀他！
许光达（1908—1969年）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他的父亲是个穷苦的农民。他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五，人称五伢子。因为家境贫寒，许光达7岁即当放牛娃，后在其伯父的资助下进入长沙县第一高小，接着又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是当时被统治者视为“赤化很深”的地区，许光达在此读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深受其影响。1925年，许光达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1月，受湖南省委选派，许光达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入伍经三个月先期训练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11大队学习。1926年底黄埔第五期学员随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反动军官夏斗寅发动叛乱，率部进攻武汉。军校学生奉命随叶挺出征，许光达参加了讨夏的纸坊之役，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同年7月军校毕业后，许光达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见习排长。
大革命失败后，许光达从九江尾追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江西宁都追上起义部队，初任排长，参加了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进行的会昌战役，因作战英勇，很快接任代理连长。未久，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被组织安排在一户山村农家养伤。伤愈后，他先后到潮洲、汕头、上海、安徽等地寻找党组织，辗转千里，深受颠沛流离之苦。1928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光达等人在安徽寿县的学兵部从事兵运活动。由于工作策略上的失误，他们的活动被人告发。许光达等人被迫紧急撤离。逃亡途中，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9月，许光达在长沙与未婚妻邹靖华完婚。新婚第10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长沙当局派兵缉拿许光达，幸得有人提前通风报信，许光达再次匆匆逃离。其后又经历了数月之久的苦苦追寻，为找党组织，他甚至跑到唐山矿区以挖煤为生，终于在1929年4月在安徽芜湖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1929年7月由组织推荐，许光达进入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正式更名为许光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一进入洪湖革命根据地，许光达就立即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战斗间隙，他给游击队员们讲战术、讲战场上的相互协调和火力配备，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在洪湖地区，游击队虽然很活跃，但没有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把洪湖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归拢起来，于1930年2月成立了红6军。许光达任参谋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军司令部参谋部，平时指导部队训练，演习战术战法，每次战前都拟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对红6军改变游击习气，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许光达任第17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光达率部南征北战，战华容、攻长沙、占巴东、收姊归，克荆门，援当阳，转战在湘鄂两地，参与或单独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在战斗中，他多次身挑重任。松滋杨林寺一战，他率第17师与敌激战，顶住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保证了军团指挥部的安全转移。在鄂北马良坪一役中，他率第8师第22团掩护主力撤退，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机动灵活地掌握战局，于当夜不失时机地率第22团攀悬崖突出重围，在深山老林坚持战斗两月余，不仅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受到贺龙司令员的赞许，前委也为此通令表彰他带兵有方，多谋善断。然而1930年、1931年正值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期，他们通过派中央代表到洪湖苏区，强迫红军打城市战、堡垒战、阵地战和大规模的平地战，使红2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革命根据地也大大缩小。数次战斗的失利，使许光达对党内错误路线的瞎指挥有了切身的体验。
1931年在应城的一次战斗中，许光达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被敌机枪击中，身负重伤。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差，设备简陋，几次手术都未能将体内的子弹取出，1932年，许光达被党组织辗转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许光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11月，许光达奉命回国。次年1月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不久即受到重用，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很快又被任命为教育长。在抗大，许光达努力工作，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贯彻到学员中去。当时，延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许光达与学员们一起挖窑洞，一起上山砍柴，他身体力行的模范行为对大家是极大的鞭策。抗大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坚强的革命战士，许光达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
延安时期的许光达不仅在政治上成熟，在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在这里，他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是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述问题。在《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战术是由班到师的战斗方法，决定战术的因素是人、技术、地形、气候、时间的配合。”他把人的作用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军队的组织工作》是许光达的又一篇力作，在该文中，他就军队的性质、作用、军队的产生和消亡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并就我军的组织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对我军的组织建设是很有价值的，被作为我军建设的重要参考文献。
许光达是那种目光深远、善于思考的人，他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学的预见。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以闪电战术横扫西欧十四国，并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苏联的大片领土，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电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而许光达却在1939年7月3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闪电战的历史命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对比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希特勒的闪电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五个月后，苏联红军就对德军发
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德军元气大伤，直至步步败退、垮台。战争的进程印证了许光达的预见。
1941年，许光达被调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许光达向中央提出到抗日前线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分配他到条件艰苦、对敌斗争激烈的晋西北，担任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担任一个地区的最高首长。
第二分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面临黄河，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东南紧靠晋冀鲁豫，是晋冀鲁豫通往延安的枢纽，也是党中央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惟一通道。同时，这里也是保卫延安的重要屏障。有鉴于此，敌人也很重视这个地区，不断对它进行“扫荡”和“蚕食”，使原来的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使原来的一些解放区，变成了游击区。毛泽东告诫晋绥军民：必须振奋民心、军心，向敌人采取积极对策，否则，根据地再缩小，前途更糟。毛泽东要求许光达“把敌人挤出去”。许光达到达第2军分区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制定了四项具体措施，变被动为主动，派出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肃清汉奸特务，摧毁敌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同时，他还加强对当地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练兵活动，努力发展根据地生产，并成功地指挥了第2分区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逐步地把敌人“挤”了出去，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我党在当地的武装力量，开创了晋西北对敌斗争的新局面，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民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这时，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独2、3、5旅活动于晋中、晋北地区。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第3纵队打出了军威，称得上是骁勇之师。
1947年8月初，奉中央军委命令，许光达率第3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不久，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被挤在三县交界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大军压来，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警卫部队只有100余人，已陷入四面被围的境地。而且，敌人进展神速，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空前严峻。8月16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彭德怀，希望彭总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接应和掩护，保护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告知已派许光达率部前往。
许光达在得到彭总命令后迅即率部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他向旅长们交代：“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当时，许光达的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他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