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一)-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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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5万人对沂蒙山区根据地的疯狂扫荡。
罗荣桓同志长期从事我军的政治工作；他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并且要求每个政治工作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人、对事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几次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罗荣桓同志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仗义执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大批革命干部。如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刚得知王凤鸣在湖西支队大搞逼供讯，搞肃反扩大化，枪杀了不少八路军干部，并逮捕了该支队副支队长兼第4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便立即策马带着警卫部队赶到湖西，严厉制止了王凤鸣等人的严重错误行为，营救并解放了梁兴初等一大批党的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同志坚持从东北的实际出发，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制订的南下北宁线攻打锦州的方针，与林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林彪率军南下，一举解放锦州，最终赢得了东北全境的胜利。罗荣桓同志逝世后，张爱萍将军曾在《痛悼罗元帅》一诗中写道：“马列毕生志，主席思想深。”高度赞扬了罗帅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的过程中，罗荣桓始终坚持党对我军的绝对的领导权，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灵魂和生命线，为我军在新时期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罗荣桓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个平凡的人；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家，又是个普通的战士。他一生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光辉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聂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1899年12月29日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场附近的石院子，7岁入私塾接受启蒙，四年后正式进学堂读书。1917年夏天，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当时，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堪称四川第一流，聂荣臻十分珍惜在这里的学习机会，他在自己课桌的右下角庄重地刻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名句作为座右铭。他每天一丝不苟，发愤求索，学习成绩优秀，成为同班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作文有时被抄录张贴，让其他同学观摩阅读。
聂荣臻广读博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进步杂志《新青年》中吸取政治营养，渐渐地，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一个公认的诚挚少年逐渐转变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加入进步学生的行列，常对同窗好友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每遇国家民族大事，聂荣臻总是感慨陈词，忧国忧民思想溢于言表，常书于文卷之上，教师曾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聂荣臻不仅勤奋好学，且见义勇为，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逢善不欺，逢恶不惧，遇同学有纠纷，总是善于排解，遇恃强凌弱者，则打抱不平，挺身相助。平时，他注意节俭，经常布衣草履，从不浪费挥霍，但对同学朋友，则慷慨赠予，毫不吝啬。
五四运动时期，聂荣臻因参加家乡学生爱国斗争，遭到反动军警当局的抓捕。为了避开眼前的危险，学习西洋先进的科学，心怀“实业救国”大志的聂荣臻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积极投身旅法学生运动。1922年，聂荣臻转赴比利时就读于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刘伯坚一起负责过旅比利时支部工作，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10月，聂荣臻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起回国。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过了五年多时间。五年里，聂荣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实业救国论”者转变为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革命论者，并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在黄埔期间，聂荣臻坚决主张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中山舰事件”以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但他仍利用各种机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向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为北伐作准备。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聂荣臻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聂荣臻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
1927年7月中旬，聂荣臻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他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战斗失败后，他转赴香港。同年12月，他潜回广州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聂荣臻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从而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其间，在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他看到了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缺点，指出：“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显示了他在军事方面的远见卓识。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自从顾顺章叛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像聂荣臻这样与顾顺章共过事的我党骨干人物，已不便继续留在上海。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正需要聂荣臻这样的军事人才。1931年12月，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聂荣臻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同年4月，聂荣臻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聂荣臻在指挥战斗中表现出的沉稳和勇敢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同时，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领导才能，使聂荣臻由衷地钦佩。聂荣臻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和策略思想，对其以后领导一个大的战略区增益很大。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聂荣臻与林彪率红1军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的前卫任务。他率部先后突破国民党第一、二道封锁线，并在危急形势下，力排众议，率部抢占九峰山，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从而保障了中央纵队左翼的安全。
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为了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费尽心
机，调遣湖南、广东、广西的军阀部队，进行周密布置，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是，反动军阀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唯利是图使湘江防线曾出现过“裂痕”。然而，由于博古等人缺乏军事常识，没有抓住有利战机，使红军在湘江畔陷入被动。为了掩护中央纵队顺利过江，聂荣臻、林彪率部在湘江之滨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拼杀，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
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红1军团受命打头阵，聂荣臻和林彪冒着敌人的火力，指挥军队架起浮桥，使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了乌江，到达遵义，从而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中央红军的阴谋。
1935年1月，聂荣臻出席了中共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他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与刘伯承一起建议红军北渡长江向四川发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
遵义会议后，聂荣臻在毛泽东指挥下，与林彪率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重兵的围追堵截。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1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2师飞夺泸定桥的战斗。6月中旬，他率红1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8月下旬，聂荣臻率红1师、红军大学等部为先遣队，历经艰辛，越过大草地，9月上旬到达俄界，接应了中央及红3军等部队。9月中旬，他与左权指挥红4团攻占天险腊子口，并乘胜占领哈达铺，再次为红军打开了北上通道。在哈达铺，聂荣臻偶然从国民党《山西日报》上获悉陕北有一个根据地，并把这一天大的喜讯急告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挺进陕北。10月，聂荣臻与林彪率先遣队进入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从此结束了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11月下旬，在毛泽东指挥下，聂荣臻与林彪率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直罗镇这一仗的胜利，体现了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国民党军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军到陕北后，为了配合“一二九”运动，同时也为了解决陕北红军的供给问题，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反蒋不抗日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聂荣臻、林彪与红1军团的战友们投入到了东渡黄河的战斗中。东征75天，聂荣臻、林彪和兄弟部队合作，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大量枪炮，不仅使陕北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还筹款30余万，扩充新兵8000余人，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林彪共同指挥所部进行了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
日军占领太原后，战局发生极大变化。为避免第115师等部及八路军总部被敌隔断，1937年11月，聂荣臻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他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先后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到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七十二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团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毛泽东赞誉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并号召八路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学习。
1939年秋，日军兵分十二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聂荣臻周密部署，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指挥八路军在雁宿崖同日军进行激战，歼敌第2混成旅团1500余人，并在黄土岭围攻战中击毙日“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被消灭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此举震惊了日军，也震动了全中国。毛泽东致电聂荣臻，要他嘉奖有功人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全国抗战热情更加高涨。
1940年春，聂荣臻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作战，并在同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线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使日军的交通枢纽陷于瘫痪。
1941年秋，日军调动其华北占领军的一半兵力，对晋察冀机关所在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聂荣臻指挥主力相机转至外线打击敌人，进行钳制作战，并率领党政机关在有
限兵力掩护下，灵活机动地周旋于深山峡谷之中，巧妙地从敌人薄弱点安全转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聂荣臻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逐步挫败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3年1月15日，聂荣臻出席了在阜平温塘召开的边区首界参议会。他和宋劭文等一起接见了边区代表，并向代表们汇报了晋察冀五年来的情况。这次参议会，是晋察冀边区史上民主建政的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边区的民主建设越来越完备。
1943年8月，聂荣臻奉命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党的“七大”。他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初步汇报了在晋察冀六年的各方面工作，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经历了会议中和会议前后党内广泛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聂荣臻与萧克、刘澜涛致电晋察冀分局，命令全区部队立即向平津等大城市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抵抗，应进攻歼敌。并命令冀热辽军区抽调几个主力团由李运昌率领向辽宁进军，尽早与苏联红军会师。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至此获得了最后胜利。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晋察冀分局改称晋察冀中央局。随后，聂荣臻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聂荣臻回到晋察冀，遵照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先后组织冀东、冀中军区十一个主力团和大批干部进军东北。同时，面对晋察冀的态势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聂荣臻还采取了几项步骤：第一，10月2日在张家口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第二，在军队部署上，因接收和占领大城市已不可能，聂荣臻遂将力量转向解放中小城镇。8至10月份，晋察冀军区部队先后解放60多座中小城镇，歼灭伪军3万多人。第三，遵照中共中央9月21日关于编组野战军、以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批示，集中整编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聂荣臻把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两个纵队，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并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