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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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去，在美国所有的华人媒体上做了广告，把巡演城市的所需场地全部办好。我的商业模式非常明确，认定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事情。

　　对于中国演员来美的签证问题，我付了近2万美元律师费，委托洛杉矶极有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办。他们向我保证说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离第一场演出还有10天，我已经付清了所有场地的费用，总共10场演出的门票也已卖出了上万张。这时我突然接到姜昆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尽管有那家洛杉矶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出面，但所有中国演员的签证，还是被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官拒绝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我简单地计算了一下可能的损失，仅广告费加场地费就有几十万美元打了水漂。更可怕的是，已经卖出去那么多票，遇事就喜欢起诉的美国人肯定会告我商业欺诈。（眼快首发更新Yankuai）我不仅面临倾家荡产的窘境，而且甚至会有牢狱之灾。就剩下10天时间，我还能做什么？

　　在出过一身绝望和恐惧的冷汗之后，我开始冷静地思考有无解决危机的方法。根据我日常的观察，美国是一个尤其讲究“政治正确”的国家，各级议员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忽然灵机一动。加州是一个大州，有54个众议员2个参议员，我把所有议员的人名都拿到手，然后给他们写信。我在信中写道：

　　作为您忠实的选民和支持者，我特别关心您和您的同僚们提倡的法律法规。你们提倡并且一直在实施的法律精神之一，就是特别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你们认为下一代是你们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美国的未来。这也是我和所有善良的人们投票选你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这次我邀请了许多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歌唱家和艺术家来美国演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但不知为何，他们的签证至今仍未签下来。钱的损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可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接到很多小孩子的电话，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些艺术家来不成美国了，美国不是很民主吗？

　　我真的找不出理由来回答他们，我又不想找理由来骗他们，请您给我一个解释好不好？

　　在信的末尾，我还告诉他们，如果几天内收不到回信，我会把这封信抄送到《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所有这些大报纸备案。写完以后我把这封信打印了56份，抬头的议员姓名和我自己的签名用笔手写，每封信贴上31美分的邮票寄了出去。

　　这封信发出后，果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议员立即给美国移民局、白宫办公厅，甚至给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写信，将我遇到的麻烦加以转述，请他们调查一下。这些机构，包括总统本人在内，最怕议员找麻烦，所以纷纷发传真到北京驻华使馆询问这件事。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使馆的签证官，一下子收到这么多有关同一件事的询问，肯定觉得这家公司来头不小呀。

　　但签证官不会当即承认错误，那样他就太没面子了。他给我发来一份传真：现在我正重新审阅贵公司的申请，按照美国的签证政策，只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才能到美国进行商业演出，但您的资料中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说明这些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

　　收到传真，我意识到，他是在找台阶下。我在回复的传真中采用了这样的说辞：中国有11亿人口，真正会说相声的只有6个人，其中姜昆是最好的，所以全世界说中国相声最好的就是姜昆。中国湖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只有53户人家，其中能唱本民族歌曲的只有3个女孩子，唱得最好的叫宋祖英，所以她是演唱那个少数民族民歌的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人。每个演员我都找出诸如此类的理由，把这份“证明文件”传真过去。不到两个小时，签证官给我回复：经过判断，他们确实是世界一流演员，签证即刻发给他们。

　　因时而动：融合中美日三种思维方式

　　我到了微软之后，很多中国人向我诉苦，他们父母来美的签证往往被拒签。我又把这招教给他们。只要给西雅图当地的议员写信，他们的秘书就会打电话给大使馆，没有一个签不出来的。写一次信成功一次，我至少帮助了十几个微软的中国员工。

　　在解决这次签证危机之后，我总结了中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做事的三种风格：遇到这样的困难，中国人第一个会想到的办法是，能不能通通关系，找找什么亲戚、朋友是移民局的。如果找不到关系，多半会一筹莫展。而日本人可能会教你，再坚持不懈给大使馆发几封信，反复声明演出的重要意义。但这样也肯定行不通，因为美国人的性格绝对不会轻易否定已经作出的决定。美国人的处理方式则是另辟蹊径，寻找不同的思路。我懂得，从表面上看是政治家们在主导着美国，但是下一任总统谁来当最终是由选民来决定的。我以一个选民的身份和议员进行交涉，政府部门必然会非常认真严肃地来帮助我处理这件事情。

　　这次经历令我变得“狡猾”起来，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会先看我身处何处。我没有只用一个国家的思维方式来做事，既没有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没有完全按照日本人或者美国人的。现在这三种思维方式在我身上已经完全融合，变成我自己的东西了。这显然对我的职业生涯非常有利。

　　我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什么时候需要另辟蹊径打通关节，以及更重要的，我知道如何利用周围的资源来寻找机会。

　　成功举办演出之后，我觉得这个生意还是不错的，又能赚钱，又能结交演艺圈的明星。然后还能开发衍生产品，给他们拍摄MTV。再加上我的软件开发能力，各方面就互动起来了。我顺势成立了一家名头听上去很吓人的“好莱坞娱乐影视公司”，开始“大张旗鼓”地进军娱乐界。

　　我和一个朋友以合作伙伴的名义共同投资了近30万美元，买来全套的前期拍摄及后期制作设备，并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作团队。当时MTV很火。香港、台湾一些娱乐公司做卡拉OK的伴奏带，需要拍摄美国的外景风光，但他们来美国很难，就将业务外包给我们。我们拍好外景后加上歌词，就变成卡拉OK带了。

　　办到第二家公司，我差不多已放弃了学业。但凭借语音识别方面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我最后还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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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

　　　　在成功举办中国演员的美国巡演之后，我又开始琢磨起了另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眼快首发更新Yankuai）花了近两万美元请最好的律师没有办成的签证，我却以一己之力办成了，这岂不是巨大的商机？

　　对于美国律师业的种种不合理之处，我有切肤之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最讨厌三种人：律师、医生和汽车修理站老板。留学生通常买不起新车，二手车又总是容易出故障，将车送去修，老板一下子就叫人将你的车顶得很高，把所有的零部件拆下来，心情好让你付200美元，心情不好就300美元。你说“不”，他都已经将车拆掉了。美国的药不贵，但拿到药很难。美国的医生很讨厌，知道你感冒了，哪怕你连病源都告诉他了，就让他开一下药，他还要从头到脚作一遍检查。本来是小小的感冒，这样一折腾就变成了重感冒。所以中国留学生随身带去最多的就是各种常用药。至于律师，则更是人见人怕。他们和你一说话就要开始收费，什么事还没有做，就把钱拿去了。但美国偏偏需要法律咨询的事又特别多，还不得不咬牙上门给这些律师送钱去。

　　所以，我花100美元又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和上一家好莱坞娱乐影视公司一样，为了显出气势，我也给新公司起了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名字—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眼快首发更新Yankuai）事务所专为来美的华人解决签证问题。

　　但美国的律师市场已十分成熟，有竞争力的律师，都是哈佛、耶鲁的法学博士。而我却只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完全说不出口。于是，我又采用了高姿态的强势方式。别的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无论事情办不办得成，谈一个小时就要付一个小时的钱，这是行规。对我来说，我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模式。我采取的方法是把价格透明化，这是我最核心的竞争力。我在广告上明确注明：从学生签证转工作签证600美元，转绿卡（永久居住许可证）1500美元。

　　另外，对客户而言，比价格更重要的是成功率。抓住这个心态，我又采取了一个高调方式：不成功不收费！更重要的，别的律师事务所的广告措辞通常是模糊的：本事务所成功率“较高”。而我则说：目前本律师事务所成功率100％—因为我只办过一次。

　　与众不同的商业模式

　　开业5个月后，我的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就在洛杉矶的移民咨询业中排到了第一位。这家公司的成功，完全是因为运用了与众不同的商业模式。

　　如果总结我的新商业模式的关键点，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透明。

　　我打破了美国律师行业按时间收费的惯例，转而按案例收费。还有最重要的，我提出：不成功不收费，成功了再收费。这样就完全摒除了以前将风险完全由客户承担的律师业陋习，自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

　　企业发展的“2、3、5”模式

　　在我创办自己的第三家公司时，我已明确意识到了商业模式对一个企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在总结我自己早年创业经历和多年企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企业发展的“2、3、5”模式：

　　一家成功的企业，如果按百分比计算它的成功因素，商业模式占20％，市场机遇占30％，剩下的50％则是企业的执行力。

　　在创业和初始发展时期，没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和良好的市场机遇，一家企业很难获得成功。但最终让这家企业做大，并发展成为一家优秀乃至卓越的公司，一定是因为它的执行力。

　　公司刚开张就吸引了一大批客源。我只租了三条电话线，根本接不过来。电话总占线，客户开始抱怨。我赶紧对软件公司的部下说先别做软件了，都来帮我接电话。我告诉他们接电话时的标准应答模式是：我们的律师很忙，所以您的案子只能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我们。

　　总共就我一个“律师”，当然很忙。另一方面也给人印象，这家事务所的生意很好。况且，我也根本不敢跟他们见面，怕一谈话就露了馅。我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忙着读书。美国的法律书那么厚一摞，又全是充满艰深法律术语的英文。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啃。还好我发明了“目录读书法”，既然不可能把一个个案例细节记清，只需要把目录记住就可以了。客户的案子拿到手，我能以最快速度翻到对应的某页就可以了，再临时攻关找到解决方案。后来我发现，签证案子无非就那么十几种，只要按相应的办法处理即可。我因此很快成为了办签证的专家。

　　这家律师事务所经营了一段时间后，越来越多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办理签证，这项业务一下子变得比我的主营业务还要成功。我突然有了种强烈的失落感：我是学计算机软件出身的，结果做软件没有赚到什么钱，做风马牛不相及的律师事务所反倒成功了—我的人生是不是出现了什么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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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我在微软总部的日子

　　　　小程序员的大梦想——我在微软总部的日子

　　无论是学生时代的一无所有，还是现在身为顶级职业经理人，总裁、CEO名号加身的阶段，我都敢抛开一切从头再来。（眼快首发更新Yankuai）我可以关闭3家小有成就的公司进入微软，从基层做起；又可以在打拼10年，从软件工程师做到微软中国最高领导者之后，选择离开微软加入盛大。每一个看似很低的起点，都是通往更高山峰的必经之路。任何时候都没有不能放下的成就。这种心态可以使人无往而不利。

　　做老板，还是做程序员

　　1994年，我的三家公司—双鹰软件、好莱坞影视娱乐公司和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让我忙得焦头烂额。对于此时的我来说，微软公司、Windows、比尔？盖茨就像身边的好莱坞大腕们，即使近在眼前，也遥远得仿佛是另一个星球的事物。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另一个星球向我所处的世界发来了电波。夏季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您好，我是微软公司，请问台式感情速配机是您的发明吗？”

　　“是啊，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我们认为，您的发明显示出了杰出的创造力。不知您有没有兴趣加盟我们公司的日本分部？”

　　原来，微软日本公司的一位高层主管对我的“感情速配机”一见钟情，根据机器上标注的版权线索，请微软美国总部的同事帮忙找到了我。（眼快首发更新Yankuai）但我回绝了他的加盟邀请。妻子孙春蓝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她每天挺着个大肚子帮我忙里忙外。我怎么能忍心丢下她，独自去日本？

　　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可过了两个月，在我的大女儿唐惟子即将诞生之时，微软美国总部的人又一次打来电话：“您是否有兴趣来我们总部工作？我们正在开发Windows　NT　3。5版本的远东版，您既懂英文，又懂中文和日文，还独立开发过富有想象力的软件产品。我们邀请您以工程师的身份来参与这个开发小组，怎么样？”

　　此时我的父母已经落脚美国，家庭事务不用我再担忧。小兰在产床上也这样劝我：“要在美国做老板，100美元就可注册一家公司，什么时候不可以去做？微软为什么可以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到软件业老大，而咱们的公司怎么也做不大，这里面的奥秘在哪里，难道你不想知道究竟？”

　　妻子的规劝，在不经意间说中了我几年来最大的一桩心事。是的，为什么我自己做软件公司，做到二十几个人的规模就做不下去了？微软为什么可以做得那么大，而且做得那么好？我可以看无数有关微软的书，但永远学不到其精华，即使我住在微软隔壁，也不会知道其中的秘诀。这一定得亲自到微软体验。

　　我还有另一层考虑。自己到美国有些年头了，可每天回家打开电视，却总觉得里面发生的一切与自己毫无关系。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空空荡荡，似乎丧失了真切的存在感。我自认为是个有抱负的人，可是如果进入不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岂非意味着白来了一趟美国？我自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否以政治家或者艺术家的身份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呢？显然不现实。那么商业呢？我做着三家公司的老板，总资产已经超过百万美元，但这在美国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我清楚，自己也只有依靠商业这唯一的途径，才有望真正在美国获得认可。

　　现在，这样的机会是不是已经来临了？不是每个人每天都有进入世界一流公司微软总部的机遇，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次很大的赌博。虽然来自微软总部的邀请电话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工程师的名头乍一听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