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理性的呼唤-古典主义文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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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资助下，他来到巴黎向国王亨利四世敬献颂诗，赞美王权：
哦，我们全权的国王，你的威力广大无边！
你的计划十分美好，你的道路无限光明！
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国家，相信全民族的向心力必定会战胜猖獗一时的无政府势力。亨利四世把他留在宫中，封为“宫廷诗人”，当时能获此殊荣者寥寥无几。
马莱伯是一位严守理性的诗人，他的信条是：理性是艺术家创作时唯一的向导。他一贯强调，艺术领域中的一切都必须服从统一的理性的支配，认为创作中毫无约束的激情只能破坏和扭曲艺术家的构思，使作品的结构失掉完整性，使作者的意图失掉鲜明性。马莱伯把促进法语规范化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认为语言既是表达思想的媒体，就应该清晰、准确、和谐。他反对把外来词汇引入本国语，反对使用方言俚语，力图以平民语言为源泉，以宫廷用语为标准，提炼出一种全国通用的“纯粹的法语”。马莱伯死后，法兰西学院编纂了卷帙浩繁的《法兰西学院字典》，目的是为作家提供规范的创作用语。这部字典摒弃了一切行业用语和方言土语，体现了马莱伯对于语言改革的主张。
除了“纯洁”语言外，建立诗律是马莱伯一生中另一夙愿。说到诗律，有必要简单提一下法国十六世纪的“七星诗社”。那是一个由七位人文主义作家组成的文学团体，其中以龙沙 （1524——1585）和杜·贝雷（1522——1560）最为著名。诗社的宗旨是以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为借鉴，对法国诗歌进行改革，诗社的成员被认为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诗人。在创作手法上，他们提倡清新和谐、韵律多变，反对浮华造作、刻意雕琢。在内容上，他们赞美生活和爱情，反对禁欲主义，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倾向，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国诗歌中的主要形式——亚历山大体，正是经他们之手而发展起来的。另外，他们还主张通过吸收和改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汇来丰富法语。马莱伯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这样做会使法语处于庞杂不纯的状态。“七星诗社”虽然注意到诗歌韵律的变化，但并没有建立正式的诗律，马莱伯是第一个出来担当这个任务的人。他为每行有十二个音节的亚历山大诗体制定了基本规则并对使用这种形式进行创作的诗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亚历山大体主要用于十七世纪法国的诗剧和叙事诗，高乃依和拉辛的作品中都不乏其例，布瓦洛的理论著作《诗的艺术》也是用这种诗体写成的。对于其它流行诗体，马莱伯也进行了整理并制定出相应的格律。
马莱伯曾自谦地提出只当一名“出色的音节安排者”，但实际上，他也没有完整系统的理论著作，其文艺观点只是散见于对别人的诗歌所作的评注中。在文艺方针上，他提倡宫廷中心论，即先由国王和宫廷制定出艺术创作的规则，然后艺术家再依据这些规则进行创作。换言之，艺术创作要循规蹈矩，有法可依。他的作品很少，主要是写给王室的颂诗。在诗歌创作上，他刻意追求形式美，讲究诗文工整悦目。为此，他对一词一句都挖空心思地反复推敲，据说写成一句诗有时要用去整整一令纸，速度之慢，可想而知。如果此事属实。《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写作慢手的位置非他莫属。马莱伯的诗虽然形式工整，但风格生硬，想象贫乏，意境不高，素有“语法诗人”之称。法国抒情诗人腊康 （1589——1670）和诗人梅纳尔（1582——1646）都是他的弟子。
马莱伯的各项主张并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而且还受到同时代一些诗人的反对，市民写实派的讽刺诗人雷尼埃和维奥就是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雷尼埃自称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卫道士，他忠于人文主义的传统，认为马莱伯的主张产生于贵族上流社会狭隘的鉴赏趣味，如果把各种规则强加给诗人，就会压制激情，扼杀灵感，埋没才华。维奥以“自由派诗人”的身份进行创作，对于各种规则持蔑视态度。与马莱伯的主张相反，他认为要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就要“信笔涂鸦地”去写，无须事先拟定任何提纲。
尽管反对派对马莱伯提出了批评，但他的这些主张迎合了当时法国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因此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最终成为正统的诗歌理论。
古典主义文学发展概况
一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三个阶段
在封建王权的扶植下，古典主义文学发展成为在十七世纪法国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流派。随着法国君主专制政体由弱变强、由盛而衰的演变，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四十年代开始兴起；六、七十年代达到全盛；八十年代末趋于衰落。
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封建专制国家正处于上升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君主集权不断加强。当时的首相黎塞留利用国家机器无情地摧垮了那些危害民族统一的贵族集团，继承和推进了亨利四世开创的事业，并为“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盛世奠定了基础。在严厉打击封建领主的分裂活动时，黎塞留并没有忘记意识形态这个领域，为了君主政体的利益，他要把文学艺术也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要达到这个目的，首行要制定出统一的规则，使诗人和作家有章可循，马莱伯和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马莱伯在十七世纪初，就提出文学要为王权服务的主张并创立了古典主义诗律，使诗歌创作有了统一的章法。随后，法兰西学院的成员根据当权者的需要，对语法、诗学、修辞做了精心的加工整理，为古典主义作家提供了规范的表现形式。
在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作家对于日益巩固的王权充满乐观，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妥协局面表示满意。高乃依是这个阶段中的古典主义代表作家，他所创作的悲剧《照德》正是时代的产物。这部作品所展示的义务与爱情、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封建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高乃依采取了一种巧妙的调和态度，在歌颂封建荣誉观的同时，也使剧中两个贵族青年男女的爱情得到满足。在此以前，作家们在处理这种冲突时，都理所当然地使作品中的人物抛弃爱情以保全家族荣誉。 《熙德》既无损于封建荣誉，又不排斥个人利益和男女爱情，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妥协。正如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剧中的国王也是以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调停人的身份出现的，这反映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作家对封建王权所寄予的希望。 《熙德》不但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而且也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古典主义悲剧创作的典范。
经过四、五十年代的巩固和发展，法国君主专制政体在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鼎盛之势，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也随之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是：自“投石党运动”被平息后，贵族分裂势力日益瓦解，君主专制国家空前强大，路易十四亲政标志着法国历史上绝对王权的出现。政治的稳定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十七世纪六、七年代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也是古典主义的成熟阶段。在这个时期，法国文坛中群星灿烂，光彩耀人，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向世人推出了他们全部作品中的精华部分，文艺理论家布瓦洛完成了古典主义的理论大全《诗的艺术》。
莫里哀在六十年代初完成的喜剧《丈夫学堂》和《太太学堂》，标志着他的创作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他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在剧中提出了婚姻、爱情和教育等社会问题，要人们对此加以认真的思考。他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大男子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坚决主张改变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对待妇女的粗暴态度，提倡确立人道主义的家庭观念。六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末，是莫里哀最富有成果的创作时期，他把风俗喜剧与性格喜剧结合起来，接连创作出几个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其中有 《伪君子》、《堂璜》、《恨世者》和《吝啬鬼》等。这些剧本有的把矛头直指在当时不可一世的天主教会；有的辛辣地嘲讽了贵族们庸俗无聊的内心世界，抨击了他们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有的则揭露了资产阶级视钱如命的本质和喜好虚荣的陋习。
《伪君子》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他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塑造了破落贵族达尔杜弗这个伪善宗教徒的典型形象，暴露了教会的黑暗，鞭挞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义之徒，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
拉辛的两部著名悲剧《安德洛玛克》和《费德尔》，都是在六、七十年代间完成的。这两部作品都借用古希腊的题材，揭露了法国贵族生活的腐败与淫邪。在《费德尔》中，他对于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层次分明，逻辑合理，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才能。1668年，拉封丹发表了代表作《寓言诗》的第一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确立了他在文坛中的地位。在《寓言诗》中，他运用拟人的手法使各种动物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并使它们分别代表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通过这个动物群体，拉封丹向人们展现了十七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图景，揭露了封建社会弱肉强食的本质，对人民大众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在《诗的艺术》中，布瓦洛系统地提出了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理论。他把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贯彻到文学之中，认为美是艺术的最高目的，而只有理性才能创造美。在他看来，理性是绝对的、普遍的、最高的艺术审美力。布瓦洛按照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把文学体裁分为尊卑不同的级别并为每种体裁制定了相应的规则。《诗的艺术》问世后，在文艺界影响极大，被称为法国古典主义的美学法典。
在这一阶段中，封建王权与古典主义作家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是因为路易十四需要借助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的民主主义倾向，来打击反动贵族和教会势力，为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排除阻力。中央王权对于古典主义作家的支持与庇护，在六、七十年代体现得最为充分。莫里哀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优秀作品，例如《太太学堂》和《伪君子》，以及在五十年代末创作的《可笑的女才子》，都是以嘲讽上流社会的“风雅”和揭露封建教会的虚伪为题材的，因此屡遭贵族势力的迫害。每当风云突变之时，国王都及时出面支持莫里哀，使他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十七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法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太阳王”时代，也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最为辉煌的阶段，古典主义文学的大部分优秀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经历的第三个阶段，是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八十年代末，君主专制制度已由盛而衰，江河日下。迫于天主教会的压力，路易十四终于在1685年废除了亨利四世颁布的“南特敕令”，不再承认资产阶级所信奉的新教的合法地位，大批胡格诺派教徒惨遭迫害，这标志着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战争结束后，封建社会内部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妥协局面被彻底打破。对于新教徒的反抗，政府采取了镇压措施，几十万新教徒被迫逃往国外，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这部分人的流失，给法国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封建王权对内实行宗教迫害，对外则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妄图称霸欧洲，致使国库空虚，债台高筑，昔日“太阳王”的盛世急剧衰败。如果说，当初在消除封建割据、实现民族统一的事业中，君主专制国家顺应了历史发展规律的话，那么现在它已完全蜕变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十九世纪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对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法国君主政体作了如下的描述：“不是路易十四一个人变得衰老了，不是他一个人在他统治的末年变得虚弱了，整个专制制度都变得衰老了，虚弱了。”
拉辛的后期作品，体现了这一阶段古典主义作家的基本倾向。《爱丝苔尔》和《阿达莉》是他根据圣经故事创作的两部悲剧，主题都是影射当时国内的宗教迫害。第一部剧完成于八十年代末，第二部完成于九十年代初，二者问世的时间相差不过两年，但作者的创作思想却有很大的变化。从《爱丝苔尔》的内容看，拉辛当时对路易十四仍抱有幻想，希望他回心转意，重新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两年后，在创作《阿达莉》时，严酷的现实已使拉辛对国王的幻想彻底破灭。他认识到，要结束宗教迫害，缓解社会矛盾，必须推翻暴君的统治。 《阿达莉》描绘了暴君、天主教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激烈冲突，由于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最后人民起而反抗杀死了暴君，推翻了专制制度。悲剧《阿达莉》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反封建反暴政的思想倾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法国古典主义后期散文作家拉布吕耶尔和费奈龙等人，在君主政体由盛转衰之际，也都主张限制工权，实行改革，匡正时弊，表现出明显的反封建意识。
当然，在这个阶段，古典主义作家中也有国王的拥护者，主要代表是博叙埃 （1627——1704）。他是古典主义前期散文作家，曾担任过王太子的宫廷教师。博叙埃是天主教的正统派，一生反对基督教新教，发表过许多反对新教、维护天主教纯洁性的卫道著作，素有“专制主义理论家”之称。他还是一位绝对君权论者，时常告诫人们：任何合法的政府都在表达神意，它的权威是神圣的。1685年，路易十四撤销了“南特敕令”，旨在取缔新教派的合法存在，博叙埃对此表示拥护。但他不赞成采取迫害手段，主张以理服人，最终达到使新教徒皈依天主教的目的。
二“古今之争”的始末“古今之争”是十七世纪末，发生在法国文坛中的一场文艺大论战，其焦点为：在文艺创作中，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
法国君主专制政体在民族统一的大业中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这种制度已显露出衰落的迹象，进步作用逐渐消失，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文学领域中，一些革新派作家力图冲破古典主义的樊篱，争取创作上能有更大的自由，这首先体现在德马雷·德·圣索尔兰（1595——1676）提出了以基督教传说代替古代神话的主张。长期以来，古典主义作家一直把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作为史诗的题材，似乎这是天经地仪之规。圣索尔兰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他的主张体现了学院中一些作家的创新思想。另外，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拉丁语在法国的文化生活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撰写铭文、作品题签的法定文字。对于这种传统作法，当时也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过分赞扬古代文字会损害法语的完美，主张改用法语题词作传。上述的主张，受到了布瓦洛等人的反对，这样古典主义作家内部就逐渐分化出“崇古”与“厚今”两个派别。他们通过书面和口头的形式，阐明自己的主张，驳斥对方的观点，两派在思想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
1687年1月27日，革新派代表人物贝洛（1628——1703）在法兰西学院朗诵了诗作《路易大帝世纪的颂歌》，表达了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