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理性的呼唤-古典主义文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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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年1月27日，革新派代表人物贝洛（1628——1703）在法兰西学院朗诵了诗作《路易大帝世纪的颂歌》，表达了今人不比古人差的观点。这一下激怒了古典主义正统理论家布瓦洛，他当场提出抗议，随后拂袖而去。法国文坛中崇古派与厚今派之间的“古今之争”，由此爆发。贝洛反对把古人神圣化，主张一视同仁地对待古人与今人，他写道：

　　我面对古人，不对之屈膝，他们的伟大是确实的，但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人；

　　我们可以拿路易的世纪同奥古斯都的美好世纪媲

　　美，而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对。

　　在诗中，他还委婉地指出，荷马的作品已不适应当前公众鉴赏的需要：

　　既然上天宠爱我们的法兰西，把你降生在我们生活的世纪，有百种不足，人们会归咎于时代，而不会贬低你的作品之风采。

　　高乃依的外甥、诗人兼哲学家封德奈尔写了题为《闲话古人与今人》的长篇论文，支持贝洛的观点。他认为：“既然古人在某些事物上有可能达到也有可能达不到尽善尽美，我们就必须在考察其是否达到的同时，对其错误不留情面，把他们与现代一样看待。”作家圣埃佛尔蒙（1616？——1703）在《论古人诗歌》　（1685）中则早已先行一步提出了厚今薄古的主张，他说：“宗教、政府、风俗、习惯在今天世界上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我们必须创造新的艺术，来适应我们所处世纪的趣味……”。接下来，他指出：“如果荷马活在今天，他也会写出适应他所描绘的时代的绝妙好诗来。但我们的诗人却以古人的诗歌为准绳，以过时的规则为指导，以陈旧的事物为对象来创作诗歌。”他认为，古希腊人的风俗习惯和社会事件“根本感动不了我们……企图以过时的法则来规范新作品是荒唐可笑的。”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荷马的诗歌永远是杰作，但不会永远是楷模。”

　　首先对贝洛进行反驳的是崇古派代表布瓦洛，他把贝洛在学院朗诵这首诗，说成是“学院的一个耻辱”。他在讽刺诗中，把对荷马评头品足的作家斥为“蛮人”。作为唯理主义的忠实信奉者，此时他没有忘记求助于理性的裁决。布瓦洛宣称，古人的权威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理性告诉我们，古人的作品，正象几个世纪的读者所赞同和所证实的那样，真实地表现了人性。因此，效仿他们的榜样，就可写出千古流芳的佳作。支持布瓦洛的古典主义作家有：拉辛、拉封丹和拉布吕耶尔等。在以后的几年中，争论一直在进行，双方不分胜负。1694年，布瓦洛给贝洛写了一封表示和解的信，内容是双方停止争论，但保留各自的观点。在信中，他婉转地承认在这场争论中双方各有过激之处：“为了确保我们协议的实施和不再播撒争吵的种子，现在我们只有好自为之。您　（指贝洛——著者）似乎喜欢贬低古代名家，而我则好象太爱激烈地指责我们这个世纪中卑劣的以及平庸的作家。”

　　厚今派的主张反映了时代的呼声，对传统的古典主义理论具有极大的冲击力。但贝洛等人并没有真正认清文艺创作中“古”与“今”的辩证关系，因此对古人一概否定，对当代作家则不加分析地统统肯定，这就使得他们的论点明显地失之偏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在文艺创作中是“崇古”还是“厚今”的问题，不但在当时没有得到解决，就是进入十八世纪后，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仍时有发生。直到一百多年后，浪漫主义作家彻底推翻了古典主义的权威，争论才算有了最后的分晓。“古今之争”标志着法国古典主义开始衰落，但同时也加速了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文学的诞生。

　　三古典主义文学在欧洲其他各国的发展

　　英国古典主义文学形成于十七世纪后期，创始人是英王查理二世时期的桂冠诗人德莱顿　（1631——1700）。他是十七世纪后期英国最著名的诗人，作品颇丰，除诗歌外还创作了三十部悲剧、喜剧、悲喜剧和歌剧。另外，由于他对诗歌与戏剧所作的评论见解精辟，内容广泛，因此被后人誉为“英国文艺评论之父”。他处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当时政治风云多变，这使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的诗歌大致可分为两种内容：赞美国君；讽喻时事。德莱顿的颂歌和讽刺诗，标志着英国诗歌中古典主义的确立。在戏剧创作上，他主要模仿法国悲剧作家高乃依，完成了许多“英雄悲剧”。他的代表作是《被征服的格拉纳达》和《奥伦—蔡比》，主要表现爱情与荣誉之间的矛盾，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相比，他的作品缺乏理性崇拜和爱国激情。1668年，德莱顿发表了具有流畅口语风格的文学批评专著《论戏剧诗》，由此奠定了英国文学批评创始人的地位。由于他对英国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文学史家通常把他进行创作的时代称为“德莱顿时代”。

　　古典主义文学流派虽然十七世纪后期就已经在英国形成，但它的发展还是在十八世纪初期，当时的古典主义作家代表是蒲伯（1688——1744）。蒲伯是十八世纪初期英国最重要的诗人，在文学上他崇奉古典主义，重节制，讲法则，这与当时英国上层社会提倡理性的倾向是一致的。1711年，他发表了诗体论著《批评论》，强调古典主义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作用，其主要观点来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和法国诗人布瓦洛。在创作手法上，蒲伯擅长寓谐于庄，即把生活中诙谐的琐事用庄严的体裁加以表现。他的长篇讽刺诗

　　《夺发记》采用了英雄史诗体，但描写的却是小事一件：两个天主教徒家庭之间发生了争吵，起因是一家的男青年偷剪了另一家女青年的一绺金发。诗人有意把这一风流琐事描写得象荷马史诗中特洛伊和希腊之间的战争那样严重，借以讽刺当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蒲伯还模仿贺拉斯的风格，创作出一系列自然而有风趣的讽刺诗和对话诗，抨击当权者拜金主义的不良倾向，这些作品都具有古典主义的风格。

　　德国古典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是早期启蒙运动的文艺理论家高特舍特（1700——1766），他重要的文学活动集中在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高特舍特是莱比锡大学的诗学教授，以改革当时的德国戏剧、创建戏剧理论著称。在哲学上，他推崇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沃尔弗　（1679——1754）的唯理论，认为理性高于一切。在文学上，他接受法国文艺理论家布瓦洛的理论，主张效法高乃依和拉辛的古典主义戏剧，改变十八世纪初期德国戏剧内容粗俗、形式杂乱的状况。1730年，他发表了全面阐述自己文学观点的理论著作《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这是把法国古典主义理性原则和鉴赏标准应用于诗艺中第一部德国论著。他强调，艺术的本质和任务是对人进行理性和道德教育，戏剧和寓言是实施这种教育的最佳形式。高特舍特完全赞同法国古典主义理论，认为文学体裁应有等级之分，悲剧的主角只能由王公贵族之类的“大人物”充当。他还为各种文学体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例如戏剧要一概分为五幕，严格遵守三一律，语言要明确，措词要典雅。当然，他的这些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德国戏剧的混乱状况而提出的，目的是要把戏剧创作纳入规范化的轨道，使其发挥启蒙教育的作用。

　　高特舍特的戏剧改革实践，主要体现为与当时著名女演员诺伊贝尔共同创立莱比锡表演和评论学派。他们遵循古典主义的范例，把德国戏剧从一种以粗俗的趣味取悦于人的低级娱乐形式改造为给民众以启蒙教育的有效工具。诺伊贝尔领导的剧团，按照高特舍特制定的规则演出，剧本都是由他认定的“正规剧”。这个剧团的演出，在德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高特舍特也因此扬名全国。他所编著的《按照古希腊、古罗马的规则创建的德国舞台》（6卷，1740——1745）主要译自法文，该书为德国舞台提供了古典剧目，目的是取代昔日流行的即兴作品和情节剧。高特舍特还著有《创立德语的语言艺术》，对促进德语的规范化和文学化有一定的贡献。

　　高特舍特是德国早期启蒙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作家，他为德国文学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他把法国古典主义的准则视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反对创新与发展，因而遭到同时代人、特别是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者莱辛的猛烈抨击。

　　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在“彼得一世改革”的基础上兴起的，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占据着俄国文学的主导地位，代表作家是康捷米尔（1708——1744）和苏马罗科夫（1718——1777）。康捷米尔以讽刺诗著称，是俄国古典主义诗歌和近代讽刺诗的奠基人，他的诗歌形式明显地受到了布瓦洛和贺拉斯等人的影响。他在诗中主要讽刺贵族阶级顽固守旧的意识和游手好闲的习性，宣扬公民义务，赞颂爱国精神。康捷米尔曾任俄国驻巴黎大使，与法国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作家孟德斯鸠（1689——1755）有过交往，并把他的主要著作《波斯人信扎》译成俄语。正因如此，俄国古典主义文学除了遵循古典主义原则外，还吸收了法国启蒙主义的进步思想内容，强调科学文化对于民众的启迪作用。康捷米尔在诗歌中宣扬“天赋平等”的观念，正体现了启蒙作家试图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国的思想。

　　苏马罗科夫是诗人和剧作家，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把法国戏剧的模式移植到俄国历史剧中，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在俄国的传播者，曾有“北方拉辛”之美称。他的悲剧主要表现爱情与义务之间的冲突，结局常常具有大团圆的意味，《冒名为皇的德米特利》是他的重要悲剧作品。他的喜剧作品，主要把愚昧无知和偏狭闭塞作为讽刺的对象。苏马罗克夫曾任圣彼得堡首家剧院的经理，并创办过《勤劳的蜜蜂》杂志，对于官僚阶层的腐败和农奴制的残酷，他在杂志中都进行过谴责。

　　布瓦洛及其理论

　　一布瓦洛的文学活动

　　布瓦洛　（1636——1711）是法国最具有权威性的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著作《诗的艺术》是古典主义原则的不易经典。布瓦洛出现于文坛的时候，法国古典主义已经形成，但他系统地总结了数十年来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经验，集中地阐发了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确定了各种文学体裁的界限，指出了不同体裁的特点，从而成为整个欧洲古典主义理论的一代宗师。

　　布瓦洛生于巴黎，父亲是高等法院的书记官。他在巴黎大学修习过神学和法学，并获律师职位，但他对宗教和法律都没有多大的兴趣，一心只想当诗人。1657年，他继承了父亲的一笔遗产，从此便踏上了文学之路，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他的主要作品是：《讽刺诗》（共十二篇）、《书简诗》　（共十二篇）和《诗的艺术》。在《讽刺诗》的前几首中，布瓦洛把矛头直指没落贵族，对这个阶级的弊端陋习大加挪揄。初入文坛的布瓦洛思想敏捷，不平则鸣。当初，莫里哀因创作《太太学堂》而遭到顽固势力的攻击，那时布瓦洛年仅二十七岁，还不认识莫里哀，但他仗义直言，写诗赞扬莫里哀以回敬那些无耻之徒：

　　莫里哀，许多妒嫉的才子，竟敢蔑视你最美丽的作品，他们的谴责也不过是白费力气，你的可爱的天真烂漫

　　将一代又一代地

　　永远使后人喜笑开怀。

　　1677年，布瓦洛在关于拉辛的悲剧《费德尔》争论中，坚决站在拉辛一边，并写了书简诗《论仇敌的功用——致拉辛先生》，来安慰这位被反对者搞得心灰意懒的悲剧作家：

　　法国诗坛以你的才华为荣耀，它将无所顾忌地把你保护，并将为你展示公正的前景。

　　他还辛辣地嘲讽过一大批雕琢派诗人，其中包括基诺　（1635——1688，法国诗剧作家）、普拉东（1644——1698，法国诗人，参与过对拉辛的围攻）和科坦　（1604——1682，法国教士和诗人）。夏普兰当时深得官方的宠信，是法兰西学院的要人同时负责政府向作家发放年薪的工作，可谓权势逼人。但年轻的布瓦洛敢于蔑视权贵，十分尖刻地挖苦了他的史诗《贞女传》：

　　纵然拍额头咬手指亦是枉然，我无法从大脑的缝隙中寻觅

　　比《贞女传》更生硬造作的诗句。

　　猛烈的抨击使夏普兰的威望一落千丈，显示了布瓦洛初入文坛时的过人的胆识。

　　布瓦洛颇具锋芒的讽刺诗，引起了法国诗界的瞩目，同时也受到贵族阶级的强烈反对。为了求得王权的庇护，1665年起他开始出入宫廷，与国王有了直接的接触。《书简诗》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呈献给路易十四或题赠与达官贵人的。他曾在宫中亲自为国王朗诵自己的诗作《论和平的益处》，并因此得到过封赏。布瓦洛在这一阶段创作的颂诗，标志着在封建统治的压力下，他对待贵族阶级的态度从心怀不满转向了委曲求全。1674年，他发表了古典主义的美学著作《诗的艺术》，成为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的集大成者。1677年，路易十四任命他为王室史官，此后布瓦洛停止创作达十几年之久。1684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687年，法国文坛爆发了一场“崇古派”与“厚今派”之间的大论战，史称“古今之争”。布瓦洛作为“崇古派”的理论家参与了这场论战，这也是他后期主要的文学活动。

　　二古典主义的理论大全——《诗的艺术》

　　俄国诗人普希金作过这样的评论：“布瓦洛，一位天资聪颖，智慧过人的诗人，发表了自己的法典，连文学都要听从他的命令。”这里所说的“法典”，就是指布瓦洛于1674年发表的文艺论著《诗的艺术》。

　　《诗的艺术》是用匀整的亚历山大诗体写成，每行十二个音缀，全长一千一百行。布瓦洛并不是古典主义理论的发明者，他的独到之处是把这些理论用简练通畅、便于记忆的诗句融会贯通地表述出来，因此，人们称他为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总论，叙述了一般性的原则，例如，其中包括创作必须有灵感；热爱理性，按马莱伯所提倡的去做等。第二章论述“次要的”诗体：牧歌、挽歌、颂歌、十四行诗和歌谣等。第三章论述“主要的”诗体：悲剧、史诗和喜剧。第四章是有关道德修养的说教和对作家的规劝与希望。

　　布瓦洛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归根结蒂就是为了捍卫理性。他对诗人大声疾呼：

　　爱理性吧，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

　　他认为，理性创造了美，而美则是艺术的最终目的。这里需指出的是，布瓦洛所说的“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笛卡尔所提出的作为科学推理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封建王权的理性法度，即君主专制政治所要求的道德规范。正是从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出发，布瓦洛排斥市民作家，否定一切不符合封建文明的文学作品。他反对“过火”、“离奇”和“标新立异”的艺术表现，主张一切应合乎“常情常理”，要“防止过偏”。布瓦洛这种强烈的“秩序”观，正是封建王权的政治需要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

　　布瓦洛认为，模仿“自然”是文学的基本任务。他从亚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