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诗歌境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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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重视对禅宗哲学象征的主要文本的研究。禅宗哲学，以解构为主，用的是“减法”，通过对思维定势的消解，对情尘意垢的遣除，以彻见真如本心。然而，当作者“漫步禅林，透越银山铁壁般的公案，欣赏新奇瑰美的意象，涵咏睿智灵动的禅诗，却惊奇地发现，构成禅宗哲学内涵的公案、颂古、意象，在电光石火中闪烁着理性深沉，在睿智险峭中流宕着通脱圆润，体现了哲思与诗情水乳交融的审美最高境界”。根据对禅宗哲学象征重要文本的分析，作者认为，无意于“建构”的禅宗，通过一系列的哲学象征，实实在在地“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禅宗在表达“不可说”的本心时，采取的不是定势语言，而是诗意的象征，由此形成禅宗表征本心的特殊的“能指”。从破译诗学意象入手来阐释禅宗哲学象征内蕴，也是研究禅宗哲学的一种方法。　
　　　　三、尝试建立较为完整的阐释体系　
　　　　禅学三书中，对研究对象的融入式体证，与适应研究对象的阐释体系是并行不悖的。对“本心”、“本来面目”的追寻，是禅宗的终极关怀，也是禅学三书一以贯之的主线。在此基础上，作者根据对禅宗思想的理解，认为禅宗思想体系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　
　　　　本心论：揭示本心澄明、觉悟、圆满、超越的内涵与质性。　
　　　　迷失论：揭示本心扰动、不觉、缺憾、执着的状况及缘由。　
　　　　开悟论：揭示超越分别执着以重现清净本心的方法与途径。　
　　　　境界论：揭示明心见性回归本心时的禅悟体验与精神境界。　
　　　　其中，关于境界论，作者又认为有四个主要类型：一切现成的现量境，能所俱泯的直觉境，涵容互摄的圆融境，随缘任运的日用境。这是从哲学内蕴的角度对境界论的表述，从诗学象征的角度对境界论的表述则是：触目菩提的现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　
　　　　对禅宗思想体系的每一层面，作者又分别使用三组话语材料来加以阐说：大乘佛教经典话语、禅宗哲学象征话语、禅宗诗歌境界话语。“本心”、“迷失”、　“开悟”、“境界”基本上囊括了佛教禅宗的要义。对境界论的四个主要类型，作者也以翔实的材料和客观的分析，说明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在的关联。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圆融互摄的阐释话语体系，开放而缜密。　
　　　　由上可见，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有着较强的开拓性、新创性，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是近年禅宗研究著作中令人耳目一新、不可多得的好书。　
　　　　吴言生博士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宗教学博士后流动站后，甘于淡泊，潜心治学。现在，中华书局出版他的禅学三书，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禅学三书的出版，将为研究禅宗思想、哲学、诗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预料，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吴言生博士一定会以更加厚重的成果，为中国的禅学、诗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５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导言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禅宗诗歌。对文人禅诗文人创作的有禅意的诗歌的研究，近二三十年来涌现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仔细检点一番之后，笔者发现这些文章中涉及到禅宗诗歌的比较少见，站在禅本义的立场来研究禅诗也比较少见。近百年来大陆地区的禅诗研究论文，大多集中在对文人禅诗的研究上详本书附录《近百年禅诗研究论文要目》。专著方面，也出版了若干种研究文人禅诗的著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这类著作同样是仅在有限的篇幅里涉及到禅宗诗歌。国内现有的禅诗研究著作，主要研究文人禅诗，而非禅宗诗歌，研究禅宗诗歌的专著迄今尚无一部。这些论著对禅诗文本的选取偏离主干，对禅诗文本的解读缺乏理性的省察与悟性的透入，由此形成了禅诗研究重心偏离、研究方法浅易等不足。　
　　　　当然，这种情形并非是近二三十年来所特有，而是由来已久。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铃木大拙与胡适便分别站在偏重悟性和偏重理性的立场上，进行了一场中外闻名的禅学论争。铃木大拙有着极其深厚的宗教热忱，但片面强调禅宗　“反理性”、“反逻辑”，对禅宗缺乏理性的省察，容易把人引入迷宫，因此在胡适等人看来，铃木大拙的相关著作，为禅宗研究徒增一层不必要的淆乱。胡适具有史学家的冷静与缜密，对早期禅宗史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铃木大拙等人看来，胡适仅仅是钻入了考据一途，对禅宗精神境界缺乏体证，作为历史学家的胡适难以想像禅宗超出具象的“非时间性”。铃木说：“历史与禅都关涉着时间，但有本质上的区别。历史对于非时间性毫无所知，甚至把它当做一种虚构；禅却反要贯穿时间与非时间。禅的生命呈现在时间与非时间的矛盾。”　引自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３１０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　　　这两种倾向代表了禅宗研究中的重要倾向。直接或间接受此影响的禅诗研究，要么采取完全站在外部的、局外人的角度，缺乏禅意的感悟；要么一味沉溺其中，遇到不可解的公案、诗句，采取“反逻辑”、“反理性”的方法，使人读来仍然难得其解。　
　　　　这种情形在对诗禅关系的研究中也鲜明地凸显了出来。研究诗禅关系的著作很多，然而能够得其要领者似并不多见，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诗与禅，或者作诗与参禅的关系，是我国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仅就我涉猎所及，我发现这个问题的典籍，一千夺年以来，多得不得了。一直到今天，此风未息。论文专著，层出不穷。内容丰富，词彩动人，读起来令我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是，一旦掩卷沉思，则又似乎没有在脑海里留下多少东西，杂乱而浑沌，一点也不明朗”，“诗与禅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还没有得到解决。进一步加以探讨，是不可避免的。我并非此道专家，但是对此道的文献却确实阅读了不少。可惜的是，就我浅见所及，没有发现哪一个是搔着痒处的。”季先生得出结论说：“这些机锋的语言，看来五花八门，但是，据我看，纲只有一条，这就是中国汉语的模糊性。”季羡林《作诗与参禅》，见《禅与东方文化》第１页、２１页、３２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　这是非常客观的看法。确实，有相当数量的禅语完全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其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与禅僧普遍追求语言的新奇、玄妙有关。支持者谓此类禅语是禅师启悟学人的“断流语”，反对者则认为是迷惑人的故弄玄虚。岳珂《桯史·解禅偈》：“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　禅诗研究所要解决的，正是这“模糊性”中的禅悟内涵。阿部正雄指出，禅虽然超越了人的理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排除理性：“所谓一旦从理性或哲学上去理会和表达，禅的‘认识’‘悟’就衰退的说法，必须说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根据的。真正的禅悟，即使它经过严密的理性分析和哲学思考，也决不会被毁坏。相反，分析有助于给自己阐明这种认识，并进而使人们能把这种认识的精微之处传达给他人，即使这要通过语言的中介。”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第２９页，张汝伦、王雷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有鉴于禅诗研究现状，本书尝试采取的方法，是理性与悟性并重，既入乎其中，进行直觉感悟，以心印心；又出乎其外，进行理性反思，冷静审察，以揭示禅宗诗歌所蕴含的佛心、禅韵、诗情。古哲时贤的相关研究成果，分别从悟性、理性等角度启发了笔者的思路，激发了笔者的灵感。虽然它们有或偏于理、或偏于悟的倾向，但将之统一起来，则可铸成理性悟性兼利的双刃剑。本书力图站在禅本义的立场上来论析禅宗诗歌，尝试运用理性与悟性并重的新思路来进行阐释。本书以禅宗诗歌为主体，探讨其表现的禅悟境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探讨的禅宗诗歌，是指广义的禅宗诗歌，包括禅僧上堂说法时大量运用的偈语。与纯文学性的诗歌不一样，禅宗诗歌的着眼点不在于语言文字的华美，艺术技巧的娴熟，而在于其中所蕴含的佛教智慧、哲学意蕴、禅悟内涵、美感质性，因此，本书的重点也放在这里，书名《禅宗诗歌境界》，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禅宗诗歌是禅宗思想、禅悟思维的载体，禅宗诗歌的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体证“本来面目”是探讨禅宗诗歌境界的逻辑起点。“本来面目”就是澄明、觉悟、圆满、超越的本心。禅宗指出，随着二元相对意识即分别智的产生，人们逐物迷己，迷己逐物，清纯无染的“本来面目”遂受到情尘意垢的障蔽。为了重现　“本来面目”，必须“不思善，不思恶”，抛弃一切相对的知识。慧能的禅偈指出，本心如同“常清净”的明镜，即使蒙受灰尘，仍不改其清纯明亮，这就使得　“本来面目”突破了存在于遥远彼岸的“清净”的预设，而焕显为现实生活中的　“灰头土面”，即俗即真，即凡即圣，即色即空。　
　　　　与“本来面目”相关的著名禅语是青原惟信禅师见山三阶段的论述。见山三阶段表达了禅宗独特的审美感悟。第一阶段包含“原悟”混沌未分的准开悟状态和“执迷”二元意识生起所产生的迷执两个层面，第二阶段是“初悟”　时片面沉溺于否定性而缺乏肯定性，第三阶段则是“彻悟”时既有区别性又有肯定性、既有共同性又有独立性的体验。只有到了第二、第三阶段才是禅宗初悟、彻悟的境界。惟信禅语，以诗学象征表达禅悟体验，既植根于坚实的佛教理论背景，也体现着禅宗的掣电机锋。见山三阶段说，从禅宗审美感悟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由“原我”的素朴到“自我”的迷执，由“自我”的迷执到“无我”的初悟，由“无我”的初悟到“真我”的彻悟的禅悟生发机制，高度浓缩了禅的智慧，蕴含着丰富的佛心、禅韵、诗情，对禅宗审美感悟有独到的阐发。　
　　　　在充分体证、理解了禅宗的终极关怀和禅宗审美生发机制后，本书尝试对禅宗诗歌进行具体分析，指出禅宗诗歌表征了对禅宗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的体证。　
　　　　禅宗本心论揭示本心澄明、觉悟、圆满、超越的内涵与质性。“郑州梨，青州枣，万物无过出处好”，禅宗诗歌以晶莹澄明、玲珑剔透的境界，描绘回归于本心的美好。禅宗诗歌运用了南岳万年松、庐山瀑布水等比喻本心的超越、永恒，以清泠甘洌的泉水比喻本心的纯真无染，以原本就有的田地比喻本心给人的寄托回归之感。禅宗对迷途不返的哀叹，织成一曲曲如怨如慕的怀乡哀歌，诗词修养精湛的禅师们，化用古典诗歌意境，抒写归乡的种种体验。禅宗诗歌所描写的生命本源，是“黄叶殒时风骨露，水边依旧石斓斑”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原真。禅宗诗歌大量运用了易于引发韶华迁逝之感的意象，如暮春、残花、杜宇、晚秋、西风、落叶、岁末、风雪、游子、客作、鸿雁等，来表达对精神故乡的憧憬与追寻。　
　　　　禅宗迷失论揭示本心扰动、不觉、缺憾、执着的状况及缘由。禅宗诗歌以丰富的喻象，生动地吟咏了本心的迷失。禅宗指出，由于逐物迷己，迷己逐物，人们如同“丙丁童子来求火”，不知本有佛性，而执幻为真，以致于“反认他乡作故乡”。殊不知“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六尘缘影，就永远没有了悟之期。禅宗还进一步指出，只要向外寻求，即使是求佛祖、求师家的开示，也都是迷执，所谓“心中妄想邪思觉，兜率西方觅世尊”，“茫茫尽是觅佛汉，举世难寻闲道人”，“砂里无油事可哀，翠岩嚼饭喂婴孩”。人人都有纯洁圆满的本心，却偏偏要落于知见的荒草，实则“从门入者非家宝。演宗乘，提祖教，千年枯骨何堪咬？”从各种感官之门得来的知识，并不是自己本具的自性。开悟的关键在于重现本心，不明此理，向外寻求，就会毫无所得。宗乘祖教，正如干枯的骨头，一味咬嚼它是得不到液汁与滋养的。　
　　　　禅宗开悟论揭示超越分别执着以重现清净本心的方法与途径。禅宗诗歌运用不二法门，将善恶、美丑、动静、明暗、多少、语默、净染等二元观念截断，搅酥酪醍醐为一味，熔瓶盘钗钏为一金，展现出动静一如、明暗无别、少多绝待、语默浑同的悟境，用“落花随流水，明月上孤岑”诉说着“不迁”的妙谛，用　“昨夜三更月正午”颠覆着日夜对峙的世俗观念，用“月印千江水，门门尽有僧”　体现着一多的融合。为了截断意路，禅宗大量设了“触背关”，通过是与非的意象对峙，将学人的思维逼到绝境，以促之突破触背关，跃入识情难测的非思量处。禅宗诗歌除了表现不二法门截断情尘意垢之外，还通过对临济三句、三玄三要、四喝、四照用、四料简、曹洞正偏五位、君臣五位、功勋五位、云门三句等吟咏，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纲宗诗。　
　　　　禅宗境界论揭示明心见性回归本心时的禅悟体验与精神境界。境界论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即一切现成的现量境、能所俱泯的直觉境、涵容互摄的圆融境、随缘任运的日用境。对它们的诗学意象性表述，则是触目菩提的现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　
　　　　其一，一切现成的现量境。“般若无知”是禅宗诗歌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在禅宗看来，世俗智慧是对现象界片断的、虚幻的对象的认识，它承认主客观的存在，承认逻辑思维、推理作用；而般若则是神秘的直观，它无知而无所不知，是洞察一切、无所遗漏的一切知，是最全面最高的智慧，观照活动不需要经过任何感觉思维，不必借助任何语言、文字。由世俗之知升华到般若的无知，即是参禅最亲切的悟入之处。清除了世俗之知，山水自然呈现于观照主体的，已不是外在的色相，而是内在的真如佛性之美。观照主体泯除了心念意识，水月身心，通体澄明。此时观照万象，所见所闻悉是真如自性的显现，由此形成了禅宗诗歌触目菩提的美感特质。禅宗诗歌表征了现象界的乾坤万象都是真如的显现，山河大地即是真如的禅悟境界，以一幅幅清丽如画的图景，作为禅者悟道的契机：秋风、玉露、碧水、青山、吟蛩、鸣蝉、翠峰、金柳、樵唱、渔歌……清丽如诗的景色，即是启人心智的菩提大道。禅宗诗歌生动地反映了从蛙声悟道、从柏树子悟道、从火炉头悟道等开悟情境。在禅宗看来，既然万法皆体现着真实的本性，作为万法之一的人类隐秘情感的爱情，同样能体现出真实的本性，因此在人类的艳情与禅思之间有着相通之处，由此形成了禅宗诗歌中以艳情喻禅的倾向。将艳情引入禅中，使禅宗诗歌增添了香韵缭绕的风致。　
　　　　其二，能所俱泯的直觉境。禅意的感悟，不分能观、所观，花事归花，菊事归菊，当你观察一朵花，凝视一朵菊时，你会一直走到花、菊的里面，与之合而为一，用花的感觉来看花，用菊的心情来赏菊，而不是用人的意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