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联合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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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宣言时，世界已经进入冷战年代，各种立场严重对立，起草工作举步维艰，会议往往开成马拉松式的辩论。一些成员称，他们是在起草保护人权的宣言，可连自己休息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
埃莉诺有着超人的热情、执著和谦逊。传说大诗人白居易写好诗后就先念给老婆婆听，然后再反复修改，直到她们能听懂为止。埃莉诺似乎把自己视为这样的老婆婆。她告诉起草小组的同事们：“我常对自己的丈夫说，如果他想说的话能让我听懂，那么全国人民肯定都能听懂。这可能就是我在这个起草委员会的真正价值所在。”实际上，埃莉诺常年伴随罗斯福出入白宫，足迹遍布美国各地，既懂得国际政治的奥妙，又深知民间百姓的疾苦，因此很受其他成员的尊重。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提交联大审议。苏联及东欧国家认为，《宣言》反映的主要是传统的政治权利，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强调不够。苏联代表团长维辛斯基还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在难民营内进行有碍联合国或者联合国成员利益的宣传。埃莉诺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发言表示反对，称这有违言论自由的原则。南非认为，《宣言》中所载的权利太广泛。沙特则不能接受改变宗教信仰的权利，因为这是《古兰经》所禁止的。
是年12月10日，联大表决，结果以48票赞成、8票弃权、0票反对获得通过。
《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人权委员会开始起草“国际人权两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苏联等国家担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能受到同等的重视，主张两个公约合二为一，未获接受。这两个公约于1954年提交联合国大会，拖了12年才获联大通过，又过了10年才开始生效。
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50周年的时候，中国政府举办了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政府对《世界人权宣言》一贯予以积极评价。国家主席江泽民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宣言》对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联合国在纪念这一纲领性文件的时刻，回顾和总结人权领域的工作，并展望和规划未来。
埃莉诺没能看到联大通过人权两公约。她于1962年逝世，享年78岁。2005年夏，我曾驱车来到位于纽约市郊的罗斯福故居——海德公园。在故居的玫瑰园里一片绿茵的草坪上，安放着罗斯福夫妇的合葬墓。白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埃莉诺生前选定的碑文：“我们唯一所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这是罗斯福1933年当选总统后在就职演说中说过的一句话。
人权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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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享受人权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向往的美好理想，但理想并不等于现实。各国人民在争取人权、促进人权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在冷战时期，冷战成了东西方集团斗争的政治工具。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也受到严重的政治干扰，被涂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冷战的结束，也没能使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完全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
一些国家出于种种政治考虑，利用人权问题为自己的内外政策服务，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利用人权攻击他们不喜欢的国家，甚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使人权遭到严重异化。这些西方国家颐指气使的态度加深了各国间的隔阂，受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发展中国家强调在人权问题上应该尊重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法律体系，强调合作和平等对话，而不是对抗。
联大于1960年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明确规定，“民族自决权”是指殖民地、托管地、非自治领土的人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权力。然而，有的国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篡改民族自决权的概念，声称自决权指的是尊重人民通过自由选举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只有实行自由选举的国家才是实现了民族自决权。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将民族自决权这项集体权利矮化为个人的选举权利，使之变成推销某种价值观和政治模式的工具。还有人把民族自决权篡改为分裂的权利，为分裂、颠覆主权国家披上一件保护人权的美丽外衣。“台独分子”、“藏独分子”都曾试图利用民族自决权为其分裂活动制造理论依据。这种随意篡改人权概念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促进和保护人权，而且会威胁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于那些多民族的弱小国家，甚至会威胁到其生存。
促进和保护人权并不等于要在全世界推行某种统一的制度和模式。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国情不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各异，各国人民有权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法律，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由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保护人权的重点也有所不一，处于外国侵略和占领下的国家首先争取的是本国人民的自决权，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需要优先解决本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因此，那种将人权异化为推行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的工具的种种做法，无疑严重地影响了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
人权委员会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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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是经社理事会的下属机构，成立于1946年，其主要职责是在人权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建议，起草国际人权文书，调查有关侵犯人权的指控。
冷战期间，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尽管受到东西方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但它还是成功地制定了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书，为在国际上促进和保护人权奠定了法律框架，并在促进各项具体人权，包括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保护儿童权利、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促进移民工人的利益等方面，也有不少建树。这些积极作用和贡献，不能轻易否定。
人权委员会共有53个成员，由亚、非、拉、东欧、西欧和美、加、澳等五个地区组分别选出，以保证世界各个地区各种文化的代表性。2001年，美国落选人权委员会，苏丹当选，引起美国强烈不满。人权委员会主席由五个地区组轮流担任，主席的人选历来由轮任主席的地区组推举，其他地区不提异议。2003年，轮由非洲组担任主席。非洲组提议由利比亚大使担任第59届人权委员会主席。美国称，不能允许利比亚这样一个受到联合国制裁、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不通过投票便被选为主席，要求进行表决。结果会议以33：3的结果选举利比亚大使担任主席。选举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
美国大使说：投票结果并非美国的失败，而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这种制度竟然允许将人权记录极其恶劣的国家接纳为成员。看来现在是着手改善委员会制度的时候了。我们希望有更多关注人权记录、尊重民主价值、定期举行多党选举的国家加入委员会。我觉得，我们应该设法确保未来的人权委员会都能由拥有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来管理。
2005年，安南提出联合国改革报告，建议将目前附属于经社理事会的人权委员会升格为与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同级的人权理事会，成员由联大以2/3多数选举产生，并应遵守“最高的人权标准”。人权理事会将像安理会一样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会。安南表示，人权委员会日渐衰退的威信已经给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声誉蒙上了阴影，对其进行小修小补是不够的。除非对人权机构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可能无法重建联合国组织的威信。他呼吁各国政府对改革人权委员会给予支持。美国强烈支持安南的方案，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公开批评安南的改革计划在迎合发达国家。
安南的方案要求把联合国成员国分成三六九等。公平地区代表原则将被否定，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将由一些人权记录“良好”的国家把持，人权状况不佳的国家将被排除在人权理事会大门之外。可是，由谁来评判某个国家的人权声誉？这样一个人权理事会是各国合作与对话的讲坛还是人权法庭？国家之间不再平等，而是处于审判与被审判的地位，这显然有悖《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中国在关于联合国改革的立场文件中表示，中国赞同并支持改革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的关键是扭转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现状，不搞双重标准，减少和避免对抗，促进合作，将更多资源用于人权技术合作项目，加强各国人权能力建设。应同等重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两类人权，纠正只偏重一类人权的现象。联合国人权机构的组成必须遵循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确保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改革应遵守《宪章》原则，将开展国际合作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尊重普遍性原则，充分考虑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人权委员会的讨论应重在交流，由各国介绍本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说明面临的困难与不足，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对话，以不断改进各自的人权状况。只有这样，人权委员会才能焕发新的活力，真正成为各国在平等基础上共同促进人权事业的论坛，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重视。
挫败反华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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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以来，美国带领一些西方国家年复一年在人权会上提出关于中国人权局势的提案。美国这样做并非是关心中国的人权，而是出于其自身内外政策的需要。一些美国智囊团的专家们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一是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的经济，二是推行人权外交的结果。这些人认为，只要坚持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也会成为东欧垮台的多米诺骨牌之一，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美国的人权政策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每逢大选年，美国在人权会搞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就格外起劲，中美之间的武器扩散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纺织品问题就会被炒得沸沸扬扬。只是在1991年，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在安理会需要中国支持，美国才没有在人权会上提出反华提案。美国无视中国人民享受的人权日益广泛、人权状况不断改善的情况，利用人权问题搞对抗并为本国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做法不得民心，反华提案年年以失败告终，美国的处境越来越孤立。1998年，由法国发起，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支持，欧盟15国外长宣布，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作为单个成员国，欧盟都不向人权会提交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
我曾参加过多届人权会，其中1995年的第51届人权会令我尤为难忘。那一年，美国为促使人权会通过其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派出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和前副总统候选人费拉罗夫人到场指挥，会议后期还派出总统特别助理和负责人权问题的助理国务卿到场增援。
美国人权团长到一些地区组会议上讲话，声称若支持中国动议，哪怕是弃权，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示，美国将密切注意各国的态度，话语间充满威胁。美国代表团接二连三地召开吹风会、记者招待会、圆桌会议等，调动新闻媒介对中国进行攻击，又派出一批流亡在美国的“民运分子”到会场活动，放录像、发材料、到处游说。达赖的嗄伦（“外交部长”）专程从印度赶来，带领着一批“藏独分子”在会场外呐喊助威。美国还约上欧盟三驾马车的大使在人权委员会成员国的首都约见驻在国的高级官员，向对方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甚至总统也给对方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打电话，要求他们支持反华提案，至少不要投反对票。
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成员施加了巨大压力，中国在首轮表决中以22：22的平票结果失利。会议休会后，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连夜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提出建议。中国驻人权委员会各成员国的使馆全力做争取工作。在最关键的时刻，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次日的第二轮表决中，中国以21：20的票数反败为胜，又一次挫败了美国提出的反华提案。
2004年，在联合国人权会第60届会议上，美国再次提出反华提案，结果以28：16的表决结果遭到失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再次提出反华提案，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我们敦促美方正视现实，吸取失败教训，放弃对抗，通过对话与交流妥善解决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以利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国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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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史。在传统的中国思想里，既有“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也有忠孝节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封建糟粕。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的人权没有制度的保障，只能靠李世民那样的明君和包拯那样的清官。
清朝末年，保皇派、立宪派、革命党人就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富民强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康有为、梁启超在推动“戊戌变法”时提出了“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的主张。慈禧太后为笼络民心，在镇压变法的同时树起了立宪旗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试图仿效日本，维护大清江山。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也高喊立宪的口号，训练新军，实行新政。1908年9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分为“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两部分，包含了一些有关保护基本人权的内容，如“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宪法公布一个月，袁世凯即掌握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大权，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后，中国虽然通过了一系列宪法，但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人民的权利从未得到过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新中国起草的第一部宪法中包括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以及宗教信仰和人身自由。毛泽东说，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后来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自己主持制定的宪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全国陷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大灾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重新走上法治社会的道路。中国不断加强立法、司法建设，现已加入18项国际人权公约。对于已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一贯认真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