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联合国-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重新走上法治社会的道路。中国不断加强立法、司法建设，现已加入18项国际人权公约。对于已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一贯认真对待，采取各种措施履行公约义务，并根据公约的规定及时提交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接受有关联合国条约机构的审议。中国的法制逐步健全，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
在国际上，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为促进和维护人权所作的各种努力，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中国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参与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从1979年起作为观察员出席人权委员会。1981年，中国在经社理事会上当选为人权委员会成员，此后一直连选连任。
中国主张正视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异所产生的不同观点，妥善处理分歧，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对话与合作的方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并进。中国代表在人权委员会上多次指出，各国国情不同，对人权问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应该增进了解，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中国与欧盟、加拿大、英国、挪威、瑞典、美国等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人权对话与交流，召开人权与司法研讨会、司法圆桌会议等。中国也与巴西、尼泊尔、古巴、老挝等发展中国家就人权问题进行过交流与磋商。2000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在北京举办了第八届亚太人权研讨会。40多个亚太地区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信祝贺，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专程来华参加了会议。
1998年9月，罗宾逊夫人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会见了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西藏、上海地方政府负责人举行了会谈，与学术界、宗教界、教育界、妇女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和非政府组织举行了座谈，并与下岗职工、农民和学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双方还签署了《合作意向备忘录》，表达了双方开展合作的意愿。通过访问，罗宾逊夫人了解到中国在人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司法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西藏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2000年，罗宾逊夫人再次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关于开展人权领域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在司法管理、人权教育、法制建设以及实现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合作项目。
应该指出，任何国家的人权都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前进的过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受自然、历史和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人权也正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人权状况也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进一步改善的地方。中国正在根据自己的国情，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和文化成果，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向前发展。尽管中国现在仍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谁都不能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李鸿章之泪
第十五章
1 李鸿章之泪
从17世纪中叶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西方列强的崛起都走了一条向外殖民扩张、掠夺别国资源、占领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无论是19世纪以前西方列强发动的侵略亚、非、拉各国的历次战争，还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掠夺海外资源、占领海外市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也成为西方列强向外殖民扩张和掠夺资源的对象，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其家族世代以耕读为生，至其高祖时，靠“勤俭成家，有田二顷”。李鸿章20岁时奉父命赴京赶考，途中赋《入都十首》，欲“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李鸿章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对清廷的忠诚，书生带兵，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屡获战功，扶摇直上，用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最后官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秉政25年。
李鸿章认为，中国积弱不振，“必先富而后能强”。他大力开办洋务，创办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他堪称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外交第一人。据说那时的洋人，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清朝廷。
然而，翻看中国签下的卖国条约，署名最多的，却是李鸿章。多年以来，李鸿章一直被认为是投降主义的代表，是卖国贼的代名词。
但根据野史，李鸿章至少流过三次泪。
第一次是1895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李中堂迫不得已赴日本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赔偿白银2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免税运销中国内地。
李鸿章如何不知，这样一纸条约必定惹得民怨四起，因此在日本遇刺后嘱随员将染血的官服保存下来，希望“此血可以报国矣”。回国后，李鸿章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国人皆曰可杀”。朝廷责他办事不力，百姓骂他贪污受贿，拿日本人的银子，卖国家的领土。
李鸿章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位。全体军机大臣上折子给皇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李鸿章闻知后老泪纵横。
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水师并不逊色于日本，同样的铁甲舰，同样的火炮，何以打不过人家？不是将士不肯用命，而是朝廷腐败无能。李鸿章有苦说不出，唯有洒泪自怜。
1896年，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内的李鸿章，受命出席俄罗斯沙皇即位大典。时年73岁的李鸿章决定顺访欧美列国，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此行历时190天，行程9万里。
抵纽约时，李鸿章拜谒了故友格兰特的陵寝。格兰特曾于1868～1876年间任美国总统，离职后与妻子朱莉娅周游世界，于1879年（光绪五年）抵华，由香港赴广州，再经上海抵天津。李鸿章以北洋大臣身份乘舰出塘沽港以全军礼迎宾。格兰特曾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军统帅，李鸿章则在剿杀太平天国中屡立战功，被西方人称为“东方俾斯麦”，两人塘沽初会，一见如故。
时隔17年，格兰特已经葬身一抔黄土。李鸿章只能到曼哈顿岛上的格兰特墓园凭吊。想到斯人已去及自己的坎坷，李鸿章不禁黯然垂泪。“中堂至格兰德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李鸿章怅惘之余，嘱清廷驻美公使代表他在格兰特墓园种植银杏、红梅各一棵，“用志景慕”。
格兰特的墓坐落在曼哈顿岛西侧的哈德逊河畔，是一座高大的石建筑，里面并排安睡着格兰特夫妇。陵墓后面，是一片苍翠欲滴、绿阴遮天的树林。秋风吹过时，树叶变成五颜六色，有如百花争奇斗艳。陵墓的后面是遵李鸿章之嘱种下的两棵树，一棵是有古化石之称的银杏，另一棵是在中国享有盛誉的红梅。两棵树被铁栏杆围起来，银杏长得又高又大，直入云天，但红梅可能是水土不服，我多次去参观，从未见它长过绿叶，更没见它吐过芬芳。
李鸿章第三次落泪，是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收拾好细软，把珍妃投入井中，带着光绪皇帝逃出北京。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侵占故宫，熊熊大火照亮了北京城。
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街上尸体枕藉。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啃食。”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和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全家自尽，崇绮服毒自杀。
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被抢掠。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仍见斑斑刮痕。《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悉数蒙难，古观象台上的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仪被悉数运到柏林。
为收拾残局，逃亡路上的慈禧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其北上。部下及亲属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奉诏，以免又成为替罪羊，李鸿章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无奈朝廷一再电催。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与八国联军议和。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吐血。在停止呼吸之前，已经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几滴浊泪流过面颊。11月7日，李鸿章两目仍炯炯不瞑，身边人告：“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闻言“目乃瞑”，享年78岁。梁启超与李鸿章政见不同，但“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三次落泪，既哭个人之悲哀，又伤国家之不幸。他一生奋斗，为的是国家的崛起，可国家却好像病入膏肓，一日不如一日。他在病榻上向朝廷写了自己的最后一份奏折，上称：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炮口下成立的外交部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次空前壮举，但三宝太监七次出巡归来后，皇上却颁发了一条禁海令，航海日志被特务机关东厂统统销毁。禁商泛海，把中国对外交往的大门关死了，也把中国通向先进科学技术和治国理念的路阻断了。
几千年来，中国贵为天朝，四海臣服，只接受属国的朝贡，从没想过要与番邦“蛮夷”平等谈判。因此，满朝文武百官，唯独没有外交官。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与英、法、俄等签订《北京条约》。各国开始派公使驻京，朝廷为与洋人打交道，正式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中国的第一个外交部，就这样在外国人的炮口下成立了。
经过140年的风雨冲刷，当年的总理衙门依然存在。这座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的庭院，原是清朝大学士赛尚阿的府邸。院内东部是“同文馆”，经挑选的八旗子弟在此学习外语充当翻译，是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西院则是出使各国大臣的短期住宿之地，相当于今天的招待所，也是大臣接见各国使臣的地方。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
1913年，袁世凯看中了北京东单北大街的石大人胡同。石大人曾是明代权臣，因带兵发动“夺门之变”，推翻景泰皇帝，拥立明英宗复辟，被封为“忠国公”，并赐府第于此。袁世凯将外交部迁至忠国公的府第，石大人胡同从此更名为外交部街。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来京时曾下榻于此。
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的欺侮，旧中国的外交部所能做的除了割地赔款，就是道歉认错。连北大的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大兵强奸了，外交部也不敢做声，甚至连夜还要报纸撤版，不许报道。是中国的外交官不行吗？不是。旧中国之没有辉煌的外交业绩，没有诞生出一代誉满全球的外交官，非人不行，而是国家羸弱使然也。
庆郡王奕劻的老谋深算和李鸿章的谈判技巧，绝不亚于各国驻华公使，但他们在谈判桌上从没感到游刃有余，也从未在外交场上写下辉煌篇章。
顾维钧可谓才华横溢，但在巴黎和会上只能拒签不平等条约，却不能叱咤风云，扭转乾坤，订下一部于中国有利的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继续设在外交部街，外交部的老人们习惯地将它称为老部。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在此办公。周总理说：在我当外交部长的任内不得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周总理的一句话，外交部的全体人员铭记在心，勤俭办外交，从此成为外交部几十年如一日的作风。
部址是旧的，风格却是新的。新中国的外交再也不是屈辱和让步的代名词了。中国人从此感觉到，我们真的是在世界上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
20世纪60年代，外交部搬进了北京东四的科技情报大楼。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外交部又搬进了如今坐落在朝阳门的新大楼。
新的大楼，新的形势，新的面孔，新的政策。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正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当今世界的外交舞台上。
对新中国的围堵
3
西方国家有干涉别国内政、对别国进行遏制、围剿与封杀的传统。
1789年，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推翻波旁王朝，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英、奥、普、西班牙、荷兰等组织反法联盟对法国进行围剿，法国保皇党也发动叛乱。经过八年的苦战，法军击败了英国—汉诺威联军，奥地利、荷兰，普鲁士、西班牙等国相继退出战争，反法联盟瓦解。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协约国开始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英、法、美、日、德、希腊、土耳其、波兰等纠集在一起，与俄国各地的叛军一起，试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经过三年浴血奋战，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各国的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
1936年，由共和左翼、社会党、共和联盟、共产党等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大选中获胜，组成政府。反对党领导人卡尔沃—索特罗被暗杀导致西班牙内战爆发。叛乱军队在意、德两国支持下攻占马德里，佛朗哥政权上台，并与德、意结成联盟，西班牙民主政权宣告失败。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前进了，但有着干涉别国内政之传统的国家却没有与时俱进，一些国家的政策仍停留在过去的年代，在遏制与接触之间踌躇徘徊。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要求取消“中国国民政府”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从此开始了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努力。
1950年1月，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决定根据苏方建议，由周恩来照会联大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并安理会各成员国，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并希采纳照办为荷。”
随后，中国宣布，派张闻天出任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首席代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周恩来就此发给联合国的照会，还有张闻天的简历。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建国以后，他任我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工作。张闻天从广播中听到对自己的任命，星夜赶到北京，为赴联合国工作做准备。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表示：我们认为把新中国包括在联合国之内较好，我们不想基于政治原因排斥任何人。如果新中国继续遭到排斥，我们将面临东西方之间分裂的严重后果，这只能对俄国有利，对于我们大家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