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联合国-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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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安理会提出支持中国政府上述电文的提案。在安理会表决时，印度和南斯拉夫支持，美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和国民党政府反对，英国、挪威弃权，提案未获通过。苏联为表示抗议，宣布退出安理会，并表示只要安理会中还有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苏联便不参加安理会工作，不受安理会决议的约束。
秘书长赖伊想到当年国联因德、日退出而引发的严重后果，倾向于尽快解决中国的席位问题。他向美国表示，如果中国代表权问题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苏联很可能退出联合国，成立另一个组织与联合国竞争，这样世界就分裂了，联合国将失去普遍性。
赖伊指示联合国法律部门进行研究后起草了一项备忘录提交给安理会，表示联合国赞同一国加入某国际组织，并不构成会员国对该国承认的法律行为，或意味其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企图。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之为“赖伊理论”。
美国认为赖伊的设想是“不成熟的，仓促的”，告诫他不要过于紧张，苏联退出联合国是一种讹诈，如果作出让步，它就会得寸进尺。
1950年，在第5届联大开幕之前，周恩来再次致电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大的首席代表，李一氓等为副代表，请即为他们办理一切手续，同时指出，联合国至今仍容留国民党集团代表，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漠视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拉奥奉政府指示，要在联大会议上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美国告诉拉奥，美国将投票反对，并将运用其影响，劝说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投票反对印度提案。
赖伊建议国民党政府与中国新政府均不出席本届联大会议，待联大作出决定后，再接纳其中一方代表出席联大。美国政府“强烈反对”。
联大开幕后，印度提出了立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苏联提出了立即驱逐国民党代表和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本届联大的提案。后来大会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而在大会对特委会报告作出决议以前，“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仍应出席大会，并享有与其他代表同样的权利。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借口中国支持朝鲜侵略者，坚持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只能在朝鲜战争以后再加以考虑。美国称，由谁代表中国一事“需要经过最深沉的考虑和思索才能决定”。此后，美国以种种借口一再搁置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使关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一直没有列入联大议程。
“乔老爷”的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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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的乐曲声使坐在联合国大楼里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和坐在白宫里的尼克松意识到，继续围堵中国，受害的可能是自己。苏联的扩张使美国感到锋芒在背，越南战场上的一再失利使他们终于省悟到，美国需要中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投了中国的赞成票。这项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发起的提案明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美国在联合国精心构筑了22年之久的围堰一夕之间被冲得土崩瓦解，坐在中国代表席位上的国民党代表收拾起文件夹悄然离席而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出任坦桑尼亚外交部长的萨利姆带领着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大会会场座椅间的走廊上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此时，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博士正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里，为安排尼克松访华而与周恩来会谈。周恩来看了工作人员递过来的一页折起来的纸后说道：“刚才，联大以赞成票76、反对票35、弃权票17，通过了我们进入联合国并驱逐蒋帮代表，详情后报。”然后周总理若无其事地将这张纸又折起递给身旁的乔冠华。事后他对工作人员说，他担心基辛格听了会太难受，所以没有将消息告诉他。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邀请电，请中国派团出席联大。毛泽东把周总理、叶帅及外交部的有关领导请到他那里。他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
被毛泽东称为“乔老爷”的乔冠华不辱使命，那篇他本人起草、周总理亲自修改的发言稿，气势雄浑、掷地有声，在联合国大会厅高高的讲台上雄辩地表明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乔老爷坐在中国席位上忘情大笑的精彩瞬间，尽情地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1986年，我第一次走进联大的会场，第一件事就是想寻找当年乔冠华开怀大笑时坐过的席位。各国代表团的座次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联大开始的时候座次由抽签作出决定，今年坐在第一排，明年可能坐到最后一排。其实，乔冠华当年坐在哪一排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坐在哪一个位置，从那一天起，中国的声音都将在联合国的大楼里响起。
30多年过去了，中国与联合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支持联合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发挥领导作用，并为联合国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联合国系统在中国设立的机构已达15个，对华援助资金和项目覆盖农业、工业、环境、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众多领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驻华的联合国官员也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01年，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0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到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被要求为全球安全利益承担风险，作出牺牲。前几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报纸上刊登了中国警察头戴蓝盔，准备奔赴海地参加联合国特派工作的照片，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发展越成功，人们也就越期待中国能够对那些仍然需要援助之手的小国、穷国表现出同舟共济的精神。”
腾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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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自古就是人类的一大愿望。
中国明代的万虎为了飞上天空，在椅子上安装了47支火箭，两手各拿一柄巨扇，并令人点燃火箭。万虎失败了。人们为了纪念他，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
1540年，葡萄牙人雅芒·托图将一对人造翅膀绑在自己的背上，再次向太空冲击，结果受重伤去世。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从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拔地而起，经历了73秒钟的短暂飞行后，蓦然变成羊角状的Y字型烟云，在无数观众焦灼的目光中化成无数碎片。
人类要实现腾飞之梦是异常艰难的，一个国家要实现腾飞之梦更是难上加难。
回想起1958年的大跃进，人们无不责怪当年国人不讲科学、不切实际的狂热，但这股狂热的后面是几亿中国人渴望中国迅速发展强大的热切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们不惜砸锅卖铁，放弃地里待收的庄稼，到山上去砍树拾柴，期望为国家的腾飞助上一臂之力。
中国人的大跃进努力像万虎、托图和挑战者号征服太空的努力一样失败了。我们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了惨痛的教训。但中国人的腾飞之梦并没有破灭，这股欲作鲲鹏展翅、搏云腾飞的精神，一直保持在中国人的心中。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便开始走上了腾飞之路。
据海关总署统计，2004年底，中国进出口总额已经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世界贸易排名升至全球第三位。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之一。
但是，崛起的路不会是平坦的。中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封杀。在看到连续十年的高速增长时，也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时精辟地说道：“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
中国要腾飞，不仅要克服来自内部的种种困难，也会遇到来自外部的重重阻力。
香港《大公报》发表的施君玉的文章指出，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牵动国际格局的变化，引起其他大国的警觉，并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实施遏制是一种本能的应对战略。自然会有人利用民主、人权、西藏等政治手段向中国施压，为中国制造不稳定，在中国周边搞战略包围圈，引诱中国搞军备竞赛，消耗中国实力，在纺织品和汇率方面找中国的麻烦，迟滞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国发出军事威胁，这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最近，一位在美国颇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发表了《美国将如何与中国作战》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才是更可怕的敌人，美国应做好与中国作战的准备。美国国防部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言之凿凿地宣称，中国将在2007～2008年对台湾动武，中美将有一战，好像中国的两岸政策不是出自中国政府，而出自美国的国防部。
同时，美国国防部《2004年中国军力报告》的起草人也宣称，战国时代越王勾践“韬光养晦”，最后灭了吴王夫差。如果今天不遏制中国，30年后，美国也会像吴王夫差一样完蛋。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
那些主张遏制中国的人终将认识到，围堵，就像是鲧治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失败。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22年的封锁和围堵，结果一夕决口。今天，再想围堵中国、阻挡中国的发展、让中国永远弱下去、分裂下去，其图谋更不可能得逞。我们深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必将冲破一切藩篱，腾飞于世界。
在联合国的大楼里有多少中国人？在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里有多少中国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自１９７１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派遣国际职员。通过中国政府渠道推荐给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有500多人，此外，在联合国内还有许多直接应聘的华侨、华人。在上述人员中，有的担任过副秘书长职务，有的担任司长、处长，也有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
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胡世泽
1 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
（1）胡世泽
胡世泽是浙江吴兴人，1894年出生于外交世家，其父胡惟德，曾任袁世凯政府外长、摄政等要职。胡世泽跟随父亲长期生活海外，曾在中华民国外交部任秘书、科长，1932～1942年间任驻瑞士公使兼驻国联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1942年回国任外交部次长。1944年，国民党政府派胡世泽为英美中三国战后和平机构会议代表。中美英开罗会议前，蒋介石派胡世泽等人先行到开罗与美、英方面联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并为蒋介石布置警卫工作。
1945年，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其个人代表，与蒋经国一道赴莫斯科谈判《中苏友好条约》，胡世泽作为外交部次长随行。
在旧金山会议上，胡世泽建议实行国际托管制度，被联合国采纳，并导致托管部的建立。1946年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主管联合国托管及非殖民化事务。后任负责会议事务的副秘书长。胡世泽是一位才子，通晓联合国6种语言中的5种，此外还懂德文，这在联合国秘书处里是绝无仅有的。胡世泽在联合国任职时间很长，从1946年直到1971年共26年，且十分活跃。
胡世泽性格开朗、精力旺盛，喜欢应对艰巨任务和挑战，外交能力很强，工作异常出色，而且性格开朗、率性，当工作有出色表现时会像孩子一样地沾沾自喜。
巴勒斯坦分治之前，巴以两族出现严重对立和冲突，胡世泽出任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委会特使，赴巴勒斯坦斡旋，最终促成巴以分治和以色列建国。胡世泽的女儿胡永宁在文章中写道，在胡世泽三人小组赴巴勒斯坦时，巴以矛盾尖锐，问题十分复杂。当时的巴勒斯坦有四种前景：建立一个完全的巴勒斯坦国、完全的犹太国、双民族国家、分治。胡世泽在这一矛盾错综复杂的问题上找到了一个较为合理的出路，被看作是其外交生涯上的一大贡献。
胡世泽相貌平平，这或许是“其貌不扬”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法。有一次在巴黎歌剧院看戏，身旁的两位巴黎女士用俄语说：那个东方男子长得真丑。幕间在过道上，他走到两位女士前用俄文彬彬有礼地说：“你们谈到那个东方男子可能外表不好看，但心是非常纯美的。”两位女士感到十分尴尬。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要他立刻辞职返台。胡离开联合国后没有回台湾，1972年在纽约逝世。此前他身体一直很好，但离职后其身体和精神一下就垮了下来。胡世泽去世后，联合国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联合国的要员和各国使节出席，包括他的同僚、前辈，还有已至耄耋之年的顾维钧，已身患癌症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德奎利亚尔的特别代表，但台湾方面却没来一个人。故若人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唐明照
（2）唐明照
上个世纪70年代，唐明照、唐闻声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各种报刊上。唐明照是1971年以来第一位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唐闻生则是他的女儿。
唐明照是广东人，1910年生。少年时代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完小学和初中。1927年回国，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1930年考入清华政治系，与乔冠华、章汉夫、章文晋、齐怀远、冀朝铸、熊向晖等都是清华校友。“九一八”事变后，唐明照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唐中断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习赴美国留学，入加州大学历史系研读西方近代史，转入美共。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共曾加强对外宣传，组织人力在美国翻译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唐明照参与了翻译工作。抗战初期，唐明照不断在报上著文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号召华侨团结起来，声援祖国抗战。1940年，参与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出任第一任社长、总编辑。1941年参加美国政府纽约新闻处工作，任翻译。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躲避麦卡锡主义迫害，唐明照携夫人和子女回到中国，历任外交部专员、抗美援朝总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联部局长、副秘书长。中国恢复在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