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617老舍之死-傅光明-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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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内容简介：
曾经写出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离婚》等名作的老舍，解放后因创作《龙须沟》而荣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就是这样的一位 “人民艺术家”，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而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竟然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老舍的尸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谁是真正的打捞者？其实，探讨到底是谁打捞了老舍，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它的一定的价值。
关于老舍先生的死，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是舍身取义的；第二种，老舍先生的死是因为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和侮辱，他心灵之脆弱无法承受，绝望了，去死；第三种，就觉着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傅光明觉得，老舍先生的死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就是如果“8·23那天他躲过需去了，估计后面还会有“9·23”，“10·23”，他躲不过去。
那么，老舍先生的死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傅光明认为，作为一个大作家来说，如果有第六感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第六感中，把自己死亡的归宿刻意地选在了太平湖。作为作家的老舍，生前写了无数作品，而他大多数的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的西北。这是他精神的故乡，心灵的故乡。
（全文）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同着他那个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作家。并且在纪念他的同时，我们会提出很多的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在作品中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悦的如此热爱生活、懂得幽默的老人，会在他遭难的那一天孤独地、绝望地走去？那么，我也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在十几年前开始跟踪采访、调查、研究“老舍之死”这样一个沉重的有文化思想意蕴内涵的一个题目。
我开始的想法是像一个案件的调查者一样，通过追踪线索可以把那个历史场景把它清晰地再现出来。想法好像相对是很简单的，我只想着通过对受访者的不断地挖掘、采访，可能能够比较清晰地把那个历史现场还原。当时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采访的深入和自己理论上的一种提升，我对历史的信任度，和我的这种提升成反比。我发现我当初的那个想法太单纯了，也太脆弱了，脆弱得如同一张纸，经不住一捅就破了。那么多受访者，向我所叙述的那一天历史的情景，我根本无法还原，我被历史搞糊涂了。面对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冲突的历史的叙述，那一天的情形好像更加支离破碎，无法将它建立起来，种种的细节无法给它统一。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老舍先生，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联被批斗，紧接着在孔庙被批斗，回到文联又被批斗，遭受了三场批斗。在这样的批斗之后，老舍先生在第二天离家出走了。他到底是第二天就投湖自杀了？还是第三天就投湖自杀了？时间上已经有了不一样。那么，我们姑且称作1966年8月23号那一天发生的事件叫“8·23事件”，老舍先生在“8·23”那一天到底上午来的？中午来的？下午来的？说法各异。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说法各异。他拄没拄拐杖？不知道。他哪天离家出走的？不知道，有疑点。他死了之后被打捞上来的时候，湖面上是不是漂满了碎纸片？不知道。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有的人特别希望有。这都是“8·23”那个历史事件带给我们的历史的疑团。
作为一个采访人，作为一个研究者，我理所当然地充满了善意和敬意，面对那些受访人。我觉得，他们应该说的是实话，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他们有说出自己的见证了历史真实的权利。但同时有可能他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那么，我所做的工作，如何把他们的历史的叙述，几乎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同时对他们所说的对于历史的叙述，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和反思。就我没有能力，没有权利，我不敢，也不会，去说任何一个历史的叙述者和见证人所说的是谎话，是不实的。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扮演的是一个史官的角色，我得将我采访的对象所说的，对于这个历史的陈述，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至于它是不是真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不是真的历史本真，我可以存疑。但是，我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必须本着一个记录者的史德，如实地将它记录下来。
我们可能头脑中会时刻地想这样一个话题，既然是某一个历史现场的见证人，他说的是不是就应该完全是真实的，不会杜撰。这个行为本身，从学术上来讲，严格地说，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纯粹的“口述历史”这个概念呢，是在二战以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肯特·内文思，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口述历史”。那么，我通过做“老舍之死”研究和调查这件事呢，我也想通过这个个案的事例本身，使这个“口述历史”的田野作业的行为，在理论上，就是在口述历史上，它具有一点实际的意义。也给人们提供一个历史的线索，就是怎么样来认识历史，历史可能有很大的真空，有很多历史的本真是无法还原的。很多情形下，我们所接受的历史可能往往只是被人们图解过的，重塑过的。就是说，某一件事，它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过，但是赋予这件事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你怎么让它变成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个是当代的历史学家，当代的学者所应该做的。这也是很长时间来，学术界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如果说对历史、对思想的话题，还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应该不断地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历史是什么？历史带给我们什么？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我们能接近它吗？我们能还原吗？
比如，拿“老舍之死”这个历史叙述者来说，给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遇到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这个例子的出现非常有趣，有趣极了，就是大家想象不到。就是当我找到第一个自称是老舍尸体打捞者的那个见证人的时候，我欣喜若狂。我觉得，终于可以把“老舍之死”打捞的那个现场还原了，他说的不会假，应该是真的，因为他有旁证，来证明为什么他当时在现场，为什么打捞的这个人是老舍，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完全可以清晰、逼真地、生动地再现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紧接着在我的这篇《访谈录》发表之后，看到这篇《访谈录》的读者当中，出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就是到目前为止，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是三个人，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同一个人，你们说多有意思！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那么只能是一个人真实，不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因为如果三个人都真实的话，那么就是在那一天里，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的都不是老舍。那么，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记录历史的这个人，我就把他们三个人所说，必须如实地、只字不动地、完全呈现在历史的桌案上，作为历史的原始的素材。至于他们说的对、错、真、伪，完全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接触、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你自己在脑子中进行甄别和判断。因为我不能按照我的主观的判断，在采访每一个人的时候，我做出主观的判断，并且按照我的主观的取舍来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个是违反史德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口述历史”的这种理论上的做法。
但这个极端的例子，就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上的一个话题，就是口述史是信史吗？口述史是可以相信吗？有一个美国的口述史学家，在给学生们上一堂口述史学课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好像是在第一堂课开课之前，老师在讲台上，什么话也不说，学生们坐在底下很安静。边上有一个人，是他找来的，是一个学生，他也不介绍，学生就站在边上，站了大概五分钟，他让学生出去了，然后开始讲课。讲课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同学，问学生，刚才那个人，大家给我描述一下，长什么样？头发是长是短？戴眼镜吗？穿什么衣服？打领带吗？什么颜色？有花纹吗？等等。结果这个实验很有趣，班里的学生对这个人的描述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统一的，是刚刚发生的事。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相信你的眼睛吗？就是所有的在场的人都说是我亲眼见的，肯定是真的。
用那个美国口述史学家举的这个例子，我们来说太平湖这三位打捞者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实际上也是这样。三个人都在说，是我亲眼见到的，确实是真的，那一天的什么时间，我是怎么样接到通知的，怎么到现场，怎么处理的现场。并且，他能提供出旁证来，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人肯定是老舍。三个人的证据是不同的，有的说，在水中发现了老舍的一捆还没有完全湿掉的手稿，手稿上写着老舍的名字；有的说，在岸边老舍遗物当中有一张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老舍”两个字；还有一个人说，我打捞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生前跟老舍先生认识，他知道这个人是老舍。你看，三个人都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捞的这个人真的老舍。三个老舍！这个就让我困惑，让我疑惑了。
当然，我们也没有能力还原三个现场，因为确实没有三个老舍存在，只有一个，老舍先生作为实际的人和实际的事，在过去确实发生过。但是，照这三个人历史叙述的话，那是根本无法还原的。这个是由口述历史的叙述者，提供的这种历史叙述的证言，给“口述历史”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难题，同时也是人们对于“口述历史”老有困惑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愿意相信口述者说的是真的，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愿望。比如说，我们想了解过去发生的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找到某一个见证人，他是历史的见证人，在现场，他跟我们描述的那个事情肯定是真的。我就想通过这样的调查在这一点上，提供给大家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当你在面对约定俗成的某些历史的人和物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要打一个问号，要提出一个反思，就是历史的叙述者，口述者，他说的可能跟历史的原始记录，原始的样子，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一样的。
探讨到底是谁打捞了老舍，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它的一定的价值。那么，在这背后我们要继续提出疑问了，就是老舍先生作为“人民艺术家”，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投水而死？投水为什么会在太平湖而死？这个应该是我们思索他死亡背后的存在。这么一个“人民艺术家”，消失得无声无息，瞬间就沉入了历史的黑暗，没有人知道他在临死前经历了怎样的心灵和精神的巨大苦痛，他在投水之前，不管是有一天一夜的时间也好，不管是按别的叙述者所说的，他可能时间很短也好，但肯定他坐在湖边，面对那片太平湖水的时候，他在思想，他在思考。他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老张的哲学》里面写的那个26岁的李静，在描述她死之前有一段伏笔，就是说：自杀者面对水，他可能哭，也可能笑，有时候也会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而这自问自答的结果，是他坚定了他死亡的决心。
那么，我想，作为一个“写家”的老舍，在死亡前的那段时间里，甚至死亡前的那一刻，他肯定想了很多很多，他怎么想的，那么这个只有在九泉之下的老舍向我们来叙述了，这个是无法还原的。同时，这件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艺术想象的空间，就是你看，“老舍之死”，在历史事件发生多年之后，老舍被平反之后，人们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老舍，纪念的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很有思想价值的一个话题。就是把“老舍之死”改编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有书，有话剧，现在还有歌剧，就是他带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他留下了很多的空间，这个空间有历史的，有艺术的，艺术家们、作家们可
以根据留下的这个巨大的历史空间，驰骋自己的艺术才华，去填补很多东西。
“老舍之死”现在其实已经成了历史传说的一部分，是在不经意间。你在读这个《老舍之死访谈实录》的时候，你在看了这些证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历史可能是按照人们今天的某种想象重新编排、过滤，重塑的历史。那么，既然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在于“老舍之死”的那个现场，是不是能够真正地还原，而在于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今天对于“老舍之死”的认识附着到上面，赋予它真正的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人所应该做的，也是后人所应该做的，因为它带给了我们太沉重的思想的话题，如果这个话题没有深刻的认识的话，我们可能会重蹈覆辙。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带着这样的思考，十几年当中不断地寻找、挖掘历史的证人。虽然开始的时候，我抱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一种心态，就是什么呢，我找到每一个人肯定是真的，我现在已经不在乎找的人是不是真的，只要他说“我那天在现场”，我就去找他，看他怎么说，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更多地、更丰富地提供细节。因为今天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应该已经不仅仅地停留在既定的某一种对于历史的文化的诠释上，而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历史所呈现出来的多面性、复杂性，以及在过去这个历史发生过程当中的过程性。虽然细节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全部，但是如果没有细节，历史是建立不起来的，是不立体的，不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某些历史事件的时候，都是由历史事件的种种的细节把这个历史立体化了。我们可能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吧，那个影片叫《甲午海战》可能印象非常深，一曲凝重的、悲怆的爱国主义悲歌，对邓世昌，我们是那么的难忘。但是，随着历史的细节的浮出水面，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随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深入地了解，你会发现《甲午海战》是艺术的历史，是艺术的真实，它可能不是历史的本真。
那么，现在我们来思考老舍先生为什么会死？关于老舍先生的死呢，大体上有这样的三种意见，就是对老舍先生死的认识。一种呢，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的，是舍身取义的，是抗争的，表现出一种拼死的、不屈的骨气。这个可以简称之为“抗争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老舍先生死是因为他绝望了，他在建国以后曾经非常地顺过，很多人就是讲，老舍先生一直开“顺风船”，因为《龙须沟》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然后又不断地有创作出来，又有《茶馆》这样的第二个高峰。由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