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偏方大全-第3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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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壮观，方相氏是这种舞中的重要角色。《后汉书·礼以志》、张衡的《东京赋》对此都有记载。它反映了人们用自己的声威战胜疫疾的豪壮气慨。
秦汉时期，由于战争、疫病等原因，人口增长速度慢，所以对儿童和妇女及其生育比较重视，这也是受秦赵等地遗风的影响，医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这些，《礼记·曲礼上》记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反映当时重视风俗的情况。汉代尊老之风很浓，如“仲秋之月，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仗，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鸟也，欲老人不噎。”（《后汉书·礼仪志》）在出土的汉代玉杖实物、汉画象砖、石刻中常能发现。赐鸠杖作为尊老的一种象征，有其含意，古人认为“鸠肉，明目，多食益气，助阴阳，久病虚损人食之补气，食之令人不噎。”“古老仲春罗氏献鸠鸟以养国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鸠杖。云鸠性不噎，食之且复助气也。”（《本草纲目·禽部》卷19）这种敬老风俗到东汉时更盛。甘肃武威东汉一医家墓出土《治百病方》的同时，即有一鸠杖，与此同时还有厚葬的时尚。
二、思想风俗与医事活动
秦代以法冶国，在医药卫生方面也是如此。据云梦秦简记载，凡外来宾客入城，对其车上的衡轭要用火熏燎，以防马身上未被消灭的寄主虫等附着在衡轭和驾马的皮带上。用火熏燎的风俗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用这种方法除有防虫害作用外，对一些细菌和病毒也有杀灭作用，带有防疫性质，对于麻风病，秦人已不认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发现，严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风病者，即送官府由专人检查。采取隔离措施，对麻风病人死囚，采取活埋和淹死的办法，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麻风病，有其积极意义。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现出道家与医学的密切联系。《淮南子》中对养生导引、炼丹、药物等多有研究，道家思想至《周易参同契》出现了又一个嬗变，更将研究的目标放在医药和人体的深层文化问题上。
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医药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学的伦常原则，济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在医药实践中强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健自身。有些儒士弃儒从医，既扩大了医生的队伍，提高了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对医术和医德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对病人的护理上也体现出君亲有疾，臣子须精心侍候。但孝道中的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倾向，则导致对解剖学发展的阻碍，而儒学重人事远鬼神的观点，对促进医药学科学化、冲刷宗教神学的渗透起着积极作用。
秦汉时方仙道的影响较深，秦代的茅蒙，汉代的张良习服食辟谷、王仲都修炼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东汉道教兴起后，为了在民间发展教徒，也多采用医药作为手段。《太平经》中对炼气、眼药、针灸等也有记述，大量吸收医药知识为宗教活动服务。
秦汉时期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及其学派，对于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雾，正风俗、美教化、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汉初陆贾指出：“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有多篇论及天人关系、神形关系、医药史事、卫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变不良卫生时尚等等，在王充所处的时代，宗教意识泛滥，仅汉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初制效兆于洛阳城南”时，所祠诸神多达1514种，至汉章帝时这种风气更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王充力匡时敝，批判神仙说、骨相说、以及感生巫术、迷信禁忌、不求实际的择时择地等，阐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学的医学见解，认为人寿命的长短与禀气薄厚有关，并非命定。“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以虚也。”“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灸，千岁不死，此虚图也。”
唐代诗文中的眼外科手术 其他 中医常识
唐代眼外科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除金针拨白内障外，翼状胬肉割除、倒睫拔除术等已是常见的眼外科手术。唐代眼外科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经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学风和认识上，突破了经学的束缚，医学重技术、重实用，医家对“毁伤”父母遗体的手术不再视为禁区，二是得益于交流和吸收，主要是吸收了印度医学。对于眼科之学，魏晋以后译自天竺（古代印度）的《龙树论》已盛传于唐代，宋以后该书亡佚，其佚文可见于《医心方》、《医方类聚》等书中。在《千金方》、《外台秘要》等类书中也有些关于眼科疾病诊治的论述，但对手术的操作记述不多，倒是在一些诗文中却有一些描述和较详细的记载。
在诗人杜牧的《樊川文集》中，曾记有擅长金针拨障术的两名医生，还记录了他们对病变特征的把握，对手术适应症的选择和操作要领等。在赵璘的笔记小说《因话录》中，曾记述宰相崔慎由，左眼生肉瘤，几乎遮蔽瞳孔，影响视力，后来经医生谭简成功地做了切除手术的经过。当时崔慎由正在浙西任廉察史，听说扬州有穆医生擅长治眼病，托淮南判官杨收延请。后收到回信，说“穆生性粗疏，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生远甚”，于是崔慎由便转请谭简前来治疗。谭医生诊后即说，此病为转手之劳，但在治疗时要集中精神才能获得疗效。崔慎由回答说，在治疗时我连妻子也不告诉。谭简提出，要选择晴天的正午安排在一个清静的房间做手术，又询问崔的饮食如何，崔回答虽然饭量不大，但尚能吃饱，谭医生很满意，并提出手术当天应当在住宅的北楼施行，仅让一少年家仆在旁侍候，不让其他人知晓。谭医生先让崔慎由饮酒为麻醉之用，之后用手术刀切除肉瘤，再用纱布拭血后敷以粉剂，手术完毕才告诉崔的妻子。后来崔慎由奉调到金陵，待到他升为宰相时，谭医生已逝世了。这一病例在《新唐书·崔慎由传》也有记载：“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视，医为治刮，适愈而召”；此可以作为印证。小说《因话录》对诊治过程的记述远较史书详细得多，可堪为一篇珍贵的医学文献。其中提到，术前要问及病人的饮食情况，利用中午的日光为手术照明，以饮酒减轻疼痛，要求病人“安神不扰”，这些处理原则都极有科学道理。
在被称为“盛世之韵”的唐诗中，常有佳句描述金针拨白内障术。如杜甫有“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李商隐有“约眉怜翠羽，刮膜想金篦”等名句。在《全唐诗》中已有数首，正可以诗证史。现仅记二首如下：
白居易：《眼病二首之二》
眼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
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
案上漫铺《龙树论》，合中虚捻决明丸。
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白居易晚年患白内障，除《眼病二首》外，还有《病眼花》、《除夜》等诗也记述病情，“合中虚捻决明丸”句，另一版本作“盒中虚贮决明丸”。
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唐代称金针拨白内障手术为金篦术，看来这一词汇更文雅简炼。刘禹锡用此诗赠来自印度的眼科医僧，也可见当时中外医学交流情况。
值得提及的是，金针拨白内障技术在唐代以后并没有得到广泛普及，而是不绝如缕地传薪至今，其中主要是在道教医学和佛教医学中承传，这在其后的文献中也有记载。例如在元代郭翼的《雪履斋笔记》中，记载宋代显仁皇后韦氏两目失明，募医疗者莫能奏效。有道士应募，用金针拨白内障术，使“左翳脱然复明”。在清代昭梿的《啸亭杂录》中，记载高邮医人曾某用金针拨白内障术，使著《十七史商榷》的大学者王鸣盛双目复明。此事史学家赵翼也曾作诗盛赞其事。在户生甫的《东湖集》中，记述楞严寺僧人吴环照为杨翼皇施针拨术时，重视选择治疗时机，初诊时吴诊察后说：“目翳尚嫩，未可治也。归食发物，使其障厚，视日如昏夜，乃可奏功。请俟期年后！”患者便等待，直到“至期，则已盲矣。环乃施其术：投针于黑白之间，周围转绞，尽去其膜，又投针于黑之中、瞳之外，转绞如前，游刃有余，而患者亦不甚苦。毕，以绢单衣包之，付药数剂，曰：‘慎勿见风，俟三日，治可矣’。归途过慎，加以一领（多穿了一件衣服），三日后发红，再叩之，曰：‘有微火耳。’又服一二剂，遂愈，清明如故。”这一记堪称一个完整的医案，也是一个逼真的手术记录，其翔实程度，不逊于清初拨障大师黄庭镜在《目经大成》中的医案。此类笔记，足可供专科医生临床操作时的参考。即论书法亦传人－—名医书法佳话
其他 中医常识
旧时老中医带徒有四句话：“一手好字，二会双簧，三指按脉，四季衣裳”。这概括了一个有学养的中医应该具备的四个条件。其中“一手好字”被列为第一条，这确实是中医的一个优良传统。大凡名医都很重视处方书写的工整，追求书法上的功夫。清代名医何鸿舫（1821…1889年）不仅弛名大江南北，而且精通书法，凡处方必亲手书写，不假于弟子，这一点不像某些名医，口述药味，由门人抄写。何氏书法高妙，时人获其处方诊若拱璧，日本人来沪搜购，一纸值至银圆10枚，少亦4～5枚。其时，齐白石一幅画作的润笔也不过2元而己。名医程门雪为《何鸿舫编年药方墨迹》曾题诗：“每于烂漫见天真，草草方笺手自亲。不独医林仰宗匠，即论书法亦传人。”盛赞其不独在医界堪称宗师，单论书艺亦足传后人。
自古医坛书家多，许多名医都是享有盛誉的书法家。东晋著名医家葛洪，少时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颂习。”他为天台山摩崖石刻所书写的“天台之观”4个大字，被大书法家米芾称“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
南朝名医陶弘景幼时亦是家贫，“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他留在镇江焦山摩崖石刻上的《瘗鹤铭》，字势雄强秀逸，竟被大书法家黄庭坚误认为书圣王羲之所书。唐孙思邈也是一位大书法家，宋《绍兴秘阁续帖》就收有它的书法墨迹。
傅青主（1607…1684年）书法被后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足见影响之大，太原地区商铺的招牌均以得青主手迹为荣耀。他为晋祠“齐年古柏”所书“晋源之柏第一章”的题款，风格遒劲，气势磅礴，被誉为晋祠景区三绝之一。他20岁得到赵孟颊墨迹，爱其园转流利，后悟及书品即人品，赵孟颊由宋而降元出仕，“心术坏而手随之”，所以字也园滑。颜真卿则忠义不屈，所以字也雄浑沉厚，此后他就弃赵而专学颜体，真是字如其人。傅青主说：“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己矣。”他的书法美学观是“四宁四毋”一一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一理论至今在书坛上仍有影响。他的草书外表飘逸，内涵倔强。小楷最精，极为古拙。今太原汾河岸边有碑林公园，所收俱是青主墨宝。
近代名医而善书法者更如群星灿烂，光耀杏林，比如范文甫、谢利桓、丁甘仁、恽铁樵、王仲奇、肖龙友、施今墨、顾筱岩、徐小圃、秦伯未、程门雪、严苍山、陈道隆等，书法皆臻上境，他们留下的方笺，都被人们当作书法墨宝收集诊藏。
浙江名医范文甫有“诗、书、医三绝”之誉，以诗书驰骋士林。毕生学书多摹王右军，寒暑不废，其字笔走龙蛇，奔放雄浑，颇有骨力，别具一格，宁波商市招牌，都以能得其墨宝为荣。
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肖龙友先生诗词书画率皆能之，以写字绘画陶冶性情，其书法真、隶、行、楷各体悉备，已臻炉火纯青地步，京师内外，“对先生的诊病墨案，视同珍宝。”解放前就有人出高价向病家购买他的亲笔墨案，裱好当作艺术品珍藏。今曲阜孔府尚有先生所书联屏多幅。
沪上十大名医之一的顾筱岩曾说：字是一张方子的门面，是一个医生文化底蕴、学识才华的外露。很多病家延医之先，常常先借你的方子一看，以度学问深浅，医道高低。字写得不好，业务少还是小事，字写得不规范，药师错配，贻误人命，危害极大。凡其入门弟子，先须习字，每晨先练字，临写字帖经先生批阅合格后，才能去读医书，已成定例。大约1年左右，先生认为大楷根底差不多了，才可以学行书。先生自己则喜欢颜真卿的《争坐位》，书法颇有颜氏韵味。他与张大千、吴湖帆、黄宾虹等书画大家过从甚密，时有墨迹相赠，吴湖帆誉先生“方笺之书有颜氏大将风度”。
徐小圃书法造诣颇深，法宗苏（东坡）、黄（庭坚），笔力遒劲，气势雄伟，有大家风度。
程门雪多才多艺，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他自称：“我诗为上，书次之，医又次之”。此外，程又善篆刻，刀功布局，“功夫不让专家”（何时希语）。
秦伯未书学赵之谦，蝇头小楷，浑匀流利，隶书颇有功底，今上海城隍庙大殿上还留有他早年书写的一副对联。
严苍山幼承庭训，每日临池为必修早课。最喜欢《孙过庭书谱》，深得精髓，其书法飘逸中见沉着，婀娜中显刚健，隽永洒脱，别具韵致。20世纪60年代某日，医院出黑板报，报头三个大字总写不好，严氏路过，提笔不假思索，写下“黑板报”三个大字，园熟丰美，赢得—片赞声。著名画家丁斌正巧在场，亦赞叹无极，称“今人罕及”。
1945年，上海名医陈存仁仿“朱子家训”，撰写了“医家座右铭”，文精辞妙，脍炙人口，沪上医家颇为赞许，争相嘱陈书写。陈氏不善楷书，其业师谢利恒（《中国医学大辞典》主编）书法极佳，名望亦重，于是陈氏在《中医药月刊》刊登广告，由谢氏书写“医家座右铭”，每幅笔润若干。各地医生闻风求字者共有670件，谢氏足足书写了五个月方偿清文债。
沪上名医陈道隆自幼苦练书法，至老未曾缀笔。早年书学赵孟，后摹米芾、王羲之，晚年又临文徵明，博采众长，自成一体，雄浑中见飘逸，刚毅中不失柔和。人谓其脉案本身就是－张可供临摹的字帖。书法大师沈尹默先生初次见到他的字，脱口而出说：“想不到老表弟在医界作事能有这么一手好字。”他与著名书画家刘海粟、吴湖帆、谢稚柳、程十发等均有较深友谊，闲时常与他们切磋技艺。
以上所举，不过是眼界所及，可以肯定的是，还有许多名医的书法未被罗列进来，如果能编一本《近代名医方笺墨宝》的话，那肯定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医学、书法俱精的好书，但愿有人着眼于这件事。金匾高悬传美名－—名医匾话
其他 中医常识
民国年间，上海某富商患病，群医束手，以为不治。独有一位中医认为可救，处方数剂，竟告痊愈。富商很感激，出千元求章太炎先生为题一匾，借重以扬其名。太炎手书四字，曰“第三扁鹊”。富商大惑不解，请教于他人，都认为“第三扁鹊”显含贬义，可能是“第二扁鹊”笔误。富商婉求太炎改写，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