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偏方大全-第3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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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是美丽的花卉，古代帝王、文人贤士对它可谓赞不绝口。清代文人、著名戏剧家李渔曾评价：“草木之花中，惟桃李可以领袖群芳，因为花之色大都不出红白二种，桃色为红之极纯，李色为白之至洁，桃红李白足尽二物之能事”。诗人笔下对桃花多有赞颂。如周朴的“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耐看”、白居易的“桃花乱落如红雨，剪绡裁锦一重重”、李白的“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等，都是咏桃花之佳句。加上陶渊明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更是吊足了后人的胃口。
桃花与女人有缘。诗文中多用桃花烘托美女。如《诗经》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苏轼有“且看桃花好面皮”，尤其是崔护的咏桃花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被誉为借桃花喻美人的千古绝唱。此外，人们还习惯将少女的脸颊称为“桃腮”、“桃靥”。把女子的美貌称作“桃夭柳媚”。女人的胭脂叫“桃花粉”、化妆名“桃花妆”。“自古红颜多薄命”，漂亮女子命运多桀又称之为“桃花命”。就连男子的艳福也常戏谑为“走桃花运”等等。皆说明桃花在古代文学中经常是不可缺少的题材。
桃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桃树一身均可入药。鲜桃肉质致密，甘甜多汁，含维生素、铁较丰富，作为食疗果品，桃对胃阴不足、口干口渴或体虚阴液不足之便秘症有较好的滋养和润下作用。桃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可以常吃的水果，肺病患者吃桃也益处多多。因鲜桃含钾多而含钠少，故可作为水肿病人使用利尿药时进食的辅助水果。有报道，吃鲜桃对老年前列腺增生也有一定辅助治疗作用。桃仁被誉为“活血祛瘀要药”，在临床上应用十分广泛。古今名方“桃仁承气汤”、“桃红四物汤”等均以桃仁为主药，它可以治疗瘀血停滞、经闭腹痛、热毒肠痈、跌仆损伤及便秘等。艳丽的桃花也是药，不仅可疗水肿、痰饮、二便不利，古人认为它还有美容作用，能“令人好颜色”。《大清方》云：“酒渍桃花饮之，除百病，益颜色”。在唐代，河南洛阳人还有以鲜桃花煮粥的习俗。此外，《本草纲目》还记载了桃叶、桃皮、桃胶、桃毛等都能入药或与其他药配伍，能治疗妇科、儿科及外科方面的多种疾病。
尽管我国古代文化中有关桃的描述含有神话、迷信成分，但桃自身的文化、美学及医药价值等，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生的吉祥、平安、长寿的向往和追求。西化管理限制中医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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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璐璐）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中药新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而实际上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却与西医有显著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在一些现行的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行政管理制度上，许多方面全面的西医化限制了中医的正常发展。
“按《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４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生资格考试，且考试所考内容近一半考的是西医。”口碑颇好的医生翟景春对此很无奈。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无此学历、也没有接受过正规西医教育，不少人是学徒出身，许多人即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若行医即属非法。
湖南中医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忠说，因为各界反映强烈，２００１年卫生部组织一次“特殊”考试，解决具有特殊技能的民间中医的资格问题，当时湖南有２００人通过了考试，但对于散落在民间的其他医生，以后这样的机会恐怕很难再有。
中药店坐堂医师制和中医个人行医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非常方便就医，符合老百姓看病习惯，但现行医疗规定不允许医师坐堂行医，全国已经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医师门诊。
李国忠说，临床自制中药是中医师的基本技能，民间中医的秘方均是自制药，但现行医疗制度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若擅自自制配药，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的陈永杰将此方面中西医的不同待遇作了对比：因西医有抢救死亡责任标准，中医无此标准，所以在现行规定中，中医大夫在用中医药急救中若出现死亡，属于非法，将追究法律责任；而西医按西医方法急救出现死亡，不负任何责任。陈永杰指出，这点严重限制了中医大夫抢救病人的积极性，也使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中医急救方法基本消亡殆尽。
李国忠解释说，这是因为现行的医疗纠纷处理规定中，没有对于中药医疗事故的鉴定方法，在无法鉴定的条件下只能是出现事故就为违法行为。
此外，据陈永杰介绍，正在制定的《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发生灾情、疫情、突发性事件或者临床急需市场没有供应的特殊情况下，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同时又规定：“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
据了解，现行中药新药评审办法，所需文件及标准统统参照西药制定，包括已列入《药典》里的一些中药，其说明也要采用西医说法。《医药经济研究》第十四期对此评价为：这种做法使许多中医大夫无法按照中医辨证施药的理论据其功能主治使用药物。
据各界专家反映：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等，许多方面实际上都限制了中医药的正常发展。七十年以前的废止中医风波 其他
中医常识
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70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干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决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我们的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系当时的名医，有过留日的经历，旧医登记案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名中医，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动者之一，此公后来入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是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两位来，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或者说科学一边。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中医，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等于断了50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议案行文，很明确地提出要废止中医，登记只是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故尔此议一出，举国歧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机关中医请愿、请饭、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真是闹煞了国人，喜坏了报人（报纸销路大增）。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执行，大家不了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民（医）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来，大家一起去关注战事，看下段新武戏，将这段文戏忘了个干净。
跟中国所有的一时谁也吃不下谁的争论的双方一样，名称之争是吵架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在中西医吵起来之前，军阀们已经集体打了十几年乱哄哄的电报仗。医界是悬壶济世的，故尔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跟军阀们官匪、正邪之类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顶帽子，新旧、国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闹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论争，双方的立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如是一来，中医们的底气未免比西医要差了一点，毕竟要论科学，人家才是正宗。所以，在此次论争中，西医总是咄咄逼人，大有气吞对手且气壮山河之势，在他们口中，那些请愿的中医不仅是为了保住自家饭碗的蝇蝇之徒，而且简直跟拳匪（义和团）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这里，余岩的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不可不录：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舻千里。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沦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城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是逞一朝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这种抑扬顿挫、且骈四俪六的行文，不说是字字珠玑吧，至少在气势上令对手哑上半晌，看来我们西医的文字与中医一样，都是八股制艺老家底的货色（这一点中医似乎又差了一招，西医可以用八股文章来骂阵，而中医却没法炮制一篇洋文字回应）。文字本身是什么形式并不要紧，关键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论法让人受不了，直是将亡国灭种的罪过，一股脑都怪在中医尤其是请愿不要废止中医的人们头上了（看来，中国产生大批判的文字一点都不奇怪，不吵架则已，一吵则非上升到路线高度不可，从市井婆媳到海上闻人概莫能外）。在作者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象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长枪与枪炮一样，一个该送博物馆，另一个才是当世之骄子。
中国人的进化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学说教出来的，这种教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混进了两个等式：西等于新，中等于旧。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而中西医之比，却远不象中西枪炮舰船那样的简单，在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的和时髦的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其实并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许多庸医，甚至江湖骗子（这一点，当时西医的记录也不见佳），在真才实学之辈却也不在少数，他们手下的医疗效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处死刑，而被中医治好了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就是对中医怀有偏见者亦难以否认。而且，最令西化论者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也就是说，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方是有效的，就象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西医难以将中医扫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对方，尤其是在内科杂症上，中医居然有公认的优势。即使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到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也并不是人人都象梁启超那样，动手术割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依然坚持维护西医的名誉，一旦病得厉害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