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偏方大全-第3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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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得厉害了，一样是谁医得好找谁。这也许正是西医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干涉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在为一己争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但是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6000余，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但一则西医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在20世纪初才有较象样的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规模，已属可观，二来医界的发展主要是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就是那么个发展水平，诺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个小小的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就难以上档次。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分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应该说，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度而言，人们的观念和当地传统的医生对于外来西医的进入是存在过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刚刚将西医西药散向人间的时候，这样或那样来自观念和传统医生的阻碍无疑是会产生些影响，但到了连中医们也口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这种阻碍即使有，也相当微弱了。其实，在医药方面，人们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多大，我是有怀疑的，许多传教士医生在回忆中的确提到过许多中国人观念阻碍他们行医的事情，但他们的回忆也提到，这些阻碍的大多数都靠着他们当时并不高明的医术克服了。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曾经在非常落后的农村生活过，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的观念并不比20世纪20…30年代强多少，但是，只要医生（属于西医系统）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所有的既成观念都会服从医生的指示的。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歧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菜。
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等倒是难分彼此，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做出的结论。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难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决中西医问题（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象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过《汤头歌》就出来朦世的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发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学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象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关于李经纬《内经图》全释 其他 中医常识 一、关于《内经图》名称：
《内经图》或称之为《内景图》，其实按其内容与图示目的是很不相同的，当然也有相关性。《内景图》严格讲是人体内脏的解剖图，其目的是要给予学习人体解剖、内脏关系的人以图示，而《内经图》则明显富有道家养生方法图示的目的。《内经图》与《内景图》实际上可能都源于《黄帝内经》之有关内容，而《内经图》之命名，可能包含着“内丹修炼”经典之意。
二、《内经图》与中医学、道家的关系
从《内经图》的内容实质来看，所示人体脏腑经络生理与解剖部位关系看，与中医学健康长寿、养生养性学问关系密切，或即源于中医学内容之发展。但从对人体脏腑生理功能的重新命名与界定、图示练功法要领来看，其语言特点其道家理论更为突出。
中医学的发展，在历史上与中国道家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医学养生的理论与技术，与道家长生不老的思想、习练方法等十分密切。道家思想对中医理论源薮《黄帝内经》与中药典籍《神农本草经》中，有着深湛的渗透。或者说，道家关于健康、长寿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指导过中医药学的发展。譬如：《黄帝内经·素问》开卷就以黄帝问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何也？”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神农本草经》分药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多述服之轻身延年，不老神仙之服食炼丹之药品，几乎完全是道家炼丹服后以求健康长寿甚至成仙的理论。
古代著名中医学家晋·葛洪、梁·陶弘景、唐·孙思邈、明·李时珍等等，既是伟大的医学家，也以精于道家学理对道家养生养性颇有研究的大学问家。他们不但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成就，而且在融道家养生养性思想与方法于中医学、促进中医学养生养性健康长寿的完善，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道家养生养性在追求不老神仙的目标上，在唐末、宋、明时期，他们日益将其内容、人体脏腑、经络、体位功能等神秘化，发展了含蓄、曲隐风格，谜辞隐语泛化，而且在命名、理论上日益众说纷纭，使一般人越来越难以理解与掌握，成为少数道师、道士的专利。中医学在道家养生思想之影响下，逐步摆脱修炼成仙目标的制约，而对其有益于人体健康、防治疾病等思想与技术则充分吸收加以发展，从而日益成为比较科学养生养性的代表。
三、道家养生与《内经图》
道家关于追求健康，延年益寿思想与方法技术，集中表现在：
1、修炼长生不老丹药，寄希望服食不老丹药而成仙，即炼丹派，后称为外丹；
2、修练内丹，后世发展为静养功，即将外丹炼制方面的若干学理、学术语引入人体静养功法之中，或即现时所称的气功。
3、五禽戏和太极拳为代表的导引动功。
炼丹服食盛行于秦汉魏晋时期，由于引起服食者的广泛中毒而遭到医学家、学术界的反对声讨而衰落。静功的气功与动功的五禽戏、太极拳等则继续得到发展和丰富。
《内经图》代表了道家静养功思想与技术的真谛，其廋辞、谜词、隐语在图示与论述上大量出现，更是道家宋明以来的典型风格。
据分析研究，《内经图》约彩绘于清初皇宫如意馆道家画师之手，《内经图》的创意依据，当源于明代气功学家尹真人佚名弟子于万历年间（1573—1619）所撰《性命圭旨》，有人将《内经图》与《性命圭旨》进行了比较，认为《内经图》直接继承了《性命圭旨》反照图等精美绘图的谜戏画风，使静功小周天法（内丹修炼）的图示更隐晦、更形象、更艺术化，使整个人体形象完全隐于一幅“山水风景”之中，从而以谜辞隐语结合精美图画，形象化讲述了道家“内丹修炼”的经旨、方法与技术。
所谓内丹：是以人体喻炉鼎，精、气为药物，以神运精气，通过意念修炼而结丹药者，即内丹，亦称圣胎。隋·苏玄郎称行气导引为内丹。王夫子揭示内丹的特点“多隐其辞，托为龙虎，铅汞交媾之说，使以自悟。”
所谓小周天：全名为“阴阳循环一小周天”。练功者闭目静坐，鼻吸清气，使吸入之气下降脐下（丹田），过肛门而沿督脉尾闾（下关）上行，经夹脊（中关）至玉枕（上关），到头顶之百会，入泯丸（上丹田，或以两眉间为上丹田），顺面部至舌与任脉接，至前胸部膻中（中丹田）而下，至下丹田复沿原路循行，即一小周天。练功者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与疾病决定收气存想其处，以达到强身却病、延年益寿的目的。
按道家认为：上中下三丹田，上中下三关打通后，则任、督脉可循环周流，就能达到增强体力、抵抗疾病、延年益寿甚则不老神仙。对中医的别名你们都知道吗 其他 中医常识
中医，即相对西医而言。在西方医学没有流入我国以前，中医基本不叫中医这个名字，而是有独特且内涵丰富的称谓。
第一个名字是歧黄。这个名字来源于《黄帝内经》。因其是黄帝与歧伯讨论医学的专著，便称《黄帝内经》为歧黄之术。自然，歧黄也就成了中医的别名。
第二个名字叫青囊。现在知此名字并使用者甚少。它的来源与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有关。据说，华佗被杀前，为报一狱吏酒肉侍奉之恩，曾将所用医书装满一青囊送与他。华佗死后，狱吏亦行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