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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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澧 人
教育论坛 中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与美国托福改革孙绍振
其人其事 从汉语的现代化看鲁迅的翻译刘少勤
其人其事 “王实味现象”解析董国强
其人其事 刘大杰和曹聚仁：失去勇气之后魏邦良
其人其事 刘伯承与彭德怀的是是非非陶朱问
贺开莉
说长论短 颠倒众生的外国坏蛋张远山
说长论短 闲话“组织”雷池月
说长论短 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资中筠
艺术人生 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杨福音
艺术人生 德加和芭蕾女孩吴 生
灯下随笔 寒剑飘零张志东
灯下随笔 想像是现实的延伸潘年英
法制经纬 劳教制度：是改还是废？张英洪
书屋品茗 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赵 勇
书屋品茗 专制社会的权力恐慌症王纪潮
前言后语 一个不可省略的伦理维度万俊人
科文经纬 风格：细腻和抑郁余凤高
封 二 鹤 蛙杨福音 画
封 三 题《高跷会》韩 羽 文画
《书屋》二〇〇四年第三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澧
人
人生的欲望多有冲突，而其中围绕权力欲的满足所展开的争斗又最为惨烈，因为在许多人的眼中，有权便有一切。
刘邦和项羽都见过巡游中威风八面的始皇大帝，前者喟然太息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而后者则毫不客气地宣称：“彼可取而代也。”这两句话不事雕琢，却斤两十足，比后来曹操的煮酒论英雄更见肝胆，也更具野性。
刘、项心雄万夫，对皇权垂涎欲滴，自然免不了一场生死相搏。刘邦到底棋高一着，他不像项羽那样专“以力征经营天下”，而是善于笼络人心，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常常挂在嘴边，引得百姓对他感激涕零，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刘邦以后，历代争皇位且成功者都懂得利用民意。民意这个东西，既具体又抽象，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至于成功之后是否真的顺应民意，那就另当别论了。
没有什么比疯狂的权欲更能败坏一个人的心灵。刘邦登基伊始，尚能五日一朝父亲太公。不久太公的家令说，太公虽是父亲，但却是人臣，哪有人主拜人臣的道理呢？刘邦深以为然，慷慨地给这位家令“赐金五百斤”。所谓血缘伦理，在皇权面前真是不堪一击。自古宫廷多污秽，为争夺权力，父子、兄弟同室操戈，而一旦权力在手，又无不穷奢极欲。放眼庙堂，因为权欲炽烈，所以才“高处不胜寒”；因为道德沦丧，所以才“礼失而求诸野”。
凡帝王起家，都有一帮文士武将，也可说是老友们相辅佐，但可惜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天下初定后，皇帝大都屠杀功臣，以绝后患。好一点的要算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就是干脆将君臣双方的心曲端到桌面上，来一个好说好散，省得大家各怀鬼胎地难受。此举虽然免了流血，但场面却着实尴尬，即使有酒压惊，估计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赵氏的权欲一点也不比其它皇帝少，只是行事的风格滑稽得有些可爱。
不受节制的权欲导致唯我独尊，甚至将人变成野兽。这正是专制体制终究要让位于宪政民主的根源。
华夏民间俗信宗教——
虫 王
中国以农立国，自然产生了许多农事方面的俗神，虫王刘猛将军就是其中之一。
对虫王的祭祀历史悠久。远在周代，每年农事结束后，便在农历腊月举行祭祀，是为“八蜡”。“八蜡”所祀之八种自然神灵大多与农业有关，如“先啬”（先农神农）、“司啬”（发明耕作的后稷）等，其八便是昆虫。古代基本没有农药，因而虫害为庄稼最大之敌人，而蝗虫危害最烈，故驱除虫害成为演变后之“八蜡”祭祀的主要内容，以致八蜡神变成一位专司此职的神灵。最迟至宋代，虫王祭祀完成了从自然神向人格神的过渡，全国各地遍布八蜡庙和虫王庙，最多的是“刘猛将军”庙。
此神并非姓刘名猛，而是一位刘姓猛将军。历史上，被附会为此神的大都为具有民族气节、抵抗外侮的功臣名将，如宋钦宗时出使金国不屈而死的资政殿学士刘锜、南宋抗金名将刘锜其弟刘锐等，并被附会上为民驱除蝗害的事迹。其中以刘锜最为著名，在他死后不久的南宋景定年间，就被敕封为职掌除蝗的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而加以祭祀。此则清人阮葵生所说的：“生则敌忾效忠，死而捍灾御患，其世祀也固宜。”之所以将驱蝗神附会为武将，大概与蝗虫来时，犹如外族入侵，铺天盖地，所到之处寸草不存，亟需孔武有力之神灵来掌控捍御有关。
旧俗以正月十三日为刘猛将军诞辰，到时均由地方官府主持祭祀，民间也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无锡南刊沟旧刘猛将军庙楹联云：“卧虎保岩疆，狂寇不教匹马返；驱蝗成稔岁，将军合号百虫来。”
（万 方 文）
中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与美国托福改革
？ 孙绍振
（一）作文只占六十分是天经地义的吗？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取得成功，需要每一个子系统的协同；要它失败，只要一个子系统发生故障。语文课程改革，当前遇到的问题正是这样。改革的各个子系统，发展不平衡。有的子系统的一些环节有形成血栓之势。这个就是评价系统，主要是高等学校入学考试。这个关键环节的改革换汤不换药，整个改革系统就有梗死的危险。
你不能说它没有改革。从某些方面来说，高考改革的力度还是挺不小的。例如，在改革前一张考卷覆盖天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上海、北京已经单独命题。原来的全国考卷，一百五十分的试题，除了作文六十分以外，九十分是标准化的客观题，而今，标准化的客观题只剩下四十五分，其余四十五分已经变为“主观题”。过去是命题作文，对于主题有强制性的规定，如今强迫人说谎的题目，已经成为笑柄，目前的话题作文，自行确立论点的能力成为考试的要求。尽管如此，令人尴尬的是，相对于《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改革力度以及课本的多元化，高考试卷的改革不能不说是滞后的。不说别的，就说高考作文分值比重固定在六十分上，问题就很大。作文，一般是很少不及格的，水平比较一般的，并不需要多大努力，也能考到七十分左右，折算起来，四十二分。而作文非常优秀的学生，也很难取得满分，一般也就是八十几分，折算起来，也就是五十一二分的样子。两者相差不过八九分。作文一般的学生要提高到优秀水准，要花多少工夫才有希望达到？有的可能一辈子也达不到。人文素养和语言驾驭水准的提高，是很难立竿见影的。就算是皇天有眼，终于有所提高，甚至如愿以偿，也不过是八九分。而阅读题所占的分值要比作文大多了。以2003年全国高考语文考卷为例，一连三道篇幅不太长的阅读题，加起来是三十五分。要增加八分，甚至八分以上，并不需要多少人文素养的相应提高，只要在应试技巧上认真钻研一番，可以说是十拿九稳。在这样的考试模式的君临下，还有谁把作文水平的提高当作一回事？但是，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作文，这恐怕是有识者的共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我国的基础科学教育，在世界上也许并不落伍，尤其是数学，比之美国要强许多，一个普通水平的中学生到了美国也许有半年在课堂里发呆，不知老师说什么东西，可是到了第二年数学就能在全班名列前茅，再过一个学期，就可能是全校第一。而我们的作文，却不能这样乐观。一个美国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经过自主阅读，写出一篇批评布什总统减税政策的文章，说明这有利于富人，而对穷人不利，并不很令人意外。而要我们的初中学生做出这样的文章，就显得难能可贵了。看看我们高考所出的作文题就明白了，弄来弄去，都是一些感性的常识题。什么要不要坚强啊，要不要诚信啊，什么要不要救人啊。说是自行立意，可是道德前提明摆着，根本不用动脑筋，就有现成的主题。这样的所谓话题作文，虽已从改革以前的政治话语的强制性规定中解放了出来，但又进入了道德话语的牢笼。学生的独立思考、具体分析能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2003年，全国高考卷中有一道题，说是有一户人家墙倒了，邻居说得赶快修好，否则会有小偷，自家的儿子也说，不修会遭偷窃。当天晚上，果然就被小偷光顾了。这家人就怀疑邻居是小偷，而认为自己的儿子很聪明。作文的题意，要求分析情感的亲疏和认知之间的矛盾，大部分考生捉襟见肘。据一个省的统计材料：往年作文平均分是四十二分（合七十分），而当年的平均分则为三十四分（不到六十分）。一般中学老师感到困惑并不奇怪，而一位在改革上做出成绩的老师也在网站上发出“这样的题目脱离中学生实际”的声讨，这就不能不令人沉思了。这样命题，改革力度并不太大，与世界水准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把我们的作文题和法国的高考作文题相比，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人家的题目都是哲学性的思辨题，诸如“我是谁”、“权力是不是一定意味着暴力”、“自由是不是就是拒绝的权利”等等。
（二）简陋的是非题模式被奉作神明
这本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为什么海内有识之士对之视而不见呢？
这是因为，客观题、标准化是从人家美国托福考试模式批发进来的。人家托福一年考几次，只有一次是考作文的，而且所占分数也不多。其实，这不是因为作文不重要，而是因为托福是一种商业化的赢利模式。托福的意思就是一种把英语当作外国语的考试。考生来自世界各地，讲上百种母语，命题者对人家的母语一窍不通，万不得已，只好用英语考英语。至于把答案简化为四项选择，倒不一定是万不得已，而是为了有利于机械化评分，工资支出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作文是主观的，不能机械化评分，采用手工方式，一张张考卷去改，人工耗费就大多了。把作文的分值降低，选择题的分值提高，也就是把成本降低，把赢利提高。光是去年全世界就有一千两百万人参加了托福考试，这家考试服务中心挣了七亿美元。客观题、机械化评分对于他们来说，是摇钱树。
我们的高考是考外国学生吗？不是。我们的高考是为了赚钱吗？没有人敢作肯定的回答。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袭用人家赚钱的商业模式呢？
惟一的可能的答案是：迷信洋人。迷信的特点是：对于洋人的局限性没有严肃地分析。
把问题简化到剩下四项选择，有利于赢利了，但是可能产生一个后果，那就是太简单，没有难度。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们采取一个办法，那就是设置了干扰项，也就是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掺和。这样的做法，往好里说是考核学生思维的精确度，往坏里说，是逼你钻牛角尖。但是，由于语言符号本身的局限，再加上语境的变幻，能指与所指的浮动，越是复杂的问题，就越是难以绝对准确地定位，因而干扰项就造成了一种人为的难度。这种难度的消极性，在比较简单的语句问题上，也许还不算太突出，到了比较复杂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富于人文精神的文学作品时，人为的难度就很容易变成人为的荒谬。但是，美国人的实用主义让他们很聪明地避开了文学作品，托福考题从来就是在实用理性比较强的领域里打转。虽然如此，他们也很难避免这种模式本身从娘胎里带来的第二个局限：试题的，也就是思维的模式贫乏。只要把干扰项拿掉，就成了或是或非。这就暴露了它本质上就是是非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乎其神的托福考试模式，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但是，这只纸老虎在没有被拆穿之前，却受到神灵一样的无限崇拜。
这种崇拜的特点，就是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我们高考中的文学文本比托福的考题要复杂多了。因为人家考的是不会讲英语的外国人，我们的高中生的汉语是讲得很溜的。人家托福考的是：低级英语（口语听力）和中级英语（经过简写的文学故事和科普常识），而我们的考题中还有高级的古代汉语，我们的考试专家的胆子比人家大，不管多么复杂，一律都以托福为准绳，连中国古诗歌的经典文本也敢拿来做标准化试题，其结果就是伪问题和荒谬的标准答案层出不穷。
托福考试作为思维模式是很简陋的，在考初级和中级英语的时候已经不够用，要以干扰项来补救，用来考比较高级的汉语，就更不够用了。这就迫使我们（还有台湾、香港）不得不把干扰项更加繁化，发明出一种“多项选择”，四五项答案，正确的选项数目不定，也许是四项，也许是一项，只要选错一项，哪怕多数选对，也一分不得。这种多少有点无理的“创造”，把托福考试的弱点发展到极其荒谬的程度，近几年在各方面的批评声中似乎销声匿迹了。但是，托福模式的根本法门，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模糊化，设置似是而非的干扰项去刁难学生，在历届高考试卷中则没有任何变化。其主要特点是凭空制造混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模糊。最近报载，某省中考，有一托福式的选择题要求考生从四句话带着重号词语中找到运用不当的一项。标准答案是“记者在小汤山亲眼目睹了医务人员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感人的工作场面”中的“亲眼目睹”是运用不当的。出卷者的解释是，亲眼就是目睹，二者重复，结果引起大哗。其实就在同一题中，就有“家喻户晓”，不也是重复吗？这种重复有时是互补性的强调，有时出于结构上的对称，如“亲自参加”，“不伦不类”，只要有一点语感，都不会产生这样的庸人自扰。
我们的高考试卷，因为涉及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就又了另一种“创造”，也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古典和当代诗歌试题中不去追究情感和智性的整体内涵，如在郑敏的诗《金黄的稻束》中本来应该探究为什么把收割的稻束和母亲联系起来，而且还强调母亲的“皱纹”是“美丽的”，“疲倦”是“伟大的”，但是，试卷却钻牛角尖，考核学生对于“字词句”的机械识记，要求学生判断这首诗的背景是不是“薄暮”。如果没有干扰项，做这样的辨识易如反掌，有了干扰项就神秘了。其实，真要研究背景是否是薄暮的话，就应该问一问，为什么母亲的意象，不能和朝霞联系在一起？
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例如，许多成语组成令人眼花缭乱的排列组合，叫学生去找寻其中有一个错误的组合，等等。这样的花样，充其量不过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时则完全是无谓的自我折磨。
虽然命题者口头上应该是不反对当代文化哲学的基本前提：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是复杂的，读者的理解是可以是多元的。但是，在所谓客观题标准化的模式中，却只能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尽管我们的高考作文试题已经有了“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那只是做作文时说说的，就在同一张考卷上，阅读题的答案只能有一个。这是对当代文化哲学成就的嘲弄。有一种力量比当代文化哲学更有力量，那就是商业的力量。机械化评分标准和正确、错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是不能相容的。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