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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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错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是不能相容的。其结果是越复杂的问题，这种客观题的标准答案就越是可能带上主观武断的色彩，甚至文字游戏的味道。这样的文字游戏，表面上神气活现，可实际上其思维模式是以粗陋贫乏为特点，却居然横行中国达十多年，而很少人大声疾呼改革，在思想解放的今日，实在令人不解。拿起这几年高考语文试卷的任何一卷，挑出其中的任何一道客观题，你不能不为其思维的枯窘而感到惊讶。总是：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下列判断正确的一项是，以下加点字读音相同的一组是，下列各句没有语病的是，等等。不管花样如何翻新，其实质就是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
非此即彼的模式如此反复地强调，在中学生的思维从简单走向复杂，从直觉走向分析的过程中，显然是有消极作用的。但是，屈服于高考的分数体制，除了以机械的重复来代替活跃的质疑和思考，别无选择。就是熟练地掌握了应试技巧，千辛万苦做对了，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明明没有看懂，而是懵对了的），此外，还有冤枉的，知其所以然而不然的（明明读懂了，却被干扰项搞昏了头，做错了）。从哲学上说，这代表着一种很僵化的方法论，亦即把学习当成机械记忆结论，而不是提出问题作正反面思考的过程。殊不知，如果把真理看成只是结论，是肯定要变成教条主义的。因为真理是一个永远没有休止的过程，思考的过程，比之结论更能表现水平，而托福模式连起码的因果分析都没有。辩证法的矛盾对立，系统论的互相制约，科学主义的证实和证伪，都被排除在想象天地之外。逼迫孩子长期在这种贫乏的思维模式中讨生活，实际上是对于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潜能进行无情地摧残。
教学改革的所有目标到了考试这一环节全部被消解。这样的“脑血栓”，理所当然地让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感到痛心疾首。
试卷最为荒谬的部分是以诗歌作托福式的选择，自然也遭到最无情的批判（参见孙绍振：《标准答案还是荒谬答案》，《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12日）。命题组很快作了开明的让步，第二年诗歌从托福模式中消失了。相应的，主观题增加了，这应该是对人文精神的一种解放了吧？然而，中学语文教学权威王大绩先生一语道破：“主观题客观化”。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本来主观题就是让学生自由发挥以表现其独立的多元见解，但是，几乎所有主观题都有所谓“参考答案”，也许，为了方便改卷，有无可厚非之处，但是问题出在构成那些答案的原则上，姑且不说那些每年都少不了的错误（包括常识性错误），就是没有多大错误的，都是简单的几个“知识点”。这说明它所贯彻的仍然是只重结论不重过程的应试教学，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取得了合法地位，变成了一种“亚填空题”，在思维模式上和是非题没有多大的区别。就是这样，命题组还是不放心，非得在阅读题最后再来一道标准化的选择题不可。
这是因为，命题组在诗歌方面的让步是羞羞答答的，而不是原则上的，多少表现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被动性。在阅读题中，仍然基本上以文学性散文为主。他们在观念上的系统的自洽都顾不到，既然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不宜作托福式的标准化理解，那么文学的散文为什么又非得有客观的选择题不可呢？
这种思维模式上的僵化并不局限于高考，最令人担忧而无奈的是它对于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的霸权性规范。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刊《中学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03年7/8月合刊，有一个“全国中学文学作品个性鉴赏大赛”；分为古代诗词曲鉴赏、中国当代诗词曲鉴赏、外国诗歌鉴赏、散文鉴赏、小说鉴赏、戏剧文学鉴赏、影视文学鉴赏和科技小品鉴赏。其中优胜的设计者五十余位，想来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一定成就甚至是权威的老师。专题栏的名称表明编者以“个性”为标准。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却似乎违背了编者的原旨，这就是除了古典诗歌部分外（因为古典诗歌不让步不行了），几乎所有的练习思考题都有客观选择题。就是所谓“主观题”，也是主观题客观化。光凭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占据于中学语文教学课堂要津的仍然是托福的思维模式。只要不为任何某种既得利益所迷惑，就不能不认同这样的呼声：高考指挥棒不改，其它的改革，都可能化为骗人的包装。
彻底改革必须是系统的改革，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允许在各个部门暂时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但是，系统的协同性质，又不能承受任何子系统长期的滞后。长期的滞后可能导致系统的失调，甚至是崩溃。
新颁布的《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无疑是语文教学的“宪法”，语文教学的一切方面都在这里获得存在的基础，违背其精神的一切观念和做法，都要丧失其合法性。针对我国目前流行的客观化、标准化考试方法，它特别规定了：标准化的客观题不能成为评估学习成绩的主要形式。然而，由于全国高考试卷的换汤不换药，主观题客观化，仍然在回光返照，借尸还魂。
从表面上看，语文试题的争论集中在标准化和客观题上，这似乎属于外部形式范畴，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蕴藏着深层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改革不是表面考题形式的变化，而是价值观念的颠覆和重构。潜藏在托福模式下面的思维模式，其特点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惟一的、标准的、客观的答案。这种答案的正确性是不须要任何因果分析来支持的，与命题者确认的答案哪怕是有微小差异的表述，都是绝对错误的。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不仅仅对于人文精神、审美的多元价值是一种背离，而且对于当代科学创造所不可或缺的想象力，也是一种扼杀。但是，它却潜藏在高考这种决定命运的选拔形式的深层，就不能不在青少年的思想深处打上深深的烙印，对于他们的世界观产生长期消极的影响。托福模式曾经使中国根深蒂固的考试传统获得了一副现代化的伪装，十多年来对中国青少年的个性和创造力的扼杀惨烈到什么程度，是很难以某种统计数字来量化的。同时不应该忽略的是，受害者也包括命题者本身，在这种简陋的思维模式以外，他们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如果有人公然主张把客观题的分值降低到百分之十到十五，作文题的分值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他们会以为这是在发疯。不幸的是，这种疯子的狂想，已经在他们奉为神明的美国从托福模式中孕育成熟了。这一点，正是笔者要详加论述的。
（三）在美国人那里旧托福模式已经面临寿终正寝
说起来还真有点反讽的意味，人家美国人，托福模式的发明者早就感觉到了这种模式的致命局限，首先就是高分低能。这一点，我们高踞垄断宝座的命题专家可以熟视无睹，但是美国商业机构，出于对竞争的前瞻和市场利润的危机感，却不能无动于衷。
美国人并不是傻瓜。他们很快发现，中国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的聪明的专家们，早已破译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发明了一套连看带懵的办法，无往而不胜。成千上万的托福考试机器被新东方培养出来，中国青年在英语考试中所获得的高分令美国人瞠目结舌。据统计，在全世界托福考试成绩中，除了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新加坡、印度、菲律宾以外，中国名列第一。中国留学生轻而易举地取得比美国大学生更高的托福成绩是屡见不鲜的事，但是，不论在交际还是写作能力方面，他们与美国大学生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起初，美国人还只能用不断提高中国留学生入学分数线来堵住漏洞，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尤其在GRE实行机考的过程中，中国学生的高分潮流一次又一次地使美国人大跌眼镜。他们终于意识到所谓客观题、标准化的命题方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南方周末》记者李宏宇采访了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该总部的苏珊·秦承认：“以选择题为主的考试时间久了，难免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不能准确地反映考生真正的语言应用能力。”他们自2000年就开始组织美国二十多家大学的专家，成立了“托福2000小组”，并制定出新的考试标准和方案。第一，托福增设了“TWE”（英语作文），其根本准则是看学生有没有自己的见解，思想的主体性和语言的灵活性都是评分的根据。惟一的、标准的答案在这里无容身之地。从语法和正词法来看，也不像客观化、标准化那样有一点小错就扣去全部分数，有个把词汇或者语法上的小错，分数不受影响；只要你表达明白了，意思别人懂了，这就行了。第二，新一代托福的听力考试还和口语密切相关。“独立的口语技能”要求学生对给定的话题，比如“世界水资源保护”发表自己的见解，“综合口语技能”则是在听或读一段材料后讨论，二者实际上是口头自由作文，没有自由作文能力的学生是很难获得高分的；写作则更是要求主体的见解和为文的构思能力，阐释、论证的能力，只不过是把口头表述变成了书面表达（见《南方周末》2002年10月31日，C17版）。新一代托福考试的根本精神是发挥学生的自由思考能力和语言文字的灵活运用能力，标准化、客观化的试题已经从百分之百降低到百分之十到十五。这就是说，主观性的作文和口头的自由作文的分值，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
在托福模式的发源地，以标准化、客观化为特点的旧托福模式的末日已经不远了。在我们国家，追随旧托福模式的语文试题的的日子照理也应该是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了。然而，改革又是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在历史潮流面前，抱残守缺，千方百计地延长其好日子，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他们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也是可以预料的。
花了十多年的工夫培养了对托福考试的迷信，这种迷信已经成了一些人的思维模式，加上又和既得利益结合在一起，做些小修小补是轻松愉快的，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旧托福的思维模式，就有一点打破饭碗，甚至打破脑袋的凶险了。
对于旧托福的迷信，主要是对于所谓客观化的迷信，以为高考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客观化、标准化才能保证。如果说这也不无道理，那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建立在过时的技术基础上的道理。旧托福模式产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它只能以一种非常简陋的塑料透明板覆盖在答题卡上，取得商业化的最高效益。然而四十年后，电子科学的突飞猛进，已经使人机对话有了可能，主观性很强的随机对话的评分在技术上已经解决，高度主观化的答案已经不是评分的难题。托福网站上公布了一种试题，就是六幅连环漫画，第一幅是油漆工人在公车的长椅子上钉一张纸，上面写着“油漆未干”；第二幅是一阵风把这张纸吹飞了；第三幅是一位先生在这张椅子上坐下了；第四幅是这位先生在椅子上看报纸；第五幅是他发现自己的衣服被弄脏了；第六幅是他走向洗衣店。考题1，要求考生，把这六幅漫画的故事在一分钟内用英语讲出来。考题2，在三十秒钟的时间内说明这位油漆工人本来应该怎么做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考题3，如果这位先生是你，在你把衣服送到洗衣店以后，发现你明天要穿这件衣服，而洗衣店一般要两天以后才能洗好。你用四十五秒钟时间打电话，说明你想当天就要拿到洗干净的衣服。考题4，这位先生在念报纸，报纸和电视是新闻的主要来源，用六十秒钟的时间说明二者各有什么优缺点。
答案肯定五花八门，在六十年代，很难想像如何统一评分。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把主观答案的客观评价的难题解决了，可是我们位高权重的考试专家们却大愚若智，他们对于解决汉字并列和英语的单词分写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紧迫感，只满足在对托福旧模式上打些新鲜补钉，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们天天在会议上喊“与时俱进”。
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的高考马上就照搬美国新一代托福的模式。但是，至少也应从中得到启发，是不是也应该在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像人家一样集中一批专家，花上几年的功夫，设计出一套有中国语文特点符合中国国情的考试模式呢？
除了语文外，我们的英语、数学、物理、化学，乃至历史、地理无一不是跟托福模式跑，许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时时为一代中国学生为这种僵化的教条束缚而感到焦虑，但是，我们的考试专家，他们并不着急。这是不是一种最严重意义上的失职呢？也许我言之过重了，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不管失职不失职，对于历史来说，每一个人迟早都要被推到它的审判台上去的。
从汉语的现代化看鲁迅的翻译
？ 刘少勤
改造传统汉语，促使汉语现代化，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重要目标。鲁迅的翻译方式和翻译风格与这一目标有直接的联系。
在汉语与外国语的比照中，鲁迅看到汉语语义的含混和语法的不精密：“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1〕因为语义含混，有的人以国学大师自居，解释文典时照样出洋相。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说成是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他的本意是想证明文言胜过白话：三个字的白话“读书人”，用文言只需一个字“士”，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文言的“士”，有时指“读书人”，有时指“武士”，语义并不明了。他所举的典故中，“士”不是“读书人”，而是“武士”。鲁迅嘲讽说，那个桃子不但误杀了三个读书人，还使一个读书人（章士钊）出了丑。一个词的语义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来锁定，比如“武士”，一个“武”，一个“士”，两个词素组合，语义就确定了。词素之间相互构筑了语义的堤坝，阻止语义的泄漏和漂移。传统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只有一个词素，构不成语义的防护堤坝，语义的漂移势所必然。鲁迅没有谈汉语语法具体有哪些缺失。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了一点：“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2〕从“语法的不精密”，鲁迅联想到中国人“思路的不精密”。他想通过直译，把外国语的表现法力求不加改变地引到汉语中来，推动汉语的现代化。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硬 译”
翻译是两种语言在同一时空里相遇后的碰撞、搏斗和较量。如何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译家有两种做法。有的译家以本国语为中心，让外语适应本国语，用本国语改写外语。有的译家以外语为中心，强迫本国语迁就外语，使本国语在翻译过程中接纳外语的表达方式，吸收外语中新的质素和�
